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歸檔:joeykuo

台灣未來30年需要何種生存競爭能力?

在數位全球化的趨勢下,其實所有國家需要的生存競爭能力,都是同一組能力,只是各國的天然資源、人口壓力大大不一樣,因而對能力分佈的著重點不一樣。那麼,讓我們把眼光拉到2044年,才占地球總陸地面積0.024%、地球總人口0.329% 的島國台灣,未來30年應該著重培養哪方面的能力?

總體上,台灣社會還沒意識到,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後工具」時代,再過十年,當跨過門檻後,整個人類的過去經驗,也就是歷史,將逐步失去其對未來的指導作用。到時候,任何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都將由其國民的未來感,而非歷史感而決定。目前還停留在「以歷史感立國」的台灣,到時可能陷在一個「前不把村、後不把店」的尷尬境地,也就是還沒找到歷史答案,未來感又建立不起來的幽冥地帶。

我們先來看看,未來10-30年之間,人類將踏入什麼樣的一個前所未經歷的環境。

徹底不一樣的新時代,台灣看到了嗎?

過去4000年的人類歷史,無論如何的進步,如何的革命性創新,都只是一個「工具改良」的過程。例如,工業革命是對機械動力、能源應用的改良,電腦是對人腦運用效率的改良,互聯網、手機是對通訊能力的改良。主宰工具改良的,還是那個4000年來沒有改良過的人腦。換句話說,所有被改良的工具,其「智能」都是人賦予它的;火箭飛再高再快,也是人腦在控制它,電腦運算能力再強,也是人在用它,再神奇的藥物,也是人發明的。在這4000年?,「人」的定義很簡單,那就是娘胎裡出來的才叫作人。

大約20年前,美國歷史學家提出一個疑問:當有一天機器能像人類一樣思考、生氣的時候,人要不要把它當人?他的答案是「必須」二字,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機器實施種族歧視;他說:不要忘了,曾經有一度我們也只把黑人當做生產工具,而不把他們當作人。

這一天不遠了。科學界預測,2018年,單一電腦(也就是你的筆記本、平板、手機)的晶體數量,就要超過人的腦細胞數量了。到了2044年,地球上連結起來的晶體,數量將是所有地球人的腦細胞總數多出幾十倍、幾百倍。而那時,人的頭腦還是像今天一樣,分為幾百、幾千個派別,但為數十倍百倍的電腦晶體卻有機會不分派別的合為一體。到時候,即使「電腦們」還沒有原生性的智慧,但是至少也會出現對「人們」決策的否決權。另外,不要忘了,物理性質的電子電路僅僅是未來智能的方式之一,另外還有能量更為巨大的生物電路的可能性。

歷史上第一次,工具可以對人說NO。今天只是你的汽車上的酒測感知器拒絕你酒駕,明天可能是所有美國生產的武器都拒絕向鑲有「美國人」晶片的對象發射,後天就可能是電腦之間出現集體決策能力。科技,將開始脫離人類的絕對控制。今天聽起來好像很可怕,但那是因為你我一向來假設「一個不受我絕對控制的東西是可怕的」;但別忘了,種族主義、歧視主義、大男人沙豬主義的前提假設也是一樣。一旦去除了這個假設,不受絕對控制的工具,也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從現在到2044年,會是一個萬物逐步相聯的過程。依然魯鈍的人腦,與物聯網的智能差距將越來越大,系統的「智慧」將越來越強。到時,誰最善於和物聯網共處,誰就最能影響你的行為;哪幾個國家制定了物聯網的遊戲規則,那幾個國家就掌握了台灣人的行為(嚴密的物聯網今天就已經存在,例如美軍的所有武器都已經「物聯」起來了,並且可以在無人力介入下,進行對打擊目標的判斷)。台灣若想在一個萬物相聯的世界中保持競爭,今天就必須開始學習放棄「凡事靠人」的習慣。

另一件不可忽視的新鮮事

與這個「後工具時代」同步出現的是另一件新鮮事。今天20歲的人,預期壽命可以到100歲,而2024年出生的嬰兒,應該可活到120歲,2044年的嬰兒,可望朝向150歲邁進。這是一個二代健保應付不了的局面,就連八代健保都不一定能應付。想想看,如果家族企業的董事長100歲還在生龍活虎的上班,他的70歲小兒何時才能接班啊。此時的人類組織,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將越來越依賴流程治理,而非人腦的機巧治理。這點又是今日台灣的弱點,基本上,今天的台灣還是一個依賴人腦機巧治理的國度。

更麻煩的是,人類的生育能力依然在16歲就完備了,青春叛逆期依然始於16歲。到那時,「叛逆青年」的跨度將從16-25歲,延長至16-40歲,這對整個社會的制度彈性將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以台灣今天依然金字塔型、家長式社會,將越來越無法應付社會的變革。

這絕不是科幻小說,而是迫在眉睫的事態,並且已現端倪。想想看,今天已經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弱勢的台灣,倘若在內部機制、價值觀、競爭能力組合上,不能與時俱進,到時將會如何的氣餒啊。

另一件不可忽視的新鮮事

或有人辯說,大家都一樣啊,各國的困難都相同啊。台灣的人民素質,在世界上還算不錯,經濟競爭力排名也還在世界頭20名之內啊。 這就觸及關鍵所在了。

在即將來臨的新世界中,競爭力的要素將出現天翻地覆的翻轉。接下來十年就是一個「要素翻轉」的十年;誰能隨著新要素翻轉,誰就能夠保持競爭力,甚至反敗為勝,誰要不能,就被淘汰。

過去20年,台灣經濟不振,其實不是台灣人不努力,也不是因為台灣人的能力退步了,而是世界變了,台灣人沒有跟著變。在「與中國無關」一書中,我用了「狹義全球化」和「廣義全球化」的對比概念,說明了台灣這20年來跌的一大跤。簡單來說,台灣30年前經濟成功所依賴的能力:勤勞、服從、跟隨、山寨改良,由於沒有與時俱進,當世界的競爭要素發生翻轉時,反而成為了台灣的最大絆腳石。

在「與時俱進」這任務上,台灣已經錯過了一次機會,現在眼看著就要跌出第二大跤,著實令人心焦。這第二跤,摔得恐怕會比第一跤更慘,因為,這次即將翻轉的要素,更加超出了台灣人的意識和價值觀。

扼要說來,接下來30年的翻轉要素,可以歸納為幾點:

-系統的動能,由「控制」走向「配合、協調」;

-溝通的介面,由「定義清楚的單點」,轉向「動態的多點」;

-生產力由「集中規模」,轉向「分佈差異」;

-教育由「老師中心」,轉向「學生中心」;

-市場競爭由「價格」轉向「價值」;

-國家力量由「手腳」轉向「互聯系統」;

-決定國家興衰的,由「廣大平民」轉向(設計、運作互聯系統的)「精英」;

-設備由「工具」轉向「夥伴」;

-利益由「集中」轉向「均沾」;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國家貨幣」的角色只用於中大型交易,日常交易趨向「比特幣」化,或類似的第三方支付;

-大量的「日常人際接觸」,被「萬物互聯」的自動化取代,「人情」的作用將下降;

-傳統的「利害關係」,將因為互聯系統的均衡化效用而淡化;

自己的台灣自己翻轉

相對之下,目前台灣的金字塔形政治體制、政場只重結幫不重合力的地盤文化、權力利益集中的企業體制,家長式的教育體制、社會的民粹氣氛、消費者的貪小便宜、市場普遍看價格不看價值的文化,在在都是「與時俱進」的攔路虎。

聽起來很悲觀。但是台灣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這得看台灣人自己的反省能力和行動能力。倘若台灣還沈溺於歷史,以悲情作為主動力,那麼就真的很悲觀。但是,倘若台灣人能夠把自己當成一個「人」來看待,以未來感作為前進的動力,充分認知到接下來的30年是世界競爭要素翻轉的30年,每個人在自己的角色上,對這個島上的一切陳舊制度、陳舊價值觀,做出相應的翻轉,那麼台灣還是可以有希望的。

未來的競爭力,已經不是「大國」或「小國」的問題。事實上,未來的競爭是否以「國家」為單位,都還不一定。遲早有一天,除去了極少數的巨無霸大國之外,其他小「國」的所謂「主權」,都會變成只是一種形式、一種名譽。例如,20年之後的Google,其對世界的影響力道,將超過絕大多數的小「國」。事實上,到了那一天,Google是否還只是一個「公司」,抑或它成為了世界共同接受的一種尚未被命名的虛擬實體,也未可知。今天所謂的「國家」和「公司」,也不過是人類近400年來的發明,人類還有許多未知的「想像共同體」,正在等著被發明。台灣,也可以作為一種目前還不知名的「想像共同體」而活躍於地球。

與「後工具時代」同時形成的,或許還有政治上的「後主權時代」,文明上的「後宗教時代」。人類的下一波巴士已經啟動,而台灣還在追趕上一波巴士的末班車,渾然不覺自己有可能搭上下一波巴士的頭班車。

良心有沒有成本?

說個經濟笑話:全世界的先進國家都用羅賓漢的原則徵稅,然後用市場原則治理經濟,而只有台灣用資本主義的原則徵稅,然後用羅賓漢原則治理經濟。

歐洲國家如德國、瑞典、挪威,徵起稅來有如俠盜羅賓漢,動輒40%-50%的稅率,相當的社會主義,但是在治理經濟之時,卻也毫不手軟的堅持市場原則;歐洲人明白,得讓有錢人有錢,羅賓漢才有「劫富濟貧」的餘地。

好個怪異的台灣,徵起稅來採取的是「以富為尊」的資本主義原則,治理經濟時卻依循「以選票為尊」的「羅賓漢原則」,積極通過物價干預的方式以換取選票,任由民間人人變成義憤填膺的小羅賓漢,自由心證式的攻擊任何富人。

消費者不該用「道德原則」要求物價

話說「餿水油」事件。餿水油在台灣的食品體系中能夠存在十餘年,乃是「三合一」的結果:政府的物價干預,廠商的將本求利,消費者的「俗擱大碗」貪便宜。三者缺一,或有個案,但不會演變為今天的通案局面。

台灣人若還學不到教訓,繼續從道德層面的「良心問題」去看餿水油事件,那麼類似「沒良心」的事件將不斷發生在台灣,而且頻率會越來越高,今天是油,明天可能是肉,後天可能是魚。

「良心」是有經濟成本的。這個道理,可以用宗教慈善機構的運作機制來說明。即使是慈善,也有經濟成本;宗教機構維持慈善活動的成本,通常來自信眾的捐款,或者信徒的無償時間付出。

那麼,商業機構的「良心成本」呢?你我並不對商業機構捐款,它們的雇員也不能無償付出。當政府運用公權力限制商品的售價,當消費者只想「俗擱大碗」、集體壓迫它不能漲價的時候,請問,它的「良心成本」由誰來負擔?

2013年的「假油」事件發生的時候,正是台灣消費者期待只花300元台幣就吃到在原產地兩倍價格的「純正進口橄欖油」。在2014年發生「餿水油」事件的時候,也是學童的營養午餐成本被壓低到26元台幣的時候。

台灣消費者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質符合各種世界最先進標準,從肉、油、蔬菜、用品、空氣、水,都引進了美國、日本、德國、瑞士的國家指標,「一鍋煮」作為自己的品質標準。當造假事件一一發生時,台灣消費者認為自己受到了欺騙,但卻從不反省,自己其實也是造就這騙局的一個因素。

台灣政府用「反市場原則」治理物價,已經多年了,而消費者用「道德原則」要求物價,也已經多年了。廠商越來越不肖,乃是結果而非原因。如此惡性循環至今,大家卻還停留在「誰比較沒良心」的抓女巫階段。

台灣社會最好趕快認清,以今天台灣的生產力,本來就夠不上世界頭等國家的生活品質,自己騙自己的結果,只會促使政府變成「假、大、空」,廠商更加的「掛羊頭賣狗肉」。

沒有良心是不能的,但是單有良心是萬萬不能的。關鍵不在良心,而在提高生產力。

台灣創新的兩副鐐銬

台灣現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方位的在談「創新」,但多數是向外取經,鮮有人願意「關公刮骨」,從骨子裡追究為什麼幾十年來,創新在台灣只做得零零落落,無法生根。

骨子裡,台灣人有兩大歷史個性:貿易性格,以及農民性格。從荷蘭人對台灣發生興趣,台灣人就是亞洲貿易鏈內的重要一環,鄭成功家族也是海賊王出身,隨後演變為海上貿易霸主。在那段時間,討海和岸邊貿易,就是有志青年的出路。

大清帝國統領台灣時,打擊了台灣的貿易性格,移植來了大陸的農民性格;初期的墾地開荒固然俱有某種冒險進取精神,但一旦定居定耕,無可避免的就由農民價值和性格接管了。

創新,由價值觀決定

農民的生計圍繞著「天」,天象決定了收成,而天象是不可測的。因此,農民的「願景」(Vision)長度最多只有一個收獲季度,下個季度的事,誰知道呢?(當農民中偶爾出現異人,能夠用農民的語言傳播十年的願景,如李自成、毛澤東等人物就橫空出世了)。清代台灣農民並不例外,因此「看短不看長」、「能收多少就收多少」、「囤積才是硬道理」等等零和價值觀就在台灣生根了。

貿易性格與農民性格是相悖的;前者講究買賣投機賺差價,後者講究一點一滴過日子。大膽的推測一下,日本統治時期壓抑了台灣的貿易性格,鞏固了農民性格,而老國民黨統治時期正好相反,推動了台灣的貿易性格,弱化了農民性格。上個世紀70年代,台灣的勞力密集加工出口加上貿易商模式,可以視為台灣社會中貿易性格和農民性格的一次完美結合。

這就是台灣的骨子。然而當「創新」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要素之時,台灣的骨子優勢,就變成致命的攔路虎了。創新產業的特色是:轉化要素,而不被要素控制;賺價值差,不賺價差;看長不看短;不貪小便宜。然而這些特點,都與貿易性格、農民性格直接抵觸。台灣的身子骨,天生就適合短跑,遇上長跑比賽就力不從心了。一言蔽之,貿易性格、農民價值,就是創新的殺手。

那麼,台灣能脫胎換骨嗎?回答這個問題,其實蠻簡單。我們只需要觀察年輕一代,也就是大約18-35歲的人,遇到困境、利益誘惑、名聲誘惑、權力誘惑之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就可下結論了。如果他們都追求瞬間成功、借勢博名、長於山寨而短於原創、凡事以「俗擱大碗」為指標,那麼台灣翻轉的日子就還未到來。

但若他們不恥山寨、凡事追根究底、敢於用十年願景期待自己、承認品質必須付出代價,那麼,台灣脫胎換骨的日子就不遠了。

能不能創新,由價值觀決定;價值觀對了,高智商者得以高創新,一般智商者可以小創新,但若價值觀不對,智商再高都沒用。至於政府所推的「創新產業政策」,倘若只有「利誘」而沒有強烈價值觀的支撐,那就免了吧,那只會引來貿易心態和農民心態的投機收割者。

青年任務:認清羞恥心與台灣前途的關係

「無恥」,是個很特殊的境界,它真的不一般。譬如,壞人為人所唾棄,但是一個壞事做儘的人卻不一定無恥。一個知道自己在做壞事、承認自己是壞人的黑道老大,嚴格說起來並不是一個無恥的人,因為他至少面對了自己。

「無恥」這個境界呢,指的是一個人做了下流之事,即使在深夜獨處時,也感覺不到絲毫愧疚,甚至引以為樂。達到了這種境界的人,通常會主動收集歪理來武裝自己的下流。這種人很容易辨認,就是當一個人做出人人都看得出實屬下流的事情後,被人當面斥責「不要臉」之時,還能夠嬉皮笑臉或滔滔雄辯或老僧入定,此人多屬無恥。

社會中一定有無恥之人,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會有。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無恥之人越來越多,那就是警訊了,因為只有在許多人容忍無恥的情況之下,無恥的人才會冒頭。這該怎麼說呢?知恥之人包容無恥之人,是一種道德的淪喪嗎?

這是一種很現成、很圓融的說辭:因為社會普遍的道德淪喪,因而無恥之人得以抬頭。但是我們必須抵制這種廉價的道德論,因為它太容易讓人晚上安心睡覺了。

知恥者永遠有浪子回頭的可能

事實上,平日知恥之人,到了關鍵時刻竟然可以包容無恥之人,多半是因為無恥之人掌握了某種報復能力,或某種利益的分配權力,這才使得平日知恥之人畏於報復,或誘於利益,才對無恥之事視而不見。

啊,這樣事情就大條了。當知恥之人願意忍受無恥之事時,一個社會的民主法治還可能嗎?雖說「知恥近乎勇」,但單單知恥本身,究竟還夠不成「勇」;知恥之人,必須意識到,當自己被權力威脅,或被利益誘惑之時,還得進一步用行動表明自己的立場,這才稱得上勇敢。

談完抽象,回到現實。台灣,是一個近乎「知恥」的社會,還是一個近乎「無恥」的社會?台灣當前的各種亂象,究竟是起自知恥者對無恥者的進攻,還是無恥者與無恥者之間的互毆?答案,將決定台灣是否能進化到一個真正民主法治的社會。

公平的說,今天台灣兩種現象都存在;各種公民運動,應該多屬知恥的年輕世代對老年世代中無恥者的進攻,但是當牽涉到權力及利益時,多半還是老世代中無恥者與無恥者的互毆。遺憾的是,我們看不到太多老世代中知恥者對青年世代的支持。這是因為,老世代中的知恥者被歷史經驗嚇壞了,他們看過太多年輕時知恥的人,到政場、商場打滾之後,就變成了無恥之人。因而,若要對年輕世代的公民運動者提一個醒,那就是你們之中必須有人發起一個「知恥宣言運動」,列出老世代的「無恥清單」,然後人人簽名畫押,終生不犯,這樣,你們就會得到原先意想不到的社會助力。

記住,壞人不一定無恥,但無恥者一定是壞人;知恥者永遠有浪子回頭的可能,但無恥者即使偽裝成功一時,晚年失節的可能性極大。

習近平與台灣大學生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

這是一篇談兩岸政治的文章,但是必須先從一隻貓談起。(如果你讀到這裡就已經感覺這不會是一篇正經文章,那麼你正是文章的主要訴求對象,請往下讀)。

這也是一篇兼論代溝和文化差距的文章。

話說那隻貓。

帶電光眼神的流浪貓

一次歡笑閒聊的場合中,幾位30出頭,也就是「大人們」稱為草莓族(或80後)的女士聊到了其中一位所養的貓。這隻貓神了去了,iPhone 中的它,不雅的斜靠在沙發座墊上,似笑非笑,雙眼射出看穿了你的電光,略帶一點不屑,略帶一點審查。

貓主人說,它是一隻撿回來的流浪貓。喜歡貓但專撿流浪貓,這已經是30歲的人和50歲的人之間的代溝;30歲的人認為這是救一條小生命,50歲的人覺得那是促長棄貓。

神奇的事在後面,代溝之下還有代溝。30歲出頭的貓主人說,促成她撿回這隻貓的是兩個20歲上下的大學生。30的她和20的她們之間的代溝,不亞於50和30之間的代溝。

20歲、30歲之間,已經有代溝

事情是這樣的。她上班途中,總要經過一個角落,附近經常有流浪貓。天天走,沒怎麼在意,直到有一天,她注意到這隻長相奇特的貓,又瘦又弱,曲卷在牆邊。再走幾步,正好有一家小超市,她一時衝動,進去買了一罐日本進口的貓食,轉回去喂那隻流浪怪貓。

看著貓咪使勁吃,她有種滿足感。身後突然有人嚴厲的說:你不能讓它吃這個牌子的貓食,這個牌子不好,會吃壞貓。她轉身,看到說話的是一個女生,也就是一個大學生。她回答到,它都餓成這樣了,有的吃就不錯了,而且這也不是便宜的貓食,日本進口的呢。

大學女生很不高興,把話再說一次,這個牌子不好,對貓不好。然後,這女生一把將貓抱起,不讓貓再吃。喂貓者錯愕了,本來她不過是可憐這隻貓,沒有收養的意思,至少不是現在,現在還要去上班呢。基於賭氣,她也不客氣的說,你不能把貓抱走,它是我先看到的,你先留著它,把電話號碼給我,我下班來拿貓。

(這又是世代差距了,50歲的人不會這樣反應,頂多是假惺惺的誇大學女生兩句然後走人)。

大學女生說好,給了電話號碼,然後抱著貓離開。

下班後,我們現在的貓主人撥通了大學女生的電話。女生說,貓在我的一個朋友家裡,你去拿。她去了,開門的是另外一名大學女生,交出來的東西讓未來的貓主人(記住,她才30出頭)大吃一驚,這也才是故事的精彩所在。

長相與眾不同的流浪怪貓,已經被洗得乾乾淨淨,毛絨絨的看著她,打了絲巾,蹲坐在貓籠內。一同打包的,還有兩罐「正確」的貓食,兩個小瓶子。大學女生說,這貓的眼睛有點發炎,這一瓶是眼藥水,它的左邊耳朵有點受傷,用另一瓶治療。

臨走,大學生一再叮嚀,如果你不想養了,送回來給我,千萬不要送到流浪貓收容所,在那?它會被安樂死。

就這樣,30出頭的世代,見識到了20左右世代的不同價值觀。說完這故事時,貓主人(記住,她才30出頭)感嘆說,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當年真有點不一樣;發出這感嘆時她渾然不覺旁邊還有許多40出頭、50出頭的聽眾。這隻貓,她已經養了3年,流浪過的貓,從來不喜歡再出門,只喜歡用各種不雅的姿勢在沙發上廝混。貓並不知道,它今天能活得如此暇意,至少依靠了兩層代溝,而這兩層代溝至少花了30年才得以形成。30年前,同樣的一隻貓,多半在被棄養的當下就死了。

習近平與貓的關係

貓的故事說完了,那又與習近平有什麼關係?容我提一個非典型的問題:如果在台灣本土,30歲世代不理解20歲世代的價值觀,40歲不理解30歲,50歲不理解40歲,那麼你猜,60歲的台灣人和20歲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太陽花學運,你期待60歲的台灣人理解嗎?

那麼,隔著海峽、青年時期和農民工人相依為命、從來沒有小確幸過、從來沒有公民投票過、終生刀光劍影的60來歲的習近平,他與20歲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你期待他理解什麼叫「太陽花學運」嗎?

50歲的台灣人,大多數無法理解,為什麼在許多人權問題尚待解決的時候,20歲的人卻把貓權提昇到人權的高度。20歲的人同樣不理解,為什麼在尊重生命這件事上,必須分出「人權」和「貓權」,一個不憐惜陌生貓狗的生命的人,會真心的關懷陌生人的生命嗎?

這裡談的不是對錯是非,那些可以留給哲學。這裡談的是真實世界中的世代價值觀差距,以及文化的差距。凡是不承認這種差距、不面對這種差距的人,終究不能引領世代。

如果不能期待60出頭的習近平理解台灣的年輕世代,那麼可以期望60歲的台灣政治老人理解中國的年輕世代嗎?不管他/她是藍的還是綠的。

聽起來挺麻煩的,是不是?在偉大的中華家長文化之下,40多歲的領導人,如當年美國的甘迺迪,今天英國的卡麥隆、美國的歐巴馬,在海峽兩岸都不可能,這等於是說,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的領導層,都將繼續以陳舊的政治觀點進行角力,什麼「統」啊,「獨」啊,「主權歸屬」啊之類的東西。別忘了,這可是一群看到流浪貓就嫌棄,最多恩賜以安樂死的老傢伙啊。

兩岸是否和平,由年輕人決定

兩岸的前途,如果有和平,一定不來自60歲以上的老人群,切記這點。他們腦中的政治意像,不是槍桿子,就是銀根子;他們講究的,不是軍事實力,就是經濟實力;他們即使同情流浪貓,也不會注意到貓眼發炎、左邊耳朵有傷口。

不管在台灣還是中國,20、30來歲的年輕世代,普遍感受到老人政治之下的疏離感、無力感;在台灣,他們開發了「小確幸」以避世,在中國,他們開發了「金錢萬能」以存世。兩岸年輕世代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以及價值觀的差距,但是他們之間沒有「代溝」,拿的都是iPhone , 玩的都是SN社會網路,打的是同一款遊戲。

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手機子

今天,彼岸的60歲老人們,正拿著傳統的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半強硬、半懷柔的脅迫著此岸,而此岸的60歲老人們也習慣性的從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的邏輯來對抗或配合彼岸。但是,彼岸老人從來不敢拿著「手機子」脅迫台灣,因為他們知道,在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的世界?,台灣必輸,但在手機子的世界?,他們必輸。荒謬的是,台灣的60歲老人們,同樣的害怕手機子,他們寧可打一場必輸的戰,也不敢面對手機子在島上對他們的地位威脅,因此不自覺的放棄了一個與世界溝通的利器。

在互聯網的世界內,沒有統與獨,只有相互加分。一切的「溝」,年齡的、文化的,都會趨近抹平,而這正是玩傳統政治的老人們最害怕的。如果你現在還只有20、30來歲,千萬不要落入老人的圈套,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就在你的身上,大膽的去滑你的手指、敲你的鍵盤;在大數原理下,當台灣年輕一代每年滑出一兆次手指、中國年輕一代每年滑出六十兆手指的時候,兩岸的和平就有基礎了。

你說,那隻貓的意義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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