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大選，對是對台灣人民的一次病理切片；每隔四年，將這切片拿到顯微鏡下，看看台灣社會的「公民細胞」比例有沒有增長，「百姓細胞」的比例有沒有降低。這兩種細胞在台灣體內的消長比例，就決定了台灣會不會好。
把國家當作一個有機體來看，「公民細胞」和「百姓細胞」的生存方式不一樣；前者是主動的，通過對母體貢獻能量換取自己的生活，後者則處於被動狀態，期待的是母體對它的養份輸送。
簡單說，公民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對等、權力和責任相符的角色，而百姓則是一種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出現落差的角色。在古代，或在今日的極權國家中，做公民還是做百姓，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但在自由的台灣，一個人選擇做公民還是做百姓，就不能賴到別人了。
台灣百姓現象：要權利不要義務
台灣有許多權利與義務出現大落差的現象。例如，平均稅率12%，卻期待比照那些平均稅率35%－45%國家的同等福利，再如，商人通過政商關係，賺了大錢卻實際稅率低於打工仔。甚至，在權力／責任上，受僱於政府公職者，利用政府內部消息「投資理財」，卻不用像上市公司人員內線交易一樣的受到法律制裁。
這些都不是公民現象，而是百姓現象。我們可以說，吃垮台灣的，就是這些百姓現象；百姓細胞越多，台灣這個有機體就越加好不起來。一個稱得上是「公民社會」的國家，至少社會菁英都應該已經是公民，也就是引領這個國家的那群人，應該是一群權利與義務對稱、權力與責任相符合的人。如果社會菁英都容許自己失衡，那麼如何期待平民成為公民，而不變成刁民？
每次選舉，都是一個絕佳的觀察點；如果選民多要權利而不要義務，候選人只企盼權力而不談責任，那麼就表示台灣還在「百姓意識」的霧霾中，而「公民意識」還在待產中。
選後一年，也是好的病理觀察期。如果還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團隊「有責無權、打破要賠」，立委有自由投票的權力而不必對「黨團密室協商」負責的義務，那麼就可以斷定台灣還僅處在百姓政治的階段，距離公民政治還很遙遠，眺望民主還有一大段路。2016的選舉，參選的年輕人很多，他們對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的對稱性拿捏，值得期待和觀察。
講到底，台灣還是由一千多萬具有投票權的成年人決定的，他們之中的公民比例有多大、百姓比例有多大，決定了自己以及國家的命運。若只懂權利及權力，而無感於義務及責任，那要賴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