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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後中共的幾種可能命運

當下美國正在和中共算總帳,帳算下來,中共的命運會出現哪幾種轉折?又會如何牽動被它一黨專政的中國?回答這兩個問題,需要衡量的變數很多;很多人認為善變的川普是變數之一,但這看法是不對的。所有的變數,都在中共這方。

何出此言?可以總結為一句話:今天美國對中共的壓力政策,反映的是美國參眾兩院、共和民主兩黨之間的共識,而中共表現出來的種種抗壓舉動,反映的並不是一個「政府」的政策、也不是一個「政黨」的共識,而反映的是派系鬥爭下的分裂。

請注意,以上所說是觀察這場大戲的密碼;若沒掌握到這密碼,不要說後戲看不懂,就連已經播放的前劇,多半也是錯看。

中共=家天下和派系天下

首先普及一下這密碼的背景知識。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其實只是一個符號,這符號的真正內涵是:一群具有傳統江山觀加皇朝觀的家族和派系,冒充為一個「政黨」,然後再繼而冒充為一個「政府」,聲稱代表一個「國家」。說中共「黨天下」,其實是客氣了;當年的蘇共才是「黨天下」,而中共的真相是「家+派系天下」。

為了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現代國家接軌,中共才搭了一個大型「影視基地」,叫做「政府」,基地內其實都是佈景,「國防部」只是一塊招牌,連獨立的辦公室都沒有,就只是一塊掛在中共軍委辦公大樓外面的招牌和一個網站。所謂的「外交部」、「財政部」、「中央銀行」,雖然都有獨立辦公大樓,但不過都是「黨部」的附屬小名、附隨機構。西方被哄了30年,以為是在和一個政府打交道,即使看明白的人也甘願被哄,因為這個派系家族集團讓西方有錢賺。

現在,美國看懂了中共一半(還有一半沒看懂,但那是後話),要算總帳了。公平地說,川普這個人算帳太精,不願既往不咎,也不認美國自己過去合法、非法得到的好處。但美國要算的是30年的總帳,而不是什麼幾千億的關稅、也不是被偷盜的知識產權、甚至不是什麼軍事爭霸。總帳的真正內涵是:在已經到來的科技環境下,中共勢必對外輸出「科技化集權技能」,以中國為輻射中心,助長全球的集權國家,形成人類文明未曾見過的集權體系。

由於是國家共識,美國政府不會停手,一直到中共的集權輸出能力受到控制為止。固然美國會夾帶一些其他「美國優先」的目的,諸如遏制中共軍力、維持美國地緣霸權等等,但是這些夾帶的項目都不足以完全解釋美國接下來將對中共下的「重手」。

中共根本禁不起金融挑戰

回到中共命運這主題。中共「竭澤而漁」的集權經濟體制,絕對禁不起美國的全方位壓力,而其家族派系的權力尋租、利益分贓的結構,也絕對禁不起當下的金融、貨幣、就業、物價壓力的挑戰。各派系在壓力下,所謂的「中共」已經分裂出幾條路線:

1)妥協收買派:與白宮妥協,同時收買美國政商界和媒體;

2)顛覆美國派:介入美國2020選舉;

3)吃草派:吃草三年,也要與美國鬥爭到底;

4)法西斯派: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加速擴軍,脫離美國軌道,強化「一帶一路」軌道。最後還有一派,

5)取而代之派:實質削弱習近平,另人主政。

這幾條路線相互交錯,因而過去大半年間,中共對美國舉棋不定,出台的「政策」也多次反覆。川普的白宮也出現過反覆,但美國的反覆乃基於國內越來越強的共識,中共的反覆則基於內部越來越分裂的路線鬥爭,兩者本質完全不同。

美國的反覆,已經升級到要求中共開放網路、解除宗教禁令、停止侵害人權。這三項都是可讓「一黨專政」一槍斃命的要求,不管哪一派系,都不可能接受。事實上,中共對這三項都在加速收緊,也已說出「打,奉陪到底」。形勢之下,即將於6月底到來的G20, 除非出現奇蹟,不然習川不會談,不然就是會談時一翻兩瞪眼。

所謂「奇蹟」,指的是雙方以美國的條件達成協議。若奇蹟出現,代表的是上述的「取而代之派」已經讓習坐不住了,而川普也同意伸出援手,那就是世界的幸運了。

卅年後的三種中國

30年後,也就是2046年,那一年份的20歲青年已經可以望見長生不老,40歲的人的生命預期至少是140歲,而到時93歲的習近平,如果他的「核心」地位能夠保持到那時,在國家級別的醫療體系下,至少還有20年的餘生展望,「老年干政」的餘地和力道,乃今天90歲的江澤民無法望其項背的。  

關鍵問題永遠是:如果今天的統治方式不改,共產黨在2046年還能否保有「一黨專政」的地位?它還在不在?  

30年,長還是短?  

許多人回顧過去30年,也就是 1986-2016這段期間,會說:30年沒什麼呀,一晃就過,難道地球會顛倒,南極變北極,北極變南極?  

說這話的人肯定出生於1956年之後;從那時到現在的60年,世界雖然區域戰爭不斷,社會變遷不停,但卻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平定期。一生能夠生活在1956-2016期間而未曾遭遇因戰爭、災禍而流離逃難的人,實在是人類三千年歷史中的天之驕子。  

顛覆歷史的事件,就像地震。8級、9級地震,都是長年被壓抑能量累積的結果,其先震預告期,不會超過一個月。

未來的30年,可不是過去的30年

把未來30年的變化,想像成過去30年的變化,實在是,嗯,有點懵懂。今天30歲的人,若把自己的30年經驗投射到幼子的未來30年的可能際遇上,那就會出大問題,很大的問題。  

過去30年的技術變遷、政治變遷、經濟變遷、生活方式變遷,即使你感覺再劇烈,也不過是「算數級數」下的變遷,而,未來30年,人類將進入百萬年來未有的奇變 -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變化;若作比喻,猶如轉眼之間,牛車發展成波音777、電報發展成為互聯網。     

30年前,所謂的「世代意識差距」(Generation Gap) 是以20年為單位,今天,世代意識以5年為單位。30年前,人類的標準壽命預期可能是70歲,30年後,應該至少是120-140歲(想想那對社會秩序、權力結構和人際倫理的衝擊)。30年前,四年投一次票的代議政治是世界的主流理想,30年後,它不可能再是主流追求。30年前,你的同事是人,30年後,你的老闆可能是機器人。

對未來30年中國的理解框架

因而,若要談「30年後的中國」這話題,我們絕對不能拿過去30年的經驗作為論說基礎,而應該用「捲簾法」,由30年後的世界景觀為座標,倒推至今日中國的現狀,探討中國現狀在未來30年會遭遇什麼樣的挑戰。  

當然,現狀是會有慣性的,尤其在中國當前這樣一個集權體系下。本文的分析框架,正是這樣一個聚焦於「慣性」和「顛覆性」之間的角力,以及角力下的各種可能。  

再來,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分科式的分析演繹,已經不適合作為未來30年的思維方式,對於全球皆然,中國也不例外。因此,我們必須打通科別的屏障,改用對當前動力的趨勢,形成新的概念,來看中國的未來。  

在進入「顛覆性」的領域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60年、30年間所形成的「慣性」;這慣性是如此的強大,使得許多人相信這慣性還會繼續統領中國30年,倒也不足為奇。多數人都是比較相信慣性的力量,惟歷史是從,這導致了「宿命論」。宿命論在今天的台灣尤其力量強大,它使得台灣人幾乎失去了「顛覆性創新」的能力,這個不幸,也是觸動我用「從未來看今天」的視角來推測中國走向的原因。

中國的強大慣性

以下所列舉的各種「中國慣性」,在過去所寫的七本書還有無數文章中,都有詳細的論述, 此處無法再詳述,僅能簡要列舉:  

(一)權本主義的慣性:2300年前秦政以來,一直至今,無論朝代如何更替,民族如何混血,所謂的「中國」,都是一個「以權為本」的生存結構;換句話說,人性中的其他基本要素如愛憎貪癡善惡,乃至儒教理想中的四維八德(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都像星系中的行星,圍繞著「權力」這太陽打轉,掙脫不了「權力」的引力軌道。  

從當年的「無產階級專政」、「計畫經濟」,一直到當下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都不過是「權本主義」的投射罷了。中共政權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法治)的憎惡,本質上就是「權本主義」傳統對上了現代西方的「人本主義」傳統。 「一黨專政」,不過是過去「朝廷專政」的現代投影罷了,只是把權本主義發揮的比過去任何朝廷更徹底、從首都貫穿到最遠的偏鄉,這是歷史上各朝各代做不到的。  

(二)「江山觀」的慣性:中國自古以來,奉承一個原則 -誰打下江山,江山就是誰的。兩千年來,這原則是如此的深入人心,連老百姓都默認(包括台灣「去中國化」了20年,即使有了一人一票,至今人民還默認國家資源就是「誰執政誰分配」,可見「江山觀」的威力)。    

「江山觀」導致了產權概念模糊,至今中國雖然形式上通過了「物權法」,但在飛漲的房地產下,屋主依然只有數十年的地上使用權,事實上屋主並無「產權」,產權依然是屬於國家的,而在黨國一體的現實下,其實產權就是共產黨的。農民的土地權就更不用說了,所謂改革開放30年,農民至今只有耕作權,而無所有權。  

中國經濟,約略65%還在央企和國企的勢力範圍內,而所謂的私企,還僅佔約略35%。但是,今天所有的「私人企業」(再說一次,所有的),只要成功到了進入了黨的視線,黨隨時可以在「權本主義」的手法下,接管或接收該「私企」。包括馬雲(阿里巴巴)、任正飛(華為)、柳傳志(聯想)、王建林(萬達),在其事業大到一定規模時,都曾公開表態說過類似的話:隨時準備將事業貢獻給國家。而在「江山觀」之下,中共家族在這方面從來不手軟。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私人企業家」瘋狂的移民脫產,或者引入外資以防身,或者境外上市的根本原因。連中共的幹部也都在做一樣的事情,因為誰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掌權在位多久。  

由於「江山觀」深植於制度和人心,中國內部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的基石就是清楚明確的產權;沒有產權,就沒有價格,就沒有市場。現在人們所稱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本質上不過是「房屋XX年居住權交易」,而不是資本主義下的產權市場行為。由於這種誤讀,幾乎沒有一個西方的經濟學家看得懂中國的房地現象。  

(三)人治的慣性 :在權本主義和江山觀之下,中國只能人治,而不可能法治 (Rule of Law)。今天中國山寨西方已過期的「法制」(Rule By Law),從警察、檢察官、法官到律師都具備,表面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但本質上還是黨治,而黨治在本質上又是人治。在人治下,從高官到小老百姓,都懂得察言觀色和見風轉舵乃生活在中國的最基本生存功夫,凡是不屑這套功夫的人,輕則被社會遺棄,重則入獄吃飯。  

(四)民族主義的慣性:「民族主義」這四個中文字,始於19、20世紀之交,為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等人從日本借用而來;在這之前,只有「道統」的概念,表現在諸如「反清復明」、「反元復宋」、「反X朝復Y朝」等說法上。在大清朝鞠躬下台後,這個「反X復Y」的公式,不但頓然失去了「X」,連「Y」也都不見了,中國成了無頭蒼蠅。那時,西方的全球化擴張大舉蔓延至東亞,在「我者與它者」的強烈對比刺激下,「民族」這兩個漢字遂開始有了意義。其後,日本國在大東亞主義框架下入侵當時疆土還不明確的中國,人民才開始有了現代的國家觀念,「民族主義」才成為國家定義的一部份;民主主義與國家,變成了神聖的共同體。  

奠基於民族主義的「中國」,雖然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很多個政府,但後來彙整出一個世界承認的國號「中華民國」,英文稱為「Republic of China」。1949年,中華民國當時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敗於另一競爭黨,中國共產黨,而退敗至台灣島。原來同意隸屬於中華民國、但已經實質佔領中國的共產黨,並沒有沿用中華民國這個稱號,也放棄了曾經使用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稱號,而改立新名「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同時接下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棒子。

如果共產黨當時接收了「中華民國」和Republic of China的國際承認的既有稱號,那麼歷史將改寫:中華民國政府還在中國大陸,而一個曾經執政但被打敗推翻的國民黨則實質統治台灣島。共產黨這一念之間的決定,造成了日後「消滅中華民國統一台灣」變成了支撐其執政合理性的民族主義下的無可退讓的核心任務,因為世界上怎能有兩個China?有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不行有 Republic of China。

民族主義是個極好用的統治工具;「中華民國」和「Republic of China」稱號的繼續存在,其實對共產黨是有利的,它給了共產黨最堅實的執政合理性,一直到今天,共產黨還在用這民族主義理由統治內部、對外鬥爭。

世界潮流中的顛覆性元素

談過了慣性,讓我們來看看未來30年將發生在中國的顛覆性元素。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人在慣性思維下,認為台灣難逃這些中國慣性下的宿命,而成為下意識的宿命論者。但,那只是對未來30年世界變化的無知所致,一旦意識到了未來30年人類將經歷一場十萬年來未有之變局,宿命論者的看法便會不一樣了。『你看,川普不是當選了嗎?美國即將面對一場兩百年來未有之變局:-)』   

所謂「顛覆性」並不是專指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力量,而是指整個人類誰也逃不脫、打破舊秩序的大趨勢。形勢比人強,中國的整體形勢比習近平一個人強,而世界的形勢比中國一個國家強。凡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慣性越強,顛覆性的作用就會更強。  

未來30年中國繞不開的「顛覆性元素」:

(A)信息的對稱,來勢迅猛:  

當人人都能夠快速的得到同樣的信息(包括謠言),傳統的金字塔權力結構將不可持續;從中東的阿拉伯之春一直到美國眾多的「地下媒體」(非主流媒體)將川普推上總統寶座,在20年前都是不可想像之事。  

信息對稱的結果就是權力的「去中心化」,這在商業上已經非常明顯(Uber 不需要車行,淘寶網不需要中心發貨倉);在政治領域,「去中心化」也是遲早阻擋不了的潮流。一黨專制的中共正在努力抵擋這個潮流,試圖在世界20%人口的中國境內打造一個封閉的政治信息網,目前看來似乎「成績斐然」,但是這情況絕對維持不了十年,甚至五年。其中道理有二:其一,前述當今世界的「世代意識」已經進入五年一世代的速度,將來可能更快;幾個世代之後的中國青年,勢必會不滿足於這個與世界信息對稱背道而馳的「信息孤島」。其二,中國民眾目前容忍政府的信息管制,心理底層其實是有一個「社會契約」支撐的:你(共產黨)讓我賺錢,我就放棄政治自由,哪天我賺不到錢了,我就要求恢復政治自由。而,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下行的L型;這個社會契約的基礎很快就會鬆動。  

中共所仰仗的「權本主義治國」基礎,終將被信息對稱化的技術和潮流侵蝕到無以為繼的地步。信息對稱使得獨裁、集權不可能,就像信息對稱使得商業壟斷不可能。這也是中國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B)世界秩序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以「美國模式」為首,紅火了50年。現在回過頭看這50年,其主軸有二:    

……以美國的權貴菁英,結合各國、各種主義下的權貴階層,共舉「全球化」的大旗,打造經濟、政治、軍事「生命共同體」,本質上是一個收刮全球平民的幫派俱樂部。全球的大部份資源,不分國界、不分主義的在這群權貴菁英和他們的機構所做出的決策下流轉。在「超級階級」(Super Class, David Rothkopf)這份調查研究中,這一群權貴菁英,全球只有6000人。關鍵問題還是,世界資源包括權力金錢,在「超級階級」之間形成了封閉的流轉系統,只有小部份經過所謂的「涓流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到達平民手中。  

……將「普世價值」的理念(民主自由法治)一魚二吃,一方面奉其為人類有史以來最佳的和平穩定機制,另方面用以維持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由於普世價值的雙面性:實現公義人權的理念,以及實務上用以緩衝平民對權貴階級的敵意,近年來有人提出「人道帝國主義」(Humanistic Imperialism)的概念,意即用人道、人權為名,打擊和收刮不服從美國世界秩序的國家,例如美國的進攻伊拉克,法國領頭的NATO轟炸利比亞。此二事件背後的骯髒政治運作,以及後來ISIS因此壯大的前因後果,在此次希拉蕊被維基解密揭露的郵件中都已公諸於世,對川普的當選頗有助益。  

在信息對稱潮流下,世界秩序的典範肯定出現根本性的轉移。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下一個典範長什麼樣,但肯定不是許多對中國「權本主義」傳統戀戀不忘的人所奢想,「中國模式」可以取代「美國模式」。  

從文明素質和自我檢討能力來看,新的秩序典範出自歐洲的可能性比較大。或者,新典範的基礎將出自新一代的科技企業;如果把當今世上的頂尖100家科技新創企業的領導人聚集一堂,他們之間肯定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新典範具有某些最大公約數。這些最大公約數,必定包括以下:去中心化、去威權化、不分階級不分賢愚的信息對稱、人際信用(credit)及信任(Trust)的機制化、跨國、跨界的大數據知識化、基於與人腦協作的AI深化、共識機制的直接扁平化(去代議制)等等。  

諸如此類的世界新秩序典範,都是一把把刺入中國「權本主義」心臟的利劍。基於權力金字塔運作的中國政府、社會,其「模式」絕無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秩序的新典範。 相反的,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主因就是搭上了西方經貿舊秩序的便車,既然是搭車者而不是駕駛者,當舊秩序翻車時,中國也會像其他搭車者一樣甩得鼻青臉腫。  

(C)人口及壽命帶來的顛覆性  

二戰後,地球上出現了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單一國家:印度和中國。印度人口雖多,但結構上它是聯邦制,由29個民選邦組成,就像一艘有29個隔水貨倉的大船,即使遇上大風浪,也不至於所有貨物滾向一邊,重心失衡造成翻船。相較而言,中國是數千年來未變的「中央/地方」體制,政策一條鞭的直到鄉里。當下在一黨專政下,這個權力不分倉的「通倉體制」可以「集中資源辦大事」,然而一旦環境胚變,導致翻船的也是它,所謂的集中資源可以載舟,集中資源也容易覆舟。  

執政的共產黨面臨的兩難已經火燒眉毛:若政治權力、國家資源分倉,那麼一黨專政就會破功,但若繼續一條鞭管理到底,一旦政令不出中南海或哪個環節出現停滯,整個國家就會系統性失靈。事實上,2016年的中國就已經處在這個兩難的局面:不全面打擊貪腐,國家機器就徹底敗壞,但一條鞭打擊貪腐一旦全面化,中層人員就進入「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賴皮狀態,國家機器就停滯。造成的結果就是,體制內人人決策向上看,一直看到中南海,一直看到十個指頭數得出來的最高領導人。  

一個13.5億人口的國家加上一條鞭的管理,這頭人類未曾見過的巨獸,還能維持體內循環多久?一個不過二十萬人的企業,尚且要用分公司、子公司的體制才能維繫,何況一個八千八百萬黨員、四千五百萬吃皇糧的公務體系,怎可能用一條鞭來保證效能和效率?  

對中共一黨專政的終極威脅,其實來自人口,以及如此龐大人口內的「世代意識翻轉」。一條鞭進行到底,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政體必須轉向新典範,這也是習近平難眠的主要痛苦之一。  

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將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如同共產黨一再自豪的說,過去的改革開放已經令得7億人口脫貧,兩億農民進城。中國的醫療體系固然問題重重,壓力巨大,但是醫療水平逐步在提升,這也是不爭之事實。在未來30年間,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期待值,即使進步較慢,應該也至少有世界期望值的八成,也就是100-120歲之間(視出生年份),想想那對中國經濟、社會的衝擊。固然,這種衝擊是世界性的問題,當下越富裕的國家,所受到的「長壽衝擊力」會更強。  

據中國學者估計,中國的人口大約在2025年會到達巔峰的17億,然受開始縮減。17億人的壽命預期值,即使只比現在提高10%,就等於需要相當於當前壽命預期值下、養活19億人的生產力、醫療教育資源、環境條件,這絕對不是一黨專政一條鞭決策體制所能應付的狀況;而照目前醫療科技的突飛猛進下,十年之內人類可以解決癌症等致命病,也可以有效啟動防老化的體內機制,到時單單中國人口的壽命提升,就可能拖垮國家。形勢比人強,中共當前的體制,不改不可能了。

在「慣性」和「顛覆力」相互拉扯之下,中國走向何方?

以上所列舉的慣性和顛覆力,若要深挖掘,肯定還有許多可以分析,但作為一個思考框架,這些應該就足以表達「未來30年不能用過去30年的經驗來推論」這個概念了。  

在以上的視角下,達到的一個關鍵結論就是:中國的政體不改不行了,否則,國家機器輕則停滯,重則散敗(當然,讀者也可以不同意這結論),而世界潮流留給中共一黨政體的時間不超過30年,甚至不超過10年。  

在慣性和顛覆力拉扯的未知後果下, 30年後的中國會成什麼樣?我個人猜測,以2016年的現實境況為出發點,未來30年間,中國會有以下機種可能:

第一種中國:秩序發展的中國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班子,深切意識到過去的慣性已經無法維繫國家了,而開始誠實、坦然的面對世界潮流下的各種顛覆性力道,開始尋覓舊慣性和新顛覆力之間的最佳可行平衡點,用「破壞性創新」的思維,對現行政體做出根本性改革。  

視黨內權力鬥爭的勢力消長,用五年時間(也就是20大之前),通過修憲推行實質上的「大總統制」(名稱不重要,內涵才重要)。在現行憲法框架下,只需要做兩個動作,就可以達到這目的:其一,修改憲法前言,淡化前言中一黨專政的意涵甚至去除;其二,將2015年人大頒布的「國安法」納入憲法主體條款。(詳見本系列第一篇《2022中國選總統?》  

13.5億人口加上960萬平方公里,其中的錯綜複雜,不是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所可解決的。(湯森路透)  

在爭取民心的配套改革上,實施縣級以下的真實一人一票差額直選,這樣做不至於動搖中央的地位,同時買到了八成的民心。因為在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小民並沒有推翻共產黨的心理準備,他們更在乎與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選賢與能」。  

城市內的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他們可能不會滿足於上述的步驟,而傾向於更激進的改革,焦點將落在參政權上。因而,對於他們也必須提出一套相應的參政機制。過去,共產黨用「吸納入黨」為策略(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路),但那已經徹底失敗。今天,這群為數不少的人已經對「體制內改革」完全失望,而企求改革力量來自體制外。一個作法,便是在前述步驟進行得差不多的時候,提出「一黨主政、多黨制衡」的理念及方案,也就是有條件的開放小黨,使得憂國之士也有參政的權利和途徑。  

強大的「權本主義」慣性,還有共產黨強大的「江山觀」並不會因為上述做法而消失。因此,從嚴治黨和打擊黨內腐敗的動作會持續下去,但日以繼夜的打腐,幹部及家族的激烈反彈也會演變為另一種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必須有利益機制化的對策:如何在制度下讓你有權、讓你有錢,而不影響國家的發展。換句話說,過去的權錢交易是在暗地進行,因而稱作「腐敗」,以後得把權錢交易拉到檯面上來,並且轉化為生產力。  

因此,中國的經濟利益結構,可能由現在的「國有」、「私有」二元格局(反正那也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概念遊戲),逐步轉向由大約500個大小家族(或勢力圈)寡頭壟斷的格局。中國夠大,幾百號寡頭壟斷集團之間相互競爭,也能形成某種「準市場」的合理性和效率。在權本主義和江山感的強大慣性之下,純粹的市場化是不可能的,能夠做到數百個寡頭集團之間的競爭機制,大概也就是極致了。但話說回來,今天全球的經濟,不也幾乎就是數百家集團之間的寡頭壟斷競爭嗎?  

在這樣一個「秩序發展的中國」情境下,中國對台灣會採取什麼政策?台灣應該如何對應?這個「大哉問」,作者在《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 一書中有進一步的詳細論述,此處不贅。

第二種中國:一國多港

上述第一種情境,許多人會簡單的把它稱為「李光耀模式」或「蔣經國模式」,但事實上,13.5億人口加上960萬平方公里,其中的錯綜複雜,不是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所可解決的。  

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個人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這辦法就是「一國多港」-中國大陸全面香港化。  

換句話說,就是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映射到中國各個省份,真正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神。在這方向,可以參考印度、德國、瑞士的聯邦體制。  

香港經驗,算是中國的內生經驗,也是中國社會已經相對熟悉的經驗,足以大用。這一可能性,需要專文論述,此處且先打住。

第三種中國:脫序的中國

一言以蔽之,就是共產黨「義無反顧」的把「權本主義」、「江山觀」、「一條鞭治理」的歷史慣性進行到底,用暴力消弭所有世界潮流下的顛覆性元素,打壓國內的世代翻轉,以法西斯的作風面對來自世界的挑戰。  

在這境況下,等不到30年,即使從嚴治黨,國家機器也會徹底失靈,經濟生產力下滑到無以維持十幾億人民的發展,越來越兜不住的民族主義只能靠軍事形象支撐,軍費開支飛漲,而同時國內維穩(包括信息控制)開銷遠超軍費。  

萬一在這段期間,共產黨由於黨內鬥爭、國內社會壓力而走上「通過對外戰爭以鞏固執政合理性」的民族主義險棋,一個閃失,中國人民的信心就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甚至重返大清末年的思想四分五裂狀態。  

如此,到了2046年,也就是建國百年的前三年,十幾億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歷史評價只會剩下一句話:看你們把國家搞成了什麼樣子!

改革政體的經濟成本

以上所述的三種可能,沒有一條路是平順的,也都是不便宜的。用經濟學的概念來表述,中國想從「權本人治」轉向 「人本法治」,其交易成本極其巨大。換個方式說,從金字塔權力結構到分散型權力結構,坦白說,不見得是中國的經濟能力負擔得起的。  

然而,中國沒有其他選擇,這經濟代價是一定要付出的。問題在於,這一大筆經濟代價,是要花在第三種脫序的中國,還是花在前兩種中國的路徑上?  

今天的決定者是習近平,但無論決定者換了是誰,要做的決定,本質還是一樣的。

(本文曾刊於:上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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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老劉眼中的中國經濟之三

如前所述,老劉一會兒是民族主義者,一會兒是西方仰慕者,但不論何時,他對個人財產增值的信心,都來自對政府經濟手段的信心。他老講的一句話是,中國不能亂,他X的共產黨知道,財產就是老百姓的命,他敢傷到這根筋骨,老百姓就會跟他拼命,您放心,政府維持經濟的手段多了去了。

但老劉還是個願賭服輸的人,他把手頭的幾處房產作為保本救命錢,多出的錢用來炒匯炒股,即使輸光了也只能怨自己嗅覺不夠靈;一千多萬人民幣的現金,經常處於滿倉狀態,日進日出,從來不看什麼基本面,只看那一刻的漲跌還有當下買賣的每手(每單)金額和總手數(單數)。他完全把中國股市當成一個賭客對賭的賭場,他抓的是大戶的動向以及散戶之間的攻防心理。

人民幣匯率連升十一年,中國GDP每年10%的啪啪啪往上趕,老劉有理由信心十足。聽他和幾個在做生意的朋友之間的對話,你會覺得你回到了三十年前的台灣。剛聊完奔馳(賓士)AMG越野車,沒幾天朋友就去買下一輛,說到冬天應該到海南去避寒,另個朋友二話不說就立馬飛海南看房。但老劉粗茶淡飯,衣服越舊越喜歡,他總感覺錢是用來生錢的,不是用來消費的。

我常搜尋一些國際間對中國經濟的不利看法給他,他出於老北京人的禮貌,通常傾聽,然後似笑非笑的說,您放心,中國經濟跨不了,中國政府鬼著呢,怕國際上感覺中國發展太快,明明賺十塊也得告訴別人只賺五塊,等到哪一天明明才賺五塊告訴別人賺十塊的時候,那才是政府覺得中國經濟要出問題的時候,那時間還早著呢!

中共若敢毀約,我跟你拚了!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中國股市也有過幾次慘跌,滬市大盤八千多點跌到兩千多點,老劉也沒放在心上,房價在那挺著呢。中國房價從來只有漲,二十年來北京三環內房子,從三千一平米到六千、八千、一萬二、兩萬一平米,一直到2014年的五、六萬一平米,隨後雖然緩漲,但從來沒聽說跌價。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深圳市曾經傳出房主付不出房貸而銀行要扣房的消息,老劉看到新聞後哈哈大笑對我說,別信它,您放心,中國的銀行都是國家的,它還真能把房子收回去?老百姓不拿著菜刀跟它拼命?國家把房價搞了上去,老百姓拼死買了房,這等於幫了國家的忙,現在老百姓缺錢了,你國家就想把房子收回去?門兒都沒有!

這是老劉對「官民關係」的最基本看法:你讓我賺錢,我就歸你管,你讓我賺不到錢,我自由自在不受你管,你想收回我已經賺到的錢,那叫毀約,我和你拼了。

我又犯了一次傻。2015年中國政府宣布,國家銀行對每個帳戶的存款保障,額度止於25萬人民幣,若銀行破產,超過25萬的部份國家不保。我好心提醒老劉,最好多在幾家銀行多開幾個帳戶,分散風險。他又哈哈大笑,說:您放心,政府說是規定,但辦不到的。老太太一輩子等著給孫子的存款,超過25萬你就不賠啦?那全國人民都要上街啦。您放心,那規定是說給外國人聽的,拿不準哪家大銀行要吸引外資,外資提出破產賠償限額的要求,中國政府就照本宣科,哪還能真幹吶?老劉對WTO沒概念,也不太清楚當年中國在加入WTO時對世界承諾了什麼改革,但他知道中國政府為了吸引外資,什麼話都能先說。

對於什麼是說給中國人聽的,什麼是說給外國人聽的,老劉心理特清楚,洋人的好唬弄,老劉也打心底就瞧不起。中國政府宣布殲二十三戰鬥機首飛的時候,老劉的評論是:您放心,中國宣布首飛的時候,老早三個中隊不知已經部署在哪兒了。中國向國際宣布開始自製第一艘航空母艦的時候,老劉的看法是:第一艘?中國會一次只建一艘?三艘都有可能,不同部位放在不同地方建,到時候拼起來就是幾艘。您等著看吧。共產黨鬼著呢,否則能混到今天?

老劉沒讀過什麼書,不要說什麼孫子兵法、鬼谷子沒讀過,就連三國演義、水滸傳裡的故事頂多也就是小時候聽說書、大了後看電視劇而來的,但他絲毫不覺得自己對世事的判斷比任何學問家差。聊天時他經常會說:我琢磨著,天下的道理都是從生活經驗中來的,再大的學問不也得從小事出發嗎?要沒有蘋果掉到牛頓頭上,他能想出萬有引力?

這就是老劉認為洋人永遠搞不懂中國的原因,「您想想啊,我一輩子沒出過國,我哪懂得洋人腦子是怎麼長的?您要放我到日本,我且得生活個幾年才能知道人家日本人想法的皮毛。洋人到中國,北京上海大城市一住,三年就以為自己懂中國了?他至少得到胡同裡待個十年,冬天半夜提著褲子去上公共廁所,或到農村蹲個十年,他才能了解什麼叫中國啊,看著中國官方給的經濟數據,就想推論中國形勢?門兒都沒有。

這話說得可不是?2007年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訪問了當時的遼寧省省委書記李克強,聽到李克強說他從來不看官方發布的經濟數據,而只看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記者如獲至寶,隨後鑄造了一個新詞,「克強指數」,用來推斷中國經濟的真正走勢,轟動西方經濟學界。老劉聽到這消息,輕蔑的說,您看看,您看看,中國老太婆都知道的常識,到了洋人手?變寶貝了,從用電量、運輸量、貸款量來看中國經濟到底咋的,農村老農都懂這個道理,還「克強指數」咧。

不要以為老劉只批評洋人無知還裝蒜,他評論起中國人來更加犀利,想來是因為他對中國人了解到骨髓內了。北京人有了點錢之後,什麼洋玩意都來,酒店(夜總會)裡流行俄羅斯金絲貓,喝的是威士忌,老劉就對此有意見:怎麼?中國妞不行啊?什麼威士忌,一股藥味兒,哪有二鍋頭來勁?再更有錢之後,北京人開始喝紅酒,一瓶比一瓶貴。應酬的時候,老劉也只能跟著喝紅酒,但有一天他終於發飆了。主人拿出一瓶1994年份的Petrus,說是法國來的名酒,要人民幣6,000一瓶。老劉發言了,他說,在座的哥兒們,我沒去過法國,但我知道人家法國人吃飯餐餐喝紅酒,一般也就幾十人民幣一瓶,你我家裡三代以前都是農民,沒有啥貴族,就別裝逼了,還人模人樣的品六千一瓶法國紅酒咧,你喝得出差別?我也得信吶?中國一年賣掉的法國紅酒比法國全國產量還要高三倍,真假都沒譜,咱們就別在那兒他X的傻逼了。

個人生活方式歸個人,老劉雖然不同意很多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但他對一般人的消費水平和經濟之間的相關性,卻是很敏感;他知道,哪怕是花十倍的價錢喝假酒,只要喝得起,就是經濟不錯的跡象。對於官款消費和私人消費之間的差別,他尤其敏感。習大大打腐反貪,高檔酒樓生意大減,老劉從來不認為那是經濟衰退的證據,他對經濟「大勢」的推斷,來自他對各地小飯館生意的觀察。才三年前,他去了一趟寧夏銀川,回來就說,中國經濟沒問題,就連銀川那個小地方,一入夜,滿大街的小餐館連個座位都找不著,只要小老百姓能消費,經濟就沒問題。

這個話,2016開年之後,老劉第一次的改口了,露出了過去不曾見的憂心。這個冬天,北京特別冷,他終於動了心想到海南去買房,等老了冬天可以上那兒住。回來之後他說,買什麼海南房啊?全部都是空房,社區裡鬼影都沒有,開發商說不降價,但是買一平米送半平米,這不就等於降價三分之一嗎?從海南回北京途中,他又到雲貴轉了一圈,回來嘟噥了兩句:哎唷,晚上小飯鋪裡的客人,明顯的不比過去了,經濟真的要不行了?

胡同老劉眼中的中國經濟之二

上回剛剛提到,1993-94年間人民幣幣值暴增之前,中國當局無預警的限制百姓將手頭美元兌換成人民幣,語音才落,2016年一月24日,上海市無預警的開始限制人民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在「見過市面」的老劉眼裡,他感覺人民幣雖然在過去三個月內劇跌了15%,真正的暴跌還只是快要開始。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毛澤東的這句話真的不錯,不相信毛主席的人,遲早會受到教訓。中國人民的嗅覺有多靈敏呢?給你一個例子。三十多年前,1983年在紐約,一位首批赴美留學的學生向我急借電話,他要立刻打電話回國給他奶奶,要他奶奶馬上買下那一堂考慮已久的傢俱,因為傢俱幾天之內就要漲價了。我借給了他電話,但好奇的問他:你人遠在紐約,怎麼知道上海的傢俱幾天內就要漲價了?

他的回答,當場讓我掉了眼珠子,讀下去,你也會掉眼珠。他說,我剛才在電視新聞上看到黑龍江興安嶺發生森林大火,國內對這種新聞是控制的,但耳語是很快的,幾天之後木材一定漲價,然後傢俱跟著漲,馬上買可以省錢。

中共利用信息不對稱

這叫「打時間差」,時髦的說法叫「利用信息不對稱」。中國政府知道人民鼻子靈,因而「信息不對稱」是主要的社會管控工具(現在你知道為什麼中國政府這麼在意互聯網上的信息流通了吧);信息上的貓捉老鼠、老鼠偷吃,在中國是個永恆的遊戲。既然提到了這事,順帶說說另外一個故事。這位留學生後來回國後和朋友搞了個進口公司,公司名字取為「集益」,因為美國的G.E.(通用電器)那時剛剛進入中國,中國人的字母發音習慣就唸為「集-益」,因此用「集益」的諧音為公司名,很多人就會以為他是G.E. 在中國的代理公司。

中國的匯市、股市,一向都是「政策市」,如本文的主人翁小民老劉,多年來鼻子的敏感度,老早就可以在十公里外嗅到氣味,央視和人民日報,報導什麼和不報導什麼、版面的位置、標題的字號大小,無一不是他們縱橫股海的羅盤。等到事態發展到連老劉都嗅覺亂了套的時候,就表示中國政治的麻煩大了。

最近這幾年,老劉的雷達就亂了套。大概從胡、溫的第二任開始,也就是2008北京奧運之後,老劉開始看不準經濟政策究竟是誰在當家了。央視說「A」,人民日報說「非A」的情況越來越多,政策口和宣傳口開始不同調了。老劉的股市策略原先還有一些中長線,後來越發只能做短線了。進入2015年,原先還可外出幾天不看盤的老劉,開始以每個小時作為進出單位,到了2016年,老劉從開盤到收盤,幾乎都保持著秒進秒出的緊張,以他多年的功力,他不信他從大盤中找不到好股。

當他有重大情緒要表達時,老劉的起手式就是「他X的X」;當你聽到這一句,你就知道他要發功了。早些年股市還有起有落時,只要連續三個漲停板,到了晚上的老劉就是一個忠誠的民族主義者,絕對相信中國的軍威,「小日本、小越南、小菲律賓算個蔥啊」。但是,只要連續三個跌停板,老劉就成了不滿份子,「他X個X」,股市再這樣跌下去,老百姓不會同意的,到時候美國101空降師空降天安門,我第一個給他送茶水去」。

看官不要誤會了,老劉不是個沒有理性的人。事實上,才高中畢業的他,是我見過最能夠分析事理,腦子極為清楚的人。老劉是個看透體制的人,他只是覺得體制都弄成這樣了,房市、股市是像他這樣的小民唯一能感到些許安慰的領域,政府就算貼錢,也應該讓小民感覺有希望。如果連股市都弄不好,那就代表這個政府已經黔驢技窮了。老劉的理性可以在他心平氣和的時候看出來,例如,和我這個台灣人交往深了之後,他會說出「為什麼不讓人家自己過自己的日子啊」,看了南海地圖之後,他會說「中國都把領土畫到人家門口了,這誰樂意啊」。

老劉對摯友絕對忠誠,對弱者絕對仗義,他還是個做啥像啥的人,只要他對任何新鮮事物產生興趣,他都能鑽研到底,自己看透原理。喜歡上摩托車,他能只帶一把螺絲起子和一捆鐵絲,騎著山地越野摩托車一人獨闖叢山峻嶺。我和他去過幾次,到了山裡,他騎車在前開道,我靠兩隻腳跟隨在後,有時在兩百米落差的懸崖小徑上,他呼嘯而去,我卻只能寸步移動。喜歡養魚,他能靠著自學,到大山裡帶著村民建出專業的大魚塘,配種出的錦鯉,連廣東的錦鯉大戶都豎拇指。

但,這些都是他花錢的樂趣,而支撐他所有樂趣的收入來源,就是股票。落寞時他常說的一句話是,「他X的,早知當年就都買茅台酒(股)就好了,到現在分紅和分股,都已經一千倍了」。老劉最大的夢想,就是買一輛奔馳(賓士)頂級AMG大越野,把中國的深山峻嶺、大河荒漠全數孤身走一遍。其實他負擔得起那車,但他時間被股盤給鎖住了。

當中國股市從8000點落到6000點時,我提醒老劉可能會落到4000,他不在意,因為他做短線,只要有漲有跌,他都有錢賺。當從6000點跌倒4000點時,我提醒他局面可能會落到2800,他也不在意,只要過程中有漲有跌。果然,在漲跌之間,老手如他只是小賠。然而,進入2016年,一週之內兩個熔斷點,然後幾次5%的暴跌,老劉知道他已經賠掉了那台奔馳頂級AMG大越野了。算了,他說,不抱希望了,將來改買一台鈴木吉姆尼(Jimmy)得了,那不一樣可以跑? 中國政府,他說,看來這次真要失靈了,但他仍抱著希望,因為街坊裡傳言,這次的股災、匯災,只不過是習大打老虎之後的一次失敗的經濟政變,等老虎老實了,股匯兩市就會大反彈了。

不了解中國大媽就不了解人民幣

人民幣急貶,西方學派的經濟金融界分析出的原因,不外四點:(一)中國經濟經過十餘年的超高速增長,已經越過頂峰,開始週期性的下滑,因此幣值也必須下滑,以反映真實經濟狀況;(二)中國產能過剩,出口增長率下滑,貶值有利出口,如同所有其他國家;(三)2008年金融危機時所推出的四兆人民幣救市QE,被地方政府七搞八搞擴張成為十七兆的地方債務,又被影子銀行搞出各種帳本外的「理財產品」,虛擬信用總量遠遠超過貨幣發行量,形成極大的泡沫,只能靠貨幣貶值來煞車,收拾局面。最後,(四),貶值趨勢造成外資拋售人民幣,國內企業脫產,在預期心理下形成惡性循環。

這些都對,百分之百的對,但沒搔到癢處;中共三十年來經過多少大風大浪,還怕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它手頭有無數的另類工具,足以顛顛簸簸的渡過這場挑戰。西方人過去不了解那些另類工具的力道,因而耽心中國經濟硬著陸,現在他們多數都瞭解了,因而當下即使對人民幣貶值這事保持高度警戒,並歸納出以上四類分析,但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中共政府有能力掌舵,不至於硬著陸。

中共執政合法性是最大心虛

包括中共政府自己,都沒在耽心經濟的硬著陸;高速成長了二十年,即使硬著陸一次又怎麼了?人家美國和歐洲2008年還差一點翻車了呢。中共絕對沒怕在國際上丟面子,它怕的是在國內百姓前丟面子,因為對中共維持執政合法性這一點而言,面子,就是裡子。換個比方說,一個沒有穿內衣的人,外衣,就是內衣。

沒有和中國販夫走卒混過一段日子的人,無法感受到中國一般人內心深處的恐懼和期待。衣冠中人如教授、官員、企業老闆,都是門面話的高手,不可能讓外人知曉他們的內心,就像你我不可能讓外人看到我們在家中穿睡衣的樣子。本質上,這一代中國人無論如何衣著光鮮,都還是被恐慌、謠言驅動的傳統難民,他們或許愛中國,但從來不信任任何政權。他們對個人的細軟財物,防政府如防賊。一百年來,從來沒有過一個政府尊重過人民的私產,說拿就拿,說徵就徵。

人民幣急貶的預期心理,一旦形成小老百姓擠兌外幣的風潮,中國現在僅剩的三兆四千億美元外匯存底,在現行每張身分證每年五萬美元的換匯額度下,只要七千萬張身分證就能將其抹乾。在全國大媽搶金的經驗下,這件事可能只需要六個月。當局的唯一對策就是終止小民換匯,但那等於是殺了百姓的聖牛。殺了百姓的聖牛,這政權就難以為繼了。這,才是中共所害怕的;這,才是人民幣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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