隨著2016大選逼近，台灣選民越來越關注習近平的態度和動作。然而，從中國內部大局來看，如果「習近平」這個人對台灣已經有終極戰略思維，其落點應該在2020，而不在2016；所有發生在2016大選前的發言和動作，只能理解為2020大動作前的戰術佈局。
接下來十個月，習近平的核心班子固然會隨著台灣內部的選情變化而改變戰術，但那些都不會是戰略，台灣選民不能自己慌了手腳。反而是，台灣自己的問鼎大位者，都忍不住「挾中自重」，以親和中國或反對中國為選戰策略，勾引著習近平為自己助選。一言以蔽之，2016是一場「與習近平無關」的大選，2020才是。台灣選民在2016，應該聚焦於台灣自己的內政，以求啟動多半人已經有了共識的憲政體制改革，把自己洗乾淨，以應付2020可能發生的兩岸劇變。
內政上，中國共產黨已經走到了「米」字路口；鄧小平以「發展是硬道理、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消弭了1989年的政爭，江澤民十年認真執行了鄧的方向，胡溫的十年，基本上在應付「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怎麼辦」的問題。習的起手式，則回答的是人民的追問：「為什麼先富起來的人多半是共產黨」？
中共要自我變體質，還是被迫變體制？
共產黨當然希望繼續一黨執政，但是如果發出一份匿名問卷給8700萬名共產黨員，恐怕相信共產黨可以再一黨執政30年的人數是零。因此，不然共產黨得做根本的體質革命，不然中國的憲法得做體制改革。自我變體質，還是被迫變體制，這是擺在共產黨面前的「哈姆雷特」大哉問。歷史責任，落在習近平班子的身上。
以上要說的是，比起迫在眉睫的中共命運、中國命運，「台灣問題」沒有那麼了不起。中國和中共，不會因為「解決了」台灣問題就扭轉運勢，也不會因為「解決不了」台灣問題而傾倒。但是，如果習近平班子能夠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前鞏固絕對的權力，那麼2022年的二十大，就是以大動作實現歷史地位的開始，那就與台灣大大相關。
若照中共過去二十年的慣例，領導人任期十年，任期內「三位一體」，同時為黨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然而，區區十年對於「大動作」是不夠的；小小台灣，在蔣經國集黨政軍於一身的條件下，都花了他十六年才鋪下根本變革之路，何況大大的中國？
假設習近平能夠搞定黨內共識（尤其是紅二代共識），2022年之前他將如何解決「十年不夠」的難題，將是中共建國六十餘年來的最大挑戰。到時無論招式如何，一套嶄新的理論基礎是跑不掉的。屆時，台灣存在這事實，也有可能由現在的「黨國負債表」上，轉移到「變革資產表」上。台灣必須做好準備，把自己的內政洗洗乾淨，然後提出一套嶄新的「以世界（至少東亞）為座標的中國論述」，唯有這樣，華爾滋才跳得起來。若像當下這樣，以習近平為2016助選座標，真有點小鼻子小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