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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共的終局時刻:五種可能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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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終變成哪種,要看歷史格局中的勢力消長而定。不過,領導人自己內心的傲慢度和氣度的角力,也不能說是非關鍵的。(湯森路透)

所謂「終局時刻」指的並不是遊戲結束的時刻,指的是歷史格局的交叉路口,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走上了其中的一條路,三十年甚至一百年內就難有回頭路。就像俗話說的「過了這村就沒那店了」。那麼,為什麼把「終局時刻」釘在2022年?這是什麼神秘的年份?   2022年和算命及推背圖毫無關係,僅僅是因為2022年是全體中國人、九千萬共產黨員「解疑」的那一刻。在十八大時,十三點五億中國人對習近平有著這樣那樣的幻想,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間,習近平的作為讓改革派失望、保守派狐疑,然而2017年的十九大,習近平仍然讓人存有足夠大的想像空間。

這個想像空間,將在2018-2022年之間定格。一旦定格,中國究竟是走向地獄之路,還是天堂之路,還是徹底打掉重練,就不會再有懸念!所有人都會進入「該幹嘛就去幹嘛」的人心狀態。而台灣呢,也將隨著這終局時刻,做出對台灣最有利的決定。  

此時此刻,把各種蛛絲馬跡放到歷史格局下觀察,可以推測2022年「終局到來」時定格的四種中國方向。

第一種中國:法西斯的中國

十九大習近平的報告長達空前的三萬二千字,耗時三個半小時,但其中真正屬於他的意思,可能也就是萬把字,其他的兩萬字是派系妥協下的不得不言;這也顯示了,十九大時的習,並不如外界(尤其是台灣)媒體所言,已經達到了個人權力的頂峰。軍權(槍桿子),只能說是初步穩定,政權(筆桿子、刀把子)或許達到了七八成,而經濟權(宏觀調控)大約只掌握了五成,至於金融權力(銀根子),大多散落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習能夠直接控制的有個兩三成就算不錯了。

習近平的權力軟肋就在「銀根子」,而其威脅就體現在2018年。槍桿子(解放軍)、筆桿子(國內外統一戰線宣傳)、刀把子(政法公安情報)在體制上都屬於中央集權的結構,因而利於通過各種人事、組織改造而集權,唯有金融「銀根子」,本質上就屬於捉摸不定的流動性通貨,今天在這,明天就可在那,難以集權。打個比喻,金融就像中醫學所說的「氣」,金融學就是一種氣功,沒練過氣功的人,即使有六塊肌,也不過是傻大個一個。

上文說過,中國這三十餘年的「經濟崛起」,搭的是美國為首的世界經貿秩序的便車,這趟便車的火車頭就是深入全球肌理的金融系統,這套系統已經自我成精成妖,現在連始作俑者的美國自己都難以掌控,何況是邯鄲學步、亦步亦趨的中國?  
金融系統,三十餘年來已經以極其扭曲的方式深入了中國整個經濟的肌理,從國家到高官到知識分子到市井小民,無人能夠擺脫對其的路徑依賴。而當下,耍弄這套扭曲系統遊戲規則的人群,並不在習班子內。反而,由於過去五年名為打腐實為整肅的「反腐運動」,已經令這群耍弄金融的人進入更為隱晦的狀態。

習近平不可能不處理這群為數龐大、散落全國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否則他沒有勝算。但由於金融的散落性、流動性、隱晦性,收拾對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祭出法西斯的手段——以民族主義為由、以富國強兵為指標,強力對每一家銀行、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個人,嚴厲進行對金流的控制。而這時候,筆桿子和刀把子就是關鍵中的關鍵工具。

走筆至此,需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過去是槍桿子出政權,而今日的中國已經邁入了「銀根子垮政權」的階段。搞不好習近平本人由於其人生經驗和知識框架的限制,還沒完全看清楚這一點。但他身邊的年輕幕僚,只要是忠心的不可能看不到這點,那就看習本人的傲慢度和氣度了。

看明白了這點,就會知道所謂的「民族主義」、「富國強兵」,或許是一種面對世界的長期策略,但至少在未來五年的短期之內,這些口號宣傳的主要作用還是國內的集權工具。在最糟的情況下,假設習近平無法在兩三年內迅速的將扭曲的中國金融扳正,而必須持續的使用法西斯手段,那麼到了2022年,在執意執政二十年的境況下,法西斯方向就極為可能成為中國的「新常態」。例如武力強制性的重新分配:有錢的吐出錢來,進行類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2.0版」,全社會重新洗牌。

第二種中國:家族壟斷的中國

前述當前中國的金融甚至資產,極大比例掌握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若不認清這個「中國特色」的財富格局,世人很容易就誤會中國的經濟未來掌握在那些經常登上西方媒體、經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敲鐘的「年輕創業家」手中。中國的經濟和財富是個「權本主義」的場域,任何用資本主義邏輯去推斷中國的人,終將會在這個誤會上跌跤。在中國,凡是在西方會計學計算下身家超過十億的「無背景年輕人」,其財富中的大部分不過是為權貴代持,因而有機會就想脫產出逃。

一九九一年,在「八九天安門」幾乎亡黨的事件之後,鄧小平以兩條「鄧氏約法」穩住了中共政權。第一條,「黨讓你發財,和你交換政治權利和思想自由」。第二條,一黨專政從毛式集權改為橫向「常委分權」,以及縱向的「中央/地方分權」。然而在「以權為本」的中國,這樣做的代價就是分倉式的腐敗。近年來的事實證明,鄧氏約法已經走到了盡頭。

習近平過去五年的作為,似乎在向人民提出新的「習式約法」:你給我集權,我還你一個不腐敗的美好未來。然而,許多人內心深處擔心這會走回毛式集權,已經通過耍弄銀根子而獲得天價財富的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和其團夥更擔憂。

在2018-2022年的博弈中,並不排除這些家族們團結起來和習近平叫板談判,以至於出現一種妥協後的結果:家族之間停止鬥爭,不分背景身分,全力擁護共產黨保持一黨專政。但是反對黨內一人專政,形成以下的格局:共產黨走向一個比較內部民主開放的平台,一件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中國由黨國一家逐步邁入國家家族化,以門閥仕紳集團瓜分地盤資源,家族與家族間達到一種競爭博弈下的平衡。
  這時,傳統的血緣、鄉親、門生軟關係取代了一部分的上下權力硬關係,雖然做不到「以法治國」,但是「以法制國」在上層的兩三億人群中還是可能的。

這時的中國,出現兩個沒有交叉點的平行世界:上層兩億人的富貴世界,和下層十二億人的糊口世界。世人今天看到的驚世高鐵系統、機場系統、高速公路系統、華廈美食,單單靠這富貴的兩億消費者就足以運營。至於平行的糊口世界,以中國人易於滿足、害怕災難的天性來看,只需要在「糊口區」上下加碼減碼就可以維穩。

至於家族壟斷的中國,能夠維持多久?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誰知道呢?坦白說,再過二十年當人類徹底進入AI化的世界後,到時威脅人類、國家、政府、家庭生存的問題,極有可能和現在的問題組合完全不一樣。從人性的普遍短視這事實來看,擔憂二十年後的人本來就是少數,何況是歷來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的偉大中華社會文化下的中國人呢?

第三種中國:遲到了五十年的蔣介石

2012年對習近平抱有希望的人,經常提的模式是戈巴契夫模式、李光耀模式,那已是過去。今天對習近平還抱有希望的人,尤其是流亡海外還有「民國情懷」的中國人,期望的是台灣的「蔣經國模式」。然而,莫說十九大以來發生在習近平身上的「小毛澤東現象」,從現在到2022的短短兩年半之間,習即使有心,中國的環境也遠遠未達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擁有的環境條件。

以中國現有條件還有習近平現在的政治處境,習最多只能做到過世前的蔣介石——心知肚明政治不改革是不行了,但先抓住機遇搞好經濟,政治開放的問題就留給下一代。為什麼說「遲到了五十年」呢?因為,蔣介石恐怕一直要到死前十年,也就是距今的五十年前,內心才真正承認政治不開放不行。

從人道觀點下的中國人民福祉,還有台灣的持續前進,我們當然寧可希望習近平成為遲到了五十年的蔣介石,也不願看到他在中國政治鬥爭形勢逼迫下變成小毛澤東。過了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之後,人們就可以對習近平做出最終的歷史評價。

第四種中國:「一國多港」

中國十三點五億人口加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面積,其中的錯綜複雜,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難以完全適用。那麼,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個人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這辦法就是「一國多港」——中國大陸全面香港化。  

換句話說,就是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映射到中國各個省份,真正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神。在這方向,可以參考印度、德國、瑞士的聯邦自治體制。  

如果以上的四種在中國都沒出現,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第五種中國:分裂為幾大塊的中國。

以上的四種中國,哪一種會在2022年成型?我只能說,天知道!人所能通過觀察而知道的,只有從2019年到2022年的習近平作為中而越來越知道。最終變成哪種,要看歷史格局中的勢力消長而定。不過,領導人自己內心的傲慢度和氣度的角力,也不能說是非關鍵的。  

如果以上的四種在中國都沒出現,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第五種中國:分裂為幾大塊的中國。

港幣前方熊出沒!金融險可避,政治險避無可避

港幣成為政治怪幣,其原因來自中共「一黨專權」的本質,以及中共家族利用港幣大量將人民幣洗為外幣的事實。

政治與經濟是無法分開的緊密關係,美、中、香港關係的風雲變化,讓國際金融界開始對在港資產做出各種風險對沖的安排,台灣的公私金融單位和機構該嚴正對待這項功課了。

先自首。作者非金融專業,也不玩股票,更別提任何衍生性金融商品。但是,由於對世界政經大勢關心,尤其是對台灣和中國的命運,因而多年來,以有限的金額進出匯市,目的不在獲利,看重的是各國貨幣起伏與國際政經的敏感互動,其實只是個人在親身遊歷、廣閱新聞之外的另一種理解世界的途徑罷了。

交代這些,是因為《台灣銀行家》是一本專業刊物,然本文中不談具體數據,也沒有金融領域的專業推論。本文將聚焦於政治因素,不過,我基本認為世界上沒有單純存在的「經濟學」或「金融學」,而只有「政治經濟學」和「政治金融學」。我在中國創業的22年經歷中,由於業務性質,因緣際會的,和一位美國籍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交往頗深,他給我上了最寶貴的一課:經濟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經濟。下文內對港幣前途、人民幣走向的觀察,相當程度就是基於這位「不忌人間煙火、遊走歐美政壇」的諾獎人物10年前幫我開的腦洞。

港幣成「政治怪幣」

談港幣,還得從人民幣談起。由於中國GDP總量火箭式成長,2006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增值破8,2010年人民幣對美元增值破7,該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啟動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止與美元掛鉤,改由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半年之內人民幣對美元狂升至6.3,勢不可擋。猶記當時我與一位老台商打賭,他認為人民幣對美元繼續增值破6之日就在眼前,而我判斷人民幣氣數已盡,只會回貶。隨後我贏得的賭注至今還未回收,而這位老台商在他的北京廠房因為坐落在「低端人口區」被剷平之後,也搬回了台灣。

從打那場賭的2011年開始,我連續撰文提醒台灣金融界,中國的經濟是個政治怪胎,相對應的人民幣就是一種政治怪幣,境內人民幣的購買力飛速下降,而境外人民幣卻飛速上漲,完全背離了價值邏輯。但究竟身不在專業領域,人微言輕,台灣投資者眼看著上海、深圳高樓迭起,少有人相信人民幣將一跌不起,紛紛押注人民幣,這才有了2014至2017年間的人民幣TRF慘損事件。台灣投資人在人民幣TRF上究竟賠了多少?金管會說是700億元新台幣,企業界說是2,000億元新台幣,更有高達過兆的說法。事件之初,我曾誤估損失為1,000億元,但即使這低估的數字也在宴席中遭到高官駁斥,後來一位立委助理偷偷告訴我,單單他老闆單個立委的辦公室,收到的「民間告訴」金額,就遠遠超過了1,000億元。

時光匆匆,而今來到了2019年,政治嗅覺告訴我,今天的港幣已經變成了一種比人民幣更怪的政治怪幣。不論出自什麼原因,港幣一旦與美元脫鉤,台灣的曝險水位是多少?私人投資領域的朋友說,至少8,000億元新台幣,另一位曾在香港長期為中共家族操盤的朋友則說:8,000億?別開玩笑了,如果1、2兆打得住,就算謝天謝地了。那麼,如果人民幣對美元貶破7之後,台灣投資人的曝險水位是多少?該以兆為單位,還是以10兆為單位?

過去2年,我三度為文,建議台灣的央行、金管會、金融業,針對港幣、人民幣破盤的想定,進行「金融漢光演習」,得到的反應多是「免驚」、「可控」,甚至「不可能發生」。看來,我又該找人打賭了。

雖非金融專業,但我明白一個道理:在頭寸浮濫的境況下,錢總要投資到某處,不放這裡也得放那裡,只要夠機靈、不做最後一隻老鼠,風險就是「可控」。然而我也明白另外一個道理:當今世界的金融風險是「系統性的」,也就是老鼠沒有最後一隻,只要是老鼠,水漫金山寺時,哪一隻都逃不掉。想不做老鼠,只能學會看「風水」;在「資本主義」場域中,風水就是「市場」,但在中國這種以權為本的「權本主義」下,這風水就是「政治」。有關中國權本主義的特質,作者寫過多篇專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用「權本主義+作者姓名」搜索網路即可。

政治風險來自中共「一黨專權」

港幣這怪幣的政治風險,來自中共「一黨專權」的本質,以及中共家族利用港幣大量將人民幣洗為外幣的事實。人民幣債務,官方數字接近GDP的3倍,雖然西方部份經濟學家及台灣的金融界認為,這數字還不是世界最高,但若考慮到中共官方報喜不報憂的習慣,真實債務/GDP、債務/資產比例,外人不得而知。

再考慮人民幣/港幣的國際信用落差,若要洗出超發的人民幣,通過國際信用尚存的港幣做轉換,乃是再自然不過的套路。這就帶出一個疑問:港幣是否也存在外人不知的超發額度?經濟、金融界的朋友,不妨用常識想想這問題。

中南海急需回收及變現香港價值

雪上加霜的,美國對中共的圍堵政策,已經鎖定香港的「一國兩制」被破壞的事實;舉凡關稅貿易制裁、人權議題制裁,香港都將是第一打擊目標;川普政府以及美國國會都已經明白,香港的自由貿易地位和港幣的方便性,乃中共一黨專權的兩大支柱,必要時只有拆除。至今未動手,其實是給在港的西方利益足夠的逃難期。此刻,若還有國家、企業、金融機構往香港鑽,那只能說是不識時務了。

就在此背景下,港府竟然還推動《送中條例》,製造在港國際人士的恐慌。有些人把此事視為港府、中南海的信心表現,那是完全把書給念倒了。中國的外匯存底,若扣除2、3年內必須清償的外債,只剩下5,000億美元左右,無法支撐龐大經濟體的運轉,中南海急需回收及變現香港的價值,以解近渴,這才是《送中條例》對在港中資、藏匿財富需要發揮的威懾作用。固然這是殺雞取卵之舉,但正因為中南海願意殺雞取卵,才透露出了它的經濟、金融窘迫。 美國已經明白,香港是中共的第一死穴,但西方國家已經被「請君入甕」多年,難免投鼠忌器。然在國際大勢、南海形勢、朝核危機、台海局面諸多因素下,脆弱的平衡何時會斷裂,無人可預知。可以斷定的是,香港危機,因為《送中條例》觸動港人對「雙普選」的要求,在排序上已經在台海危機之前。

台灣對香港情勢要更注意

台灣社會對香港情勢的反應,不客氣地講,未免太輕佻了。一部份人把香港危機視為選舉利多來操作,一部份人則以隔岸觀火的態度對之,甚至不排除還有一部份人想靠著香港危機「火中取栗」以套利。

美國一旦通過香港議題對中共出重手,例如單方中止承認香港自貿資格或迫使港幣與美元脫鉤,台灣將立刻面臨以下幾場土石流:

(1)前述的至少1兆,甚至數兆新台幣的金融曝險;

(2)台民在港的資產投資受損;

(3)由香港進出的貿易受堵;

(4)中共將矛頭指向台灣及台商,通過統戰,使得台灣成為洗產地、洗錢的「備份香港」。

另方面,不論出於被動還是主動,中南海在美國的壓力下,對香港可能採取的動作包括以下:

(1)港幣與美元脫鉤;

(2)人民幣貶至港幣水位,取消港幣;

(3)如同上述的,同樣通過統戰,使得台灣成為洗產地、洗錢的「備份香港」。

我個人的判斷,只要香港人民持續要求民主,香港在劫難逃。我也相信,香港人一定會堅持要民主。而台灣在香港這件事上,不是局外人,而是利害相關人。本文的重心雖然是避險,但與香港相關的金融風險可避,相關的政治風險卻是避不開的。政治態度上,台灣必須拿出休戚與共的政策,協助港人渡過難關。

國際金融界應該都已經開始對在港資產做出各種風險對沖的安排,台灣的公私金融單位和機構,不知功課做足了沒?台灣政府,不知「防颱指標」設立了嗎?台灣散戶投資人,不知意識到位了嗎?該來的,一定會來,但特別要注意一點:美國的作風是「先宣後戰」,而中共的作風是「不宣而戰」。前方,熊出沒!

美對中「四爪戰略」下的台灣牌

川普核心團隊對中共的總體戰略越來越清晰,可以視為一個四層金字塔,由下往上分別是:關稅貿易戰,經濟行為規範戰,科技戰,以及亞洲全局秩序戰,或可簡稱之為「四爪戰略」。前兩爪,間接牽動台灣經濟的起伏,第三爪科技戰則直接衝擊到台灣經濟的支柱-電子業。金字塔最上層的第四爪,朝核問題、南海問題和台灣牌構成關鍵三要素。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之間內戰激烈,但在中共政權本質這件事上,卻已經形成以下共識:如果中共繼續其一貫執政方式,中國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因此,即使共和黨在2020年底選舉失利,繼任的民主黨方也不會改變上述的「四爪戰略」。在此大勢下,可預期的,川普的白宮一定會在未來的18個月中,一爪一爪的進逼中南海。

川普豈容中共賴帳?

關稅貿易戰,只不過是川普的起手式第一爪,況且川普是在先打過盟友加拿大、墨西哥之後才對中國動手的。第二爪的「經濟行為規範」,諸如取消國家外貿補貼、開放市場、停止盜竊知識產權、人民幣自由兌換、開放網路等等,才是川普現階段的目標。然而中共心知肚明,每一項都是死穴,一旦這樣做了,等同一黨專政基礎鬆動,也等於美國不動武而勝。

中國的有識之士眼睛雪亮,川普是用關稅貿易為切入點,倒過來逼迫中共的經濟行為,而經濟行為的規範化,又會倒過來逼迫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因而近來網上出現戲謔說法:「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特朗普(川普)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倒逼師」。

習近平班子豈會不了解這點。川普要的合同內容,簽了,等於葬送了共產黨專政的未來,不簽,就等著川普的第三爪和第四爪。若先簽了再賴帳,你看川普像是容許賴帳的人嗎?

目前中共用的是「拖字訣」。朝核問題下的川普、金正恩越南二度會,拖住了川普一個月,再通過無休無止的談判,希望再拖川普幾個月。但白宮已經放出強烈訊號:不可能讓你再拖多久了,第三爪、第四爪已經準備伺候了。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 三月十日在等同川普喉舌的福斯電視台(Fox News) 說出以下三段話:
1. 「⋯⋯中國在美國的統戰,包括影響媒體、選舉,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外國對美國的滲透⋯⋯這對美國保持其作為開放自由社會是個核心威脅⋯⋯」

2. 「5G通信系統內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用來實現間諜功能,不單只是芯片⋯⋯美國是以全球眼光看待制裁中國科技設備,而且這件事與貿易議題完全無關」

3. 「南海是地中海的兩倍大,全球40%-50% 貿易通過南海海道,而中國正在通過島礁軍事化「將南海變成中國的一個省⋯⋯美國不會坐視」。

美國不等了

當福斯電視主持人追問進一步細節時,波頓說「如果我還是個人公民身份,我可以告訴你許多,但我現在不是」。那麼,讓我們來看看波頓還是個人公民的時候說了哪些話。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的次日,波頓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文章「美國可以打台灣牌」;文中的「台灣牌」,目的在於逼迫中國放棄南海島礁填海建設軍事基地,他說:『如果中國不退讓,美國可通過外交升級的階梯,逼使中國注意。美國可以在國務院內接待台灣外交官,將美國在台辦事處由民間機構升格為外交機構,邀請台灣總統官式訪問美國,允許美國最高階官員前往台灣處理公務,甚至最終恢復完整外交承認』。

第一爪、第二爪何時結束?第三爪何時加力道?牽涉台灣角色的第四爪何時加壓?除了上述波頓傳遞的訊號,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西哲於3月12日參院聽證會中說,不管談得成談不成,幾星期內就會有結論,美國不等了。

台灣何以面對美國的「台灣牌」?兩年前我在一篇文章《抓好停利點和止損點》中說的原則,今日依然適用,如下:『這場「以台灣為槓桿進行的美中爭霸賽」何時結束?沒人知道。但在上述的大局分析下,台灣必須想好自己的停利點和止損點。個人覺得停利點有二,其一就是「迫使」美國與台灣在12個月內簽下FTA,當然台灣也必須有所回報(川普只做交易,記得嗎?),那就是以具體行動獎勵台灣大企業到美國投資、創造就業,以對美台FTA的成形做出貢獻。

第二級停利點,就是「促使」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台海兩岸分治的事實。這點,其實北京也是默認的;美國的正式承諾,撇開中共的面子問題,其實是大大有助於亞洲和平,也就是有助於世界和平。正式承認分治地位的方式也有很多,台灣也必須跳出盒子思考,保持給美國的名目彈性。

停損點,就是台灣在必要的時刻,也要勇敢的對白宮說NO, 借你用一下可以,但是台灣不會接受最終變成美國和中國交換利益的棋子。尤其,台灣不會打代理戰爭』。

(本文曾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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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將是中國「銀根子」年

中共19大定下的班子,首要必須收拾的殘局,不是清理政治鬥爭的戰場,而是巡捕已經散落四處的銀元金錠,並且縫補已經破漏的錢袋子。否則,中國已經百孔千瘡的金融大衣,只要世界刮起一點點金融陣風,就會捉襟見肘,甚至衣不蔽體了。

人人知道中國歷來槍桿子出政權,但卻少人知道,中國歷來也是銀根子垮政權。遠自歷朝歷代,近自民國混戰,哪一方的垮台之前,不是物價飛騰、庫房空虛、資不抵債?

中共經濟的結構性硬傷一再被掩飾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硬傷,已經被天朝的海歸化妝師、國家的面子擴張工程、西方配合中國好面子特色所策劃的採陰補陽外交、以及國際金融玩家為了買賣產品所做的種種阿諛奉承,被掩飾了起來。

而在中國的「權本主義」下,再大的經濟壓力,都不會在政治格局改變之前曝光,但就像地殼壓力,一旦釋放就是一場地震。中共1987年的13大,政治格局改變之後的鄧小平,走上改革開放,地震開始,從89天安門事件到後來的國企改革,所帶來的巨大痛苦,才有了後來「大國崛起」的條件。然而,鄧氏地震的「開經濟、保專政」半套路線,種下了今日經濟貌似強大,專政下的扭曲經濟結構又再一次威脅到中共專政的種子。

19大,正是這樣一個權力格局的拐點,只是經過了30年的累積,經濟的壓力不再來自貧窮,而來自扭曲的結構本身,而且所有扭曲的結果都集中表現在一件事上:金融。

2008年之前,中國的經濟成長單腳站立在一個點上:製造出口。2008至大約2016,成長方式變成單腳站立在政府瘋狂投資上,「鐵公基」遍地開花,土地財政、房地產氣球式虛胖。外加2013年出台的一帶一路、長期耗資數兆、數十兆美元的對外投資計畫,加以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陸面、海面擴軍計畫,同時發生2016-7兩年間的近兩兆美元的資金外逃,至今,中國的金融週轉已經難以為繼了;實質的國家、地方、企業、影子銀行的加總負債接近GDP 四倍、外匯存底的13倍。

19大後的2018年,新班子如果不能用果斷的地震方式處理、重整「銀根子」問題,中國的前景不妙。

「權本主義」下的金融危機

中國經常被形容為「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或「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我覺得這兩種形容都不夠準確,甚至是誤導的,因為這兩種稱呼都把中國的經濟現象視為一種「資本主義」的變種。但事實上,中國過去30來年的各類古怪現象,都不是資本邏輯所能夠導引出來的,而只有權力的邏輯才能解釋。因而,2011年我在著作中發明了一個新詞 -權本主義(Powerism)。

「權本主義」的最核心特色就是,西方所謂的「資本」,在中國只是權力的一種屬性,而在資本主義下,權力只是資本的屬性。用「本尊」和「分身」為比喻,資本主義下,資本是本尊,權力是分身;而在權本主義下,權力是本尊,資本是分身。

中國所有的「資產價值」都屬於統治者所有

用權本主義來解釋中國經濟現象,一切清晰而明瞭。例如,中國的股市起伏,其實大多是依政治權力起伏而定,若看不明白中共中央權力鬥爭及其所屬派系的權力拉鋸,就不可能看明白股市。再如,中國並不存在西方經濟學所稱的「房地產」(Real Estate); Real Estate的市場性基於一個假設:房地是有產權的。而中國的房地,並無產權,只有一定年限的使用權,因而,中國房地的本質比較像是長期債券,只是一種依賴權力信用撐起的金融產品,而不是硬資產。

權本主義下,中國所有的「資產價值」都屬於統治者所有,權力換手,價值就換手。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的內鬥如此腥風血雨,為什麼「民營企業家」有機會就將暫時擁有的資產轉化為現金外逃到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民營企業金錢逃亡,就連國營企業經營者、權鬥落敗者也金錢逃亡,甚至連當權者都要為自己將來可能的權力垮台而預留金錢逃亡路徑。

資本主義下的西方金融危機,多數起自金融商品的過度衍生以及其帶來的債信鏈條斷裂。權本主義下的中國,一旦發生金融危機,一定起自權力將資產轉化為資金而後外逃掏空經濟地基。

近半年來發生的一連串金融相關事件,肖建華、項俊波被捕、吳小輝被失蹤、王健林被掐脖、郭文貴爆料王岐山,所牽涉到的金錢外逃可能超過五兆美元,而這是一個足以觸發中國特色金融危機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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