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內部政治，台灣已經患上輕佻症近20年，每臨近選舉，更顯嚴重，社會就像晚期帕金森症患者一樣，自律神經幾乎完全失控，渾身不由自主的抖動，尤其是嘴皮，還有腦部最幽暗的那一部份。
台灣特色的政治輕佻症，最顯著的臨床症狀就是，媒體、政治人物的綜藝化，爭論的酸臭化，議題的雞毛蒜皮化。外人看台灣內部政治，總覺得在看一場拙劣的馬戲表演或是經常失手的雜技表演。
先要澄清一個觀點，以免誤會。台灣的輕佻症是一種疾病，就像帕金森症是一種疾病一樣。帕金森症有其生理原因，輕佻症也有其結構性的病因。與其說台灣的政治輕佻症是一種將長伴台灣的心理疾病，不如說它是一種政治生理結構變化帶來的病。然而，有病就得治，不敢面對得病的事實，後果就是病態奄奄、終其一生。
政治輕佻症三大主因
台灣的政治輕佻症，由結構而來的病因至少有三個：對威權體制的恐懼，以及殖民地的無主體性，還有移民社會的無根性。為什麼挑這三個，略述於下：
早年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威權體制，雖然在表面上已成過去，但是其深層結構卻被繼承了下來，並未因政黨輪替而去除。體制難除的道理很簡單，固化結構下的權力、利益就像擺滿一桌的滿漢全席，誰掌握了執政機器誰就能先吃，甚至某些菜色還能通吃。剛開始民主化時，一般人民在一人一票下，拿到一雙筷子就已經很高興了，不會特別注意到那些少數的「內行人」手中的碗公。隨著民智開啟、世代更替，平民開始意識到台灣還存在著一群不分黨派但「靜靜吃三碗公」的既得利益者，心生怨懟，但對威權文化的戒心猶在，害怕被體制報復，因而轉向情緒宣洩，極盡挖苦嘲弄之能事，繪聲繪影，口味越來越重，直至造謠生事的地步。任何嚴肅事件，就這樣都被輕佻化了。
人會走上輕佻，通常是因為心中無錨。這裡所說之錨，就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主體意識。一個主體意識不強的人，輕佻往往成為一種處世方式。台灣是一個被殖民地文化主宰之處，生存、避禍、賺錢、階級身份，幾乎佔據了整個人生目標，很少人會問「我為什麼是一個人」、「我作為人的主體性何在」這哲學問題。輕佻，遂成為逃避主體性問題的金鐘罩。
再往下談，就是移民社會的無根性。什麼是移民？沒有土地的就是移民。搬遷到一個地方的人，哪怕過了三代、十代，只要沒有一塊自己可以掌控的土地，心態上就還是無根的移民。這樣講好像很抽象，但舉個你身邊的例子就具體了。為什麼有「北漂」這個詞？那指的就是南部到北部打拼、但在北部沒有房地產的人。一直到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前，佔台灣大量人口的佃農，無論是第幾代人，心態上還屬於移民。無恆產者無恆心，也就是無根。無恆心無根，也是台灣在文化記憶下容易傾向輕佻的緣由之一。
不能再抗拒自我負責
台灣社會面對政治事務的輕佻性，有其深層的歷史、體制、文化因素。天地悠悠，靠著輕佻台灣就這樣過了幾百年，但台灣現在已經沒有再輕佻的餘地了，除非台灣社會放棄對主體性的追求。
其實換一個角度看，台灣的政治輕佻症只是銅板的一面，相對的另一面，就是對自我負責的抗拒，不承認自己對政治環境中惡行惡狀也負有責任，不承認自己也是問題的一部份。這是很基本的心理學道理，罵人、酸人、損人、對人不對事等等習慣，本質上都是在反映一種態度：責任不在我，對這個現象我沒有責任。
一人一票，既不是天賦人權，也不是必盡義務，而是在具有主體意識的前提下，願意對所在社會負責所換來的權利。如果是天賦人權，那麼索馬利亞人也應該可以來台灣投票；如果是必盡義務，那麼就可以像交通規則一樣對不投票的公民開出罰單。承認自己也必須對社會現象負責，才是一人一票的對價。
那些患有政治輕佻症的台灣公民，應該面對自己的遺傳病史，否則，台灣不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