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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台灣的你⋯⋯是誰？

你生長在台灣，一個只有3.6萬平方公里、只佔地球陸地面積0.024％的島國上。也許你出國旅遊過幾次，但你覺得那不算真正的看世界，甚至也許你還沒有踏出過這個島。也許你家境不錯可以吃個小西餐下個小館子，也許你連多吃一碗麵都得要考慮再三。也許你激憤得曾經衝進立法院或在院外露宿20天，也許你從來不上街頭因為你覺得踏實工作才是正道。

不管怎樣，你就是你，但你在想你自己時用的字是「我」。坦白講，有時你不清楚你究竟是別人眼中的「你」，還是你自己看你自己時的「我」。衝進立法院，或走在十萬人群中的那一刻，你感到整個世界就屬那一刻，但離開人群後才三天，你就感到自己不過是世界上的一顆沙，而整個沙灘有一萬公尺長。

放鬆的那一刻，你叫它作小確幸，繃緊欲哭無淚的那一刻，你叫它作活在台灣的不幸。苦悶，因此要找事做、與人碰，做了碰了偶爾可以踩到小確幸，但最終還是回到苦悶。工作好錢多，容易建構一連串的小確幸，工作爛錢少，幸福感需要運氣。

缺的是機會感

台灣有幸運的1%，但你不在那裡面；說穿了，你甚至不在10%裡面。如果你在頭50%裡面，你覺得還可以忍受，但若你感到自己在後50%裡面，你就會憤怒。若你很清楚自己將永遠在尾巴的10%裡面，你只有兩個選擇：麻木，或革命。這?說的不是錢，而是機會；請記住，富二代真正擁有的不是錢，而是錢帶來的機會。錢可以帶來機會，但是機會不一定只有錢可以帶來。只要你有機會，管它錢不錢。苦悶，代表的是沒有機會感；富二代倘若感到自己在家族內沒機會，他也和你一樣苦悶。

好了，現在你知道真正的問題所在了。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是頭1%還是倒數1%，不管你是生長在台灣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你的人生突破點一定是「機會」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任何「幸福感」一定來自「實現自己的機會感」，任何其他如金錢、地位、和諧，包括希望中彩卷，都只是機會感的衍生物或載體罷了。

機會感，也有人稱為希望感，怎麼叫它都無所謂，反正那就是一種感到前面有自己的路可走，路上可能會實現自己的一種感覺。一個80歲身無分文但還有機會感的人，比起一個20歲但已喪失機會感的人，說起來要幸福得多。

你很普通，那怎麼辦？

好，那麼大哉問來了。既然機會感如此關鍵，你要如何增加自己的機會感？機會感是可以培養、可以學習的嗎？一個智商平平，家境一般的「普通人」，能夠通過自我努力、自我修煉而增加機會感（希望感）嗎？難道一定要趨炎附勢才能得到機會嗎？失望者一定得皈依宗教才能彌補遺憾嗎？

或者，政治一點、殘酷一點的問，在經濟不振、政治惡劣、中國壓力環伺的今天台灣，一個「普通青年」，如何才能增加自己的機會感、希望感？

方法是有的，但需要你付出一點代價。秘方就是：自我提煉機會感、希望感、方向感的唯一方法就是「獨立思考能力」。

你可能會說，又來了，說教，老生常談。那就請往下看。

49萬9千9百99個其他人－何謂獨立思考？

何謂「獨立」思考？那就是你要「獨－立」！即使在50萬人的遊行隊伍中，你也得「獨立」來看周圍的49萬9千9百99個其他人（你知道這有多不容易），你得「獨立」的意識到你口中喊出的口號，你再激動，你也得把它當作「你」自己的情緒去體會。

在辦公室中，你得「獨立」於同事；在聚餐時，你得「獨立」於朋友；在看電影時，你得「獨立」於螢幕內容；在面對各式各樣的權威時，你得「獨立」看問題。

有點玄，什麼意思？

火車站的故事

「我」來說一個小故事給「你」聽。四十年前，和幾個大學同學出去玩，中途在一個破舊的火車站等火車。火車還沒來，月台上陸續站上了幾十名旅客，站台很大，旅客三三兩兩的散落四處。突然，一陣叫罵聲刺破安靜，一對男女旅客不知為何開始互罵。所有人，包括我的同學們，眼睛和注意力立刻轉向那對男女。我輕聲提醒同學，「不要看他們，看其他人」，於是我們幾個人開始觀察那些眼神無例外的集中在叫罵男女身上的其他人。事後一位同學說，哇塞，這經驗太奇妙了。當所有人都「融入」一個場景的時後，如果「你」用「我自己」的意識，去觀察那些當時已經完全失去「我意識」的他人，你的「自我意識」和存在感，將是那樣的清晰和犀利。

這就是「獨－立」，然後你用那種獨立而來的經驗，去了解事物，那就是「獨立思考」。

因此，下次在遊行時、工作時、辯論時、看電視新聞時，你都試試獨立，一段時間之後，你對自己、對台灣、對世界的看法，將產生一種本質性的變化，因為你獨立了。如此一兩年後，你一定可以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一種隨時切換角度看問題的能力，一種可以同時用多個角度看問題、理解事態的能力。

獨立思考的能力就是主體性

關鍵是，你不用走出台灣就可以培養你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一個小火車站的一個小事件，就能啟動你的獨立思考能力，何況一個3.6萬平方公里、2300萬芸芸眾生的台灣。哲學上說，這完全只是一個「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切割或切換的功夫，能力就在你的腦袋裡，就在你的意識內。如果你「融入」客體（環境），那麼也許你可以得到小確幸、分享別人的喜怒哀樂、得到歸屬感，但是，你將得不到主體性的獨立思考。

什麼叫「主體性」？獨立思考的能力就是主體性。主體性不是靠「別人」承認而來的。一萬個人「承認」你，你自己若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你還是沒有主體性。（附帶囉嗦一句，想想什麼才是「台灣的主體性」？天天要求別人承認卻沒有獨立思考，掛個「主體性」的名牌，不過是個人形立牌罷了）。

談完了獨立思考，現在可以接下去談，為什麼「獨立思考能力」會帶給你機會感、希望感和方向感，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你不想作一台照相機或錄音機

如果你不隨身帶著獨立思考的能力，即使你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你也不過就是一台照相機或錄音機。只有不斷的隨時隨地獨立思考，你才能把那海量的「資料」、「印象」，以角度切換的功夫，建構成一種「看法」或「思路」，也才能從紛雜萬象當中看到「機會」。

機會，就是「機－會」，各種意外恰巧碰在一起、稍縱即逝的那一小段時間。真正能夠利用到「機會」的人，是那些先知先覺的人，後知後覺的人可以抓到尾巴，不知不覺而又輕信者只能做別人的白老鼠。但世事混屯一片，如何「先知先覺」？

多數人會說，先看到機會要靠「聰明」，或粗俗的說，就是要智商IQ高嘛。這裡得闢謠，IQ再高，如果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頂多也就做一名「專才」（當然那也不錯啦）；專才不需要太多「機會」，因為世界已經給他畫出了固定的路。

機會，來自先知先覺，先知先覺來自獨立思考能力，也就是不斷切換角度、時時能夠以他人觀點看問題的能力。試想，看到同一個事態，別人只能用固化、僵化的角度去體會，而你能夠從兩種、三種⋯⋯八種角度去體會，誰比較能從中看出「機會」（或風險）？這是簡單的算數，沒什麼神秘的。

自然語言，就是你我天天說的、寫的語言，包括你和朋友之間的聊天，email、臉書上的用語，電視上聽到的名嘴評論、報紙雜誌上的文章。社會間的大部份事情，都是通過自然語言的溝通、辨析，才能達到所謂的「看法」、「觀念」、「是非」。

自然語言是鬆散的，帶著感情和情緒的，它固然可以用來把事情「講清楚」，但是它也可以用來混淆思想。因此，語言能力強的人，在社會中是佔著便宜的；在講道理時，正道的人可以撥繭抽絲，娓娓道來，但在強辯時，落入邪道人可以把別人弄得迷迷糊糊、左右不分。

這就是自然語言的威力，但這也正是它的危險性所在。一個社會，倘若多數人都觀念明確、思路清晰，那麼不論如何多元化，都會產生共同前進的平台；但若一個社會內的多數人都觀念混淆、理路不清，那麼「多元化」就是一個災難。

「民主」是什麼？

「民主」這個觀念，在今天的台灣究竟是「人民當家作主」，還是「為人民作主」？這是兩個相互抵觸的概念，例如，一個堅稱「讓孩子自主」但行為上卻是「為孩子作主」的爸爸，能被稱作一個「民主爸爸」嗎？

這種矛盾，幾乎在台灣的所有大事件中都可看到。例如，衝進立法院是不折不扣的「人民當家作主」的行為（我認為很棒），但是支撐這行為的潛在情緒卻是「政府（或馬政府）沒有在為人民作主」，背後的潛台詞似乎是「如果政府有在為人民作主，我也不至於衝進立法院要求人民當家作主」。再如正在惡化的禽流感事件，公眾批判政府失職、沒有在第一時間強力管制，然而當養殖戶隨地丟棄雞鴨鵝死屍時，卻不見公眾及媒體全力批判「自己的死雞自己丟」的「當家作主」行為。那麼，倘若禽流感最終變為不可收拾，該歸咎的究竟是政府「沒有強力作為、沒有為人民作主」，還是養戶「當家作主、拖延遲報、棄屍便宜行事」？

台灣人，你的「民主」觀念清晰嗎？這裡，就用得上自然語言分析的功夫了。

日本漢譯沒害到日本，卻害了台灣

「民主」一詞，來自日本對「democracy」一詞的漢譯。清末民初在中國，本來「democracy」被音譯為「德謨克拉西」，就像「coffee」被音譯為「咖啡」。如果當年「coffee」被翻譯為「黑苦水」，那麼今天台北街頭看到的招牌就是「星巴客黑苦水」。如果當年保留了「德謨克拉西」，甚至採用胡適提倡的的口語「德先生」，台灣的「民主」不會這麼亂，中國也不可能發明出「中國特色民主」這樣的掛羊頭賣狗肉招牌，更不可能說出「台灣的民主亂象，證明了西方民主不可行」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證。

「民主」，在漢語的語意下，可以理解為「人民當家作主」，或是「為人民作主」，隨你高興。但這兩種理解方式，本質上是矛盾的；如果是「人民當家作主」，就不可能是「為人民作主」，反之亦然。一下理解為前者，一下理解為後者，就會產生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所舉例的「圓形的方形」－這玩意究竟是圓的還是方的？

不怪日本人，人家對漢字的理解方式，和你不同。例如，「手紙」在日本漢字下的意義是「書信」，但在中國的意義是「衛生紙」，因而有個笑話，日本人寄了一封手紙給某中國人，中方聽到後說，日本人真以為中國這麼窮，還特地寄衛生紙給我？

「民主」在日本沒有歧意，麥克阿瑟將軍已經把全套的西方民主制度強制實施於日本。台灣比較不幸，在「民主」的歧意之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一下被要求「人民當家作主」，一下又被要求「為人民作主」；人民在A情況下要求前者，又在B情況下要求後者，舉的大旗都是「民主」，因此「德謨克拉西」在台灣全亂了套。但似乎還嫌這樣不夠亂，在三權的角色已然不清之下，還弄個考試權、監察權來預防「不為人民作主」的政府。奠定五權憲法的孫中山先生是偉人，他確實想讓人民作主，但處在當時的時勢之下，卻又不得不經常的為人民作主。他知道這是個矛盾，因而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軍政、訓政時期是「為人民作主」，憲政時期是「人民當家作主」。這套將近100年前為中國大陸設計的過渡性大衣，後來意外的被死死得套在小小台灣身上，當然不是孫中山的初衷。台灣現在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和政黨輪替，但在將近百歲的五權憲法的（矛盾）概念的框限下，從政府、政黨到人民，始終搞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

不怪日本人，不怪孫中山，那怪誰？

不能怪日本人，也不能怪孫中山，那麼怪誰呢？早年的「抗蔣英雄」，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可是個羅素的信徒，語言分析的專家。他對於蔣氏政權在政治語言上的偷梁換柱，一一加以解析，他和「同夥」雷震先生等人所共創的「自由中國」雜誌，為日後的黨外時代，打下了觀念思辨、邏輯理路的基礎。這些先輩對「民主」的理解，一向都是不折不扣的「讓人民當家作主」，除此之外沒有第二個意義。然而國民黨是個家長式政黨，一直到今天都還在玩弄「民主」的歧異。但同時也得抱歉的說，在台灣開放黨禁實施「民主」之後，民進黨逐步的脫離了前輩們對「民主」的思辨成果，而和國民黨玩起了同樣的遊戲：比誰更能「為人民作主」，同樣的也一直玩到今天。多少骯髒，都以「為人民作主」作理由，在台灣進行著。

包公、媽祖，不是「民主」

另一方面，台灣選民也一直未能擺脫「老百姓」的習性，認為被選出的政府就是應該「為人民作主」，而尚未真正進化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公民」。選前聽到「人民當家作主」就激動不已，選後一轉身就期盼政府是個「為人民作主」的包公或媽祖。

台灣人，你是想做當家作主的「公民」，還是想做被包公、媽祖領導的「百姓」？如果你想做「公民」，那麼為什麼15年來你都只會抱怨總統或政府不是你期待中的包公媽祖？你為什麼只懂得衝進立法院來辱罵「偽包公」，而對立法院、地方議會內的種種齷齪，只做選擇性的指責？媒體們，為什麼今天你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明天又批評政府「不為人民作主」？教授們⋯⋯企業家們⋯⋯政客們，為什麼您們對「民主」沒有中心思想而做牆頭草兩邊倒？「小民」不懂，您們也不懂嗎？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認清楚「民主」在台灣的歧意，拋棄「為人民作主」那一部分，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公民自治作主。或許有人會反對說，公民自治作主的後果就是死雞死鴨亂扔、清境農場亂墾、全台違建四佈。但是，那是司法及執法的問題；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是法治，一群不願意接受法律後果的人民，的確沒有當家作主的資格。

過去15年（甚至23年），台灣人都在企盼出現一位人世間不存在的包公媽祖。如果台灣人到了2016還在企盼一位「帶領台灣走出困境的英明領袖」，那麼我可以很果斷的告訴你，倘若運氣好的話，你得到的將是一位「為人民作主」的專斷孤獨的領袖，但倘若運氣不好的話，你將得到一位面面俱到但萬事不成的偽君子。而這兩種人，最終引來的將是世界的「為人民作主」的冠軍 － 中國共產黨。

「民主」是何意？語言分析的能力還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篇談兩岸政治的文章，但是必須先從一隻貓談起。（如果你讀到這裡就已經感覺這不會是一篇正經文章，那麼你正是文章的主要訴求對象，請往下讀）。

這也是一篇兼論代溝和文化差距的文章。

話說那隻貓。

帶電光眼神的流浪貓

一次歡笑閒聊的場合中，幾位30出頭，也就是「大人們」稱為草莓族（或80後）的女士聊到了其中一位所養的貓。這隻貓神了去了，iPhone 中的它，不雅的斜靠在沙發座墊上，似笑非笑，雙眼射出看穿了你的電光，略帶一點不屑，略帶一點審查。

貓主人說，它是一隻撿回來的流浪貓。喜歡貓但專撿流浪貓，這已經是30歲的人和50歲的人之間的代溝；30歲的人認為這是救一條小生命，50歲的人覺得那是促長棄貓。

神奇的事在後面，代溝之下還有代溝。30歲出頭的貓主人說，促成她撿回這隻貓的是兩個20歲上下的大學生。30的她和20的她們之間的代溝，不亞於50和30之間的代溝。

20歲、30歲之間，已經有代溝

事情是這樣的。她上班途中，總要經過一個角落，附近經常有流浪貓。天天走，沒怎麼在意，直到有一天，她注意到這隻長相奇特的貓，又瘦又弱，曲卷在牆邊。再走幾步，正好有一家小超市，她一時衝動，進去買了一罐日本進口的貓食，轉回去喂那隻流浪怪貓。

看著貓咪使勁吃，她有種滿足感。身後突然有人嚴厲的說：你不能讓它吃這個牌子的貓食，這個牌子不好，會吃壞貓。她轉身，看到說話的是一個女生，也就是一個大學生。她回答到，它都餓成這樣了，有的吃就不錯了，而且這也不是便宜的貓食，日本進口的呢。

大學女生很不高興，把話再說一次，這個牌子不好，對貓不好。然後，這女生一把將貓抱起，不讓貓再吃。喂貓者錯愕了，本來她不過是可憐這隻貓，沒有收養的意思，至少不是現在，現在還要去上班呢。基於賭氣，她也不客氣的說，你不能把貓抱走，它是我先看到的，你先留著它，把電話號碼給我，我下班來拿貓。

（這又是世代差距了，50歲的人不會這樣反應，頂多是假惺惺的誇大學女生兩句然後走人）。

大學女生說好，給了電話號碼，然後抱著貓離開。

下班後，我們現在的貓主人撥通了大學女生的電話。女生說，貓在我的一個朋友家裡，你去拿。她去了，開門的是另外一名大學女生，交出來的東西讓未來的貓主人（記住，她才30出頭）大吃一驚，這也才是故事的精彩所在。

長相與眾不同的流浪怪貓，已經被洗得乾乾淨淨，毛絨絨的看著她，打了絲巾，蹲坐在貓籠內。一同打包的，還有兩罐「正確」的貓食，兩個小瓶子。大學女生說，這貓的眼睛有點發炎，這一瓶是眼藥水，它的左邊耳朵有點受傷，用另一瓶治療。

臨走，大學生一再叮嚀，如果你不想養了，送回來給我，千萬不要送到流浪貓收容所，在那?它會被安樂死。

就這樣，30出頭的世代，見識到了20左右世代的不同價值觀。說完這故事時，貓主人（記住，她才30出頭）感嘆說，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當年真有點不一樣；發出這感嘆時她渾然不覺旁邊還有許多40出頭、50出頭的聽眾。這隻貓，她已經養了3年，流浪過的貓，從來不喜歡再出門，只喜歡用各種不雅的姿勢在沙發上廝混。貓並不知道，它今天能活得如此暇意，至少依靠了兩層代溝，而這兩層代溝至少花了30年才得以形成。30年前，同樣的一隻貓，多半在被棄養的當下就死了。

習近平與貓的關係

貓的故事說完了，那又與習近平有什麼關係？容我提一個非典型的問題：如果在台灣本土，30歲世代不理解20歲世代的價值觀，40歲不理解30歲，50歲不理解40歲，那麼你猜，60歲的台灣人和20歲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太陽花學運，你期待60歲的台灣人理解嗎？

那麼，隔著海峽、青年時期和農民工人相依為命、從來沒有小確幸過、從來沒有公民投票過、終生刀光劍影的60來歲的習近平，他與20歲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你期待他理解什麼叫「太陽花學運」嗎？

50歲的台灣人，大多數無法理解，為什麼在許多人權問題尚待解決的時候，20歲的人卻把貓權提昇到人權的高度。20歲的人同樣不理解，為什麼在尊重生命這件事上，必須分出「人權」和「貓權」，一個不憐惜陌生貓狗的生命的人，會真心的關懷陌生人的生命嗎？

這裡談的不是對錯是非，那些可以留給哲學。這裡談的是真實世界中的世代價值觀差距，以及文化的差距。凡是不承認這種差距、不面對這種差距的人，終究不能引領世代。

如果不能期待60出頭的習近平理解台灣的年輕世代，那麼可以期望60歲的台灣政治老人理解中國的年輕世代嗎？不管他／她是藍的還是綠的。

聽起來挺麻煩的，是不是？在偉大的中華家長文化之下，40多歲的領導人，如當年美國的甘迺迪，今天英國的卡麥隆、美國的歐巴馬，在海峽兩岸都不可能，這等於是說，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的領導層，都將繼續以陳舊的政治觀點進行角力，什麼「統」啊，「獨」啊，「主權歸屬」啊之類的東西。別忘了，這可是一群看到流浪貓就嫌棄，最多恩賜以安樂死的老傢伙啊。

兩岸是否和平，由年輕人決定

兩岸的前途，如果有和平，一定不來自60歲以上的老人群，切記這點。他們腦中的政治意像，不是槍桿子，就是銀根子；他們講究的，不是軍事實力，就是經濟實力；他們即使同情流浪貓，也不會注意到貓眼發炎、左邊耳朵有傷口。

不管在台灣還是中國，20、30來歲的年輕世代，普遍感受到老人政治之下的疏離感、無力感；在台灣，他們開發了「小確幸」以避世，在中國，他們開發了「金錢萬能」以存世。兩岸年輕世代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以及價值觀的差距，但是他們之間沒有「代溝」，拿的都是iPhone , 玩的都是SN社會網路，打的是同一款遊戲。

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手機子

今天，彼岸的60歲老人們，正拿著傳統的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半強硬、半懷柔的脅迫著此岸，而此岸的60歲老人們也習慣性的從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的邏輯來對抗或配合彼岸。但是，彼岸老人從來不敢拿著「手機子」脅迫台灣，因為他們知道，在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的世界?，台灣必輸，但在手機子的世界?，他們必輸。荒謬的是，台灣的60歲老人們，同樣的害怕手機子，他們寧可打一場必輸的戰，也不敢面對手機子在島上對他們的地位威脅，因此不自覺的放棄了一個與世界溝通的利器。

在互聯網的世界內，沒有統與獨，只有相互加分。一切的「溝」，年齡的、文化的，都會趨近抹平，而這正是玩傳統政治的老人們最害怕的。如果你現在還只有20、30來歲，千萬不要落入老人的圈套，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就在你的身上，大膽的去滑你的手指、敲你的鍵盤；在大數原理下，當台灣年輕一代每年滑出一兆次手指、中國年輕一代每年滑出六十兆手指的時候，兩岸的和平就有基礎了。

你說，那隻貓的意義大不大？

教育是用來幹什麼的？走遍地球，萬變不離其宗的，可以凝結為兩個思路。其一，教育是用來訓練人的生存能力的，其二，教育是用來挖掘人這種生物的潛力的。前者，著重的是受教群體的技能，或曰競爭力，後者，著重的是每一個個人的自我實現，或曰人生幸福。

非常不幸的，後者的實現，有賴於前者的成就。用世俗語言說，就是「XX不能當飯吃」，這個「XX」，你可以套進「自由」、「民主」或者一些其他崇高的字眼。但也非常弔詭的，以前不能當飯吃的某些東西，在人類經濟變化了之後，竟然變成可以當飯吃，例如，「遊戲」這個東東。老一代視遊戲為荒廢，但新一代人視遊戲為一個可以用來吃飯的產業；其他如「娛樂」、「設計」、「廣告」、「公關」等等都是。

總歸來講，「吃飯」和「活出精彩」兩件事，需要一種先後的順序和有機的比例，社會才會達到幸福。次序弄顛倒了，人不會幸福；比例失調了，人也不會幸福。

大哉問：台灣在這兩件事上的次序排對了嗎？比例合理嗎？

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否則不會有22K的話題，也不會有「小確幸」這種概念的浮出。

那麼，我們就來談談台灣教育中的次序和比例問題。

22歲以前不需要吃飯技能？

今天的台灣，一個人可以從幼稚園到大學畢業，完全碰不到「吃飯技能」這檔事。問題是，新一代的台灣人每一個人都可以讀大學，邏輯告訴我們，未來幾乎100%的台灣人，22歲以前都沒有吃飯技能。與此同時，世界上的先進國家早已在10年前就進入「學用合一」的潮流，20歲、18歲、15歲、甚至12歲創業的案例不斷蹦出。可以斷言的是，以台灣當下的官方教育體制，10年之後台灣在世界上的「吃飯技能」排序，當落入「地球放牛班」行列。

極小一部份台灣人不會受到大影響，那是老爸老媽很有錢的人，他們老早把兒女的房子、聘金、孫輩的出國教育費準備好了。IQ 很高的人，也還好辦，他們憑著高智商，22歲以後再追世界，也還能混日子，例如去替那些IQ比他們低很多的外國人做下屬。

我們關心的是90%的台灣人，如果他們不行，即使10%的「高等台灣人」還能夠嵌入世界潮流，也不過就是那10%的個人造化，而不是台灣整體的提升。

為什麼台灣的教育會落入「22歲以前不需要吃飯技能」的理念？這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台灣曾經窮過，12歲就必須幫忙養豬，18歲就必須進廠做工，因此大人們說，不行再苦自己的孩子了，必須讓他們無憂無慮的念完大學。

其二，這是一個「精英誤國」的案例。台灣的精英出國留學，但多半是短期幾年的蜻蜓點水，或只是關在象牙塔中努力，對其他文化的理念、社會經濟其實並無深入體會，然而雖然沒有真正吃過豬肉，但究竟看過豬走路，因而回台灣後很自然就成了意見領袖或位居高位。套一句歷史學家的名言來說，「在瞎子的國度裡，獨眼龍就是國王」，獨眼龍看不到180度，因而容易形成偏見，推波助瀾了偏頗的政策。

其三，當然就是父母腦中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中國價值觀；大學數量越多，升學補習班的數量越多。在教育這檔事上，台灣還很中國。

結果就是，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之牛耳，有人說是148所，有人說是165所，單單這個確切數目搞不清的現象，就透露了大學如雨後春筍的事實。香港的大學數量是8所，照它的密度，台灣不應該超過25所；新加坡專校林立，但是正式的大學只有兩所，換算人口，台灣不應該超過10所。人口兩倍多的韓國則近似台灣，全國冠以「大學」名義的學校有370所，其中一半是私人辦學，屬於國家層級的有43所，然而，2011年李明博總統公開向全國宣示，大學數量太多已經削弱了韓國的競爭力。韓國教育部長也說，大學數量最好減少40%。

真正的全科大學，台灣有個20家，足矣。30萬到40萬的頭腦可以在「不必擔心吃飯」的環境中天馬行空、放任奔馳，比例上對台灣夠了。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如何提升這20家大學的世界競爭力？如今，台灣第一的台灣大學，世界排名在百名之外，亞洲排名也僅得14。

母雞加公雞，打通中央研究院

在學術上，台灣其實有一個秘密武器，那就是由大陸1000萬平方公里格局帶來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台灣才3.6萬平方公里、2300萬人，若就台灣論台灣，何苦去硬撐一個帝國格局的「中央」學術機構？面對吧！中央研究院已經日漸凋零，何苦把自己放在一個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就要淒然淚下的位置？

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央研究院內依然藏有龍虎，足以傲視亞洲。只是這些龍虎都已落入平陽，壓抑度日。就像日本由當年的「脫亞入歐」轉為今日的「脫歐入亞」的覺醒一樣，中央研究院也應該有「脫中入台」的徹底覺醒才是。

因此，中央研究院的學術資源，應該和台灣的20家全科大學資源打通，成為一個「母雞加公雞」的有機資源體系，如此一來，一個領先亞洲的大學體系指日可待。如何打通，這點讓學界、政界去辯論，但終歸不能又變成一個「上級領導下級」的結構，而必須類似一個互聯網互通有無的去中心化結構。

90%的台灣青年不讀大學，去哪裡？

去一個比「讀大學」更美妙的世界！那就是一個「學用合一」的世界。

世界已經實質翻轉，而台灣還把已經普遍的事實當作「前瞻」來看，永遠落後於世界好幾步。首先，技能學習以及創意突破，在先進世界裡老早已經「去中心化」，而融入了各種不同的機制和機構。雖然名義上還稱為「老師」、「學生」，但那只是語言的習慣趕不上現實，「老師」早已不是老師，「學生」也早已不是學生，「教室」早已不是教室。

以MOOC的「慕課」線上學習風潮來看，100萬人在時差、地差之下同學一門知識或技能，「教室」在哪裡？單一「學校」的「文憑」在哪裡？

以中小學的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來看，教室哲學已從「師道」轉為「生道」，塞知識已經變為自主找知識，眼耳掛帥已經變為手腳掛帥。

以軟體程式技能而言，「編程」（Coding）的能力已經成為孩童的基本能力，就像加減乘除的基本能力一樣。10年之後，編程就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工具箱，一個20歲而不會用編程解決問題的青年，就像一個不會釘釘子的男孩，或者一個分不清口紅和胭脂的女孩。

台灣需要「大人之學」的學校，165間還不夠，500間還差不多，但那不是現在的「大學」，而是跟上世界「高新尖技能」的「專所」。稱為「專所」而不稱「專校」，因為那不是一個為了塞知識、拿文憑的地方，而是一個學用合一、效果可認證的地方。保留了20家真正的大學之後，其他「大學」都應該轉化為專所。

什麼專所？啊，太多了。例如，機器人（Robotics）專所，3-D印刷專所、汽車專所，APP專所，晶片設計專所，工業設計專所，混合媒體專所、廚藝專所，遊戲專所，甚至種種「奇才專所」，讓天賦異能的ADHD（注意力不集中症）或Asperger（亞斯伯格症）者徹底發揮所長……在具體實施上，專所完全可以和產業界以及創投基金結合。企業若願意，可以「前廠後所」；投資界若願意，可以從青年入所一開始就導引創業。所與所之間，可以依性質結盟，形成雲端的「技能交換、創意、創業雲」。

什麼人格，什麼潛力？別逗了

18歲不「讀大學」進專所？這是不是違背了「培養完整人格」、「實現個人潛力」的教育原則？不好意思地說，這是古董級的價值觀。首先，培養完整人格的工作，應該在18歲以前就完成，今日台灣需要「大學教育」來完成青年的人格，其實是一種笑話。人格的完成教育年齡越小越好，台灣的教育單位把青年的人格教育都耽誤了，還辯稱「大學」也是人格教育的一部份，他好意思說，我都不好意思聽。

再論「實現個人潛力」。每個人的潛力天賦，14、15歲時就已經可以展示無遺了。一個15歲青年，在某種教育體制下，若還看不出他的天賦潛力，那只能說這個教育體系是個悶罐，是個設計用來壓抑潛力的玩意，應該被打破。

隨手舉例。試問大家，在你身邊，有多少青年的某項天賦，因為缺了某個單科（如國文、英文、數學）的天賦，經年累月的受到考試的折磨，導致了他的真正天賦不得發揮？請問，在台北萬華賣衣服的輟學青年中，有沒有數學好、邏輯好，原本16歲就可以設計出精彩APP，但因為國文、英文考試每次30分而徹底憎恨學校的孩子？再來，高中什麼學科都差的青年變成汽修高手，有沒可能在機器人專所中他跨入機器人領域？

請注意，我們這兒談的是90%的台灣青年，而不是那些有錢人孩子，或者，那些憑著高IQ而能靠記憶通過各種考試的孩子。很多時候，那些堅持「全科發展」、「通識教育」的人士，其實反映的是一種精英的傲慢，他們或者家裡有錢，或者孩子屬於高IQ的一群，因而忽視了只有單一天賦或另類天賦的孩子。

90%的台灣青年，需要的是學用合一的專所，能夠把他們的天賦和謀生技能結合的環境。不提供這樣的環境，就是「大人」、政府、教育部的罪惡。

在當前世界的MOOC條件之下，沒有理由對孩子或青年的天賦缺陷作出任何拔苗助長的動作；何況，大部份被制式教育還有考試體系判定為「缺陷」的，其實是被壓迫出來的，而不是真正的缺陷。十年之後，我們是希望看到大量沒有謀生技能且「科科平庸」的青壯年們，還是看到經過專所認證、生活無虞、自我感覺與世界同步、閒暇時通過MOOC補充自己不足的青壯年們呢？選擇，在今天台灣掌權掌勢的那群人手中。

要不要教育「部」？

在世界的潮流下，無人車，無人機，無人物流，電子商務、網上銀行、MOOC、萬物相連網（Internet of Things）發展迅猛，今天台灣制式教育的內容與世界脫節的程度，十年之內可能就讓台灣變成失業島，或者落為手工服務業的「小確幸島」。台灣的學術以及教育體系，必須翻轉。如果教育「部」不開始做，那麼不要它也罷；我們不能為了要一個教育「部」而失去了教育的與時俱進。社會能自力救濟的，趕快開始自立救濟，翻轉我們的教育機制吧，若教育「部」拿著教育法規來阻擋社會發動的翻轉，那就打官司吧，讓道理攤在陽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