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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的哲學

你只聽過「愛的哲學」,用愛來挽救世界上的一切災難,用愛來彌補人生和社會的缺陷,包括那些落在你身上的一切不幸。從來沒人談「恨的哲學」,因為太價值不正確、宗教不正確、政治不正確。

愛有排他性

這可能是近代社會、甚至人類有史以來由於人性虛偽而犯下的最大錯誤。因為,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恨意的力量遠比愛意的力量更容易產生。想用愛來緩和恨,說好聽一點是杯水車薪、遠水救不了近火,說難聽一點是緣木求魚。

因為「愛」是崇高的,因此用「愛」來包裝「恨」是政治正確的。好萊塢的標準劇情之一就是由愛生恨,然後用貌似愛的姿態和動作,以實現恨的本質。俄國侵略烏克蘭,是不是用「民族大愛」包裝著對歐盟之恨?甚至包裝盒內裝的僅僅是普丁這一個人在權力上升過程中的屈辱記憶?

恨有連結性

看看,少年習近平在文革中所受的屈辱、在紅二代圈子中的自卑,被成年習近平包裝成了多大的一個「民族大義」!恨的力量是巨大的。同樣是一個人,德瑞莎修女的大愛固然在地球各處點燃了蠟燭,但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習近平的大恨卻需要以千萬人頭為代價。簡單算數告訴我們,幾百萬、幾千萬顆大愛之心,都抵銷不了一個魔頭的一顆大恨之心。

了解恨的本質、恨的作用,比了解愛的本質、愛的作用,重要數千萬倍!對恨的哲學探討,比對愛的哲學探討,對人類的命運更關鍵。

近數十年來在對AI飛速發展的焦慮下,人類問:機器究竟能不能達到人的意識?一向來的標準是「圖靈測試」(Turing Test): 只要把一個真人和一個機器人放在幕後,幕前的真人通過問答聊天,理性上區分不出幕後哪個是機器人,那就是已經有意識了。我認為這測試的定義是錯的。對的測試應該是:它會不會恨?會不會把恨包裝成愛?

一套以「恨」為核心議題的哲學探討,應該開始了。

活在今天,什麼是哲學?

讓我來做一件兩面不討好的事。如果你沒問過自己「什麼是哲學」、「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究竟不同在哪裡」 這類問題,那麼你可能看不懂這篇文章的深意。另方面,如果你對「潛宇宙」和「人設」毫無所知,你也看不懂。

哲學=潛宇宙中的人設能力

任何學問都會與時俱進,作為萬學之母的「哲學」,容我於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對「哲學」下個新時代的定義。哲學就是潛宇宙中的人設能力。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首次這樣定義「哲學」。人類語言千百種,至少以我在英文世界、方塊字世界的廣泛但有限的接觸中,我還沒見過這種角度的切入。

「人設」這個方塊字新詞,是遊戲世界中「人物設定」的縮寫,若溯源至英文世界,也可視為「Avatar」的意譯,記得2009年詹姆斯麥卡隆的經典電影「阿凡達(Avatar)」嗎?一個關於未來人在異星球上化身為另一族群形體、遊走於兩個世界之間的故事。

「Metaverse」被翻譯成「元宇宙」絕對不恰當,因為這是「Meta Universe」的縮詞,而 「Meta」這個哲學概念(如Meta Physics, 形上學)意指跳出定型的框架看問題,意味著人類的認知能力足以一層一層的由內往外看、由外往內看,不但多層且多中心。相較之下,「元」乃一個中心化的概念,類似哲學下的「Origin源頭」或「萬物之本」概念,與「Meta」的概念恰巧相反。Metaverse 此新詞,其實譯為「潛宇宙」比較合原意,至少反映出「Meta」的無窮可能潛在性,人可以從N個維度的N個視角看問題或選擇體驗的框架,也就是「去中心化」的精義、層層可能的去中心化概念。

人類產生於地球已數萬年,所歷經的文化、文明型態已可證明人的世界可以是多層次、多中心的,而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萬花筒,潛力是無窮的。面對無窮,哲學上,一個人可以僅求簡便,意識上求諸單一源頭,如宗教、如宇宙一元論,以達有限生命過程中的寧靜。但人也可以迎頭面對一個多層次、多元、多方向的演化圖像。例如19、20世紀之交西方哲學就已提出「Possible Worlds」 (可能世界,注意複數)的概念及各種數學模型。東方哲學,至少古印度及華夏先秦老莊思維中也早已探索,可惜漢代因統御思維當道而獨尊政治儒學,扼殺了「可能世界」的苗子,框限了接下來兩千年的各種企圖突破之嘗試,遺害一直至今。

好不容易,科技帶來了虛擬世界的突破,多層次、多元的去中心化的「可能世界」終成可能,每個人的狹隘意識終於可以通過「人設」而擴充對「哲學」的探索。你可以把這種探索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當然,那是假設你的心臟夠強大才行。

一個哲學思考的過程

現在,我們回到「哲學,就是潛宇宙中的人設能力」這個定義。多年前,一位好奇的早熟女孩,千方百計通過她的父親找到我,就想問我一個問題:你是如何思考的?我當時的回答是:「不管看到什麼現象,不斷的問Why? 然後當你自己覺得已經知道為什麼之後,再進一步挑戰自己,問 Why Not」?

其實,不厭其煩的問Why 以及Why Not?就是一個哲學思考的過程,因為,持續做這兩個頭腦運動,可以很快的幫助人跳出任何凝固的框框。但是,這麼簡單的動作,世界上只有一小部份人做得到,因為那需要超人的勇氣。不信?你試試看,隨便找一件事問下去,很快的你就會碰觸到你當下的知識極限、情緒極限,然後你就停下了。智商IQ通常不會是你碰到的第一關卡,「不敢往下想」的情緒反應或你自認為的「價值」才是。

還好,到了今天,電子遊戲中的「角色扮演」、「易位而處」已經讓你在歡樂中習慣了一直往下想、一直換位思考,否則你就會是輸家。如果你能把打遊戲所訓練出的反應模式,運用在實際生活問題中,那麼恭喜你,你已經進入哲學狀態了。但如果你遊戲歸遊戲,生活問題歸生活,那你就辜負了潛宇宙內的人設能力,而可能不幸的淪為遊戲廢人。

潛宇宙Metaverse,就是一種不斷的把自己的意識焦點由一個維度跳到另一個維度的過程。人設,就是一種不斷把自己由一個角色化身到另一個角色的能力。兩個加起來,就是哲學。

「哲學」的前綴詞很多,你聽過「道德哲學」、「法律哲學」、「科學哲學」、「語言哲學」、「數學哲學」、「人生哲學」、「宗教哲學」⋯⋯甚至「儒家哲學」、「道家哲學」、「佛家哲學」⋯⋯等等。

不要被這些前綴詞嚇到,它們不過是代表某種領域。對於任何領域,都可以進行哲學探索,只要你敢於奔騰於多維度、多層次,勇於人設,你就是哲者。或許你成不了哲學家,但誰管它呢,喜歡運動者一定要成為「運動家」嗎?

談台灣人的血性

一個血性不足的國家,幾乎註定就是被用來統治的。喔,說錯了,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一個血性不足的地方⋯⋯」,因為,血性不足的地方很可能根本不會成為一個國家,永遠只是一個地理名詞罷了。

血性,這裡指的是被欺負時的反抗指數(請注意是「被」欺負),權且將其強度劃分為0級到10級,0級是忍氣吞聲還滿臉堆笑,10級是加倍奉還。動物都有血性,貓有、狗有、狼有、虎有,人也有。血性0級的肯定屬於寵物一類,血性10級的一般稱為「猛獸」,在人則可能是「勇士」。

血性內有基因的成份,但也有社會養成的部份。例如,虎種的天然血性可能是10,但是從小在人類家庭中與嬰兒一起養大的虎,雙方成年後可能親如兄弟。血性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相信學術研究有不少,但是我寧可用常識來理解它對人生、對社會、對國家的作用。

中國人只有奴性很少血性

滯美的無國籍史學家劉仲敬先生曾被問到:中國如果有一天民主化了,有沒可能出現美式的民主制度?他的一針見血回答是(大意如此):美國的華盛頓出身莊園主,帶領的都是民兵,美國的傳統是人人背上背著一把來福槍,因此形成人與人之間制衡式的民主。而,中國人的傳統是人人背上背著一把拖把,因此中國不可能形成美式的民主。

這,就是血性強的文化與血性弱的文化之間的差別。台灣早就有了一人一票、近乎泛濫的言論自由,然而法治還多半停留在1930-40年代的框框下,西方民主常規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邊際線也模糊不清,先射箭再畫靶的事件年年有、月月有,台灣社會也就這樣日月悠悠的湊合著過了幾十年。那麼台灣是個「民主」國家嗎?那就看你腦中的「民主」概念長什麼樣了。

換個方式問,台灣人背上背的是「槍」還是「拖把」?台灣人的血性,從0到10,強度是多少?你自己呢?

「基地文化」總是懲罰血性

由於地緣因素,台灣作了幾百年的「基地」- 貿易基地、殖民基地、反攻基地、生產鏈基地、第一島鏈基地,凝固了一種「基地文化」,這種文化是懲罰血性的。對血性的懲罰,在今天的台灣還無所不在,教育中、法規中、家庭中、政府組織中。

雖然比起幾十年前,台灣的血性刻度有所提高。但以性質分類來看,台灣人的血性具有以下特徵:

* 台式血性勇於表達情緒,怯於以行動改變現狀。例如,台灣雖然言論自由,但多屬口炮自由,不信你看媒體就知道,尤其是所謂的社交媒體。口炮的強者,不一定就是行動的強者,事實上,還極可能是體制的隱忍者。

* 台式血性還多停留在「說NO」的階段,還未進化到「說YES」的階段。這點需要一些說明。以近代的女權運動為例,70、80年代時的女權運動,主訴求還只基於「我不要」- 不要男人強加的價值、不要被視為弱者、不要這個、不要那個。一直要等到新世紀,女權運動才演化到懂得說出「我要這個、我要那個」的說YES階段。不知你察覺沒,台灣的血性強者還不自覺自己還是個說NO者。

* 台灣的血性不足,是隱藏在「和平」的高大口號下的。台灣社會不願去辯論「和平」的底線,因此台灣人多數不知道何時、何種條件下流血是正當的甚至是必須的。例如,很多台灣人在面對「作戰」這個議題時,寧可相信自己人用不著流血別人就會來代替台灣人流血。再如,台灣羨慕芬蘭今天可以和平選出34歲的女總理和年輕內閣,卻不願報導一戰以來芬蘭人打過三場自衛戰且幾十萬人流血才得到今日狀態,更不知道芬蘭的女人驍勇善戰,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女兵比例27.5%。

有關台灣人的血性,還有許多可談的,限於篇幅,留待下次吧。這裡只想重複一下本文的第一句話:《一個血性不足的國家,幾乎註定就是被用來統治的》。

台灣的哲學 – 我是什麼派?

如果有人說我是「藍營」,我會直接了當的說「我不是藍營」。如果有人說我是「綠營」,我會直接了當的說「我不是綠營」。如果有人問我是什麼「派」,我的答案是:我不是統派,我不是獨派,我不是中華民國派,我不是中華民國台灣派,我也不是民國派。

那麼,你究竟是什麼派,人問。這個問題,我可以用很清楚的肯定句回答:我是「民自法」派 – 民主、自由、法治的三位一體派。三位一體,意思就是缺一不可,因為若不獨立或缺了任何一角,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根本-人權,就沒有堅實的基礎了。

台灣;香港;新加坡各有缺憾

你或許聽過這個不盡然準確但卻很具啟發性的說法:在亞洲,新加坡是個有法治、部分自由、部分民主的地方,香港是個有法治、有自由、無民主的地方,台灣是個有民主、有自由、但法治不足的地方。這說明了,民主自由法治的三位一體性質,若非三者齊備,人權是得不到保障的。尤其在2019年香港爆發民主運動後,活生生的一幕揭示了三位一體的重要性 – 三角缺了一角,另外兩角就是極端脆弱的。

此外,台灣自1996年以來就有了一人一票的民主,甚至有了近乎無邊界的言論自由,但是由於法治一直處於抱殘守缺的狀態,以至於政治一直無法清明,結構性的弊端層出不窮。

寫到這裡,我很清楚的知道會遇上三種質疑的聲音;這三種質疑,前兩種屬於比較低級的類別,第三種屬於比較高級的類別,請容我一一回應。

第一種質疑是:你是不是在唱衰台灣的民主成就?看看隔壁一黨專政的中國,你怎能還在這?批判台灣制度成就的不足?對這種質問,真的很抱歉,只能直話直說了:用中共統治的中國作為對比台灣的座標,這種心理本身就是一種沒有出息的反應。就台灣論台灣,為什麼要拿中國作座標?倘若一個人因為他鄰居患了肝癌三期就不治療自己的肺癌一期,那不是在自欺嗎?

第二種質疑也很常見:你為什麼不批評美國、歐洲等所謂先進國家的政治亂象和腐敗?對這種反應我的回答也很乾脆:我是台灣人,台灣優先,我為什麼要用「人家家?也很亂」來安慰自己而不趕快整理我家的亂?

第三種質疑,的確比較高級,也比較帶哲學性。它是這樣說的:所謂的民主、自由、法治被稱為「普世價值」,其實是一種幻象;首先,它們並不普世,人類歷史上還有許多其他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也都能維持社會共同體的秩序,例如西方中世紀的秩序完全稱不上民主自由法治,但卻是人類藝術文化的高峰期,一戰前後的歐洲也大多不屬民主自由法治,但卻是人類工業、科學、技術的甚至哲學的興盛期。美國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於1992年寫的《歷史之終結》論述民主自由法治為人類最後的最佳制度,現在已經成了半個笑話,連福山本人後來都再寫了兩本書檢討自己當年的說法。

民主自由法治三位一體

這第三種質疑,又要抱歉的說了,我覺得是一種得了「蛋頭病」的說法。這並不是說這種質疑的本身不對,事實上,放在「人類」、「世界」、「歷史」的宏觀層次上,這種質疑很有道理。問題出在,我們是在談台灣,不是在談整個世界、整個地球。我們真正該問的問題是:三位一體的民主自由法治,對台灣這個3.6萬平方公里、2350萬人口的國家,是不是最適合最佳的制度?在不同的地理、人口條件下,民主自由法治之外的其他政治體制或許更適合其他國家,但那關台灣什麼事?普世與否,可以作為學術議題、思想議題、哲學議題來談,但即使不普世,若對台灣最好,那就是台灣要選擇的。

所以,我是「民自法」三位一體派,其他不管什麼「派」、不論什麼「營」,只要認同民主自由法治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同時認知到「民自法」不是天賦的,而是創建的,就像大樓和橋樑是必須天天維護的,那就是我的同道人。

人物點評:劉鶴;任正非

如果不是川普向中國發動關稅貿易戰,西方世界也許永遠不會特別注意「劉鶴」這個名字,但現在全球政治界大概無人沒聽過劉鶴(Liu He)這個舉止談吐特別書生氣質的老者。稱他為老者,或許不太公平,但當他和川普合影時,你確實看不出來他比川普還年輕六歲。

劉鶴

劉鶴容貌像個書生,說話也像個書生,人們不敢肯定的是,他腦子運轉的方式像不像書生。在水深三萬米的中國政治江湖中,讓人「看不透」是一種基本的生存功夫,每個人都必須有蠟像的本領,隨著身份角色的不同,在鏡頭前永遠只有一個固定的表情,有些角色必須是親切老伯,有些必須是肅面關公。劉鶴,自2013年被習近平提拔為貼身經濟顧問開始,就注定了要扮演前者的角色,但那時他還是滿頭自然黑髮,五年之間,成了滿頭白髮,透露了政治江湖的壓力,另方面他也打破中共官場慣例不染髮,益顯親切老伯的形象。

出身學者型經濟官僚的劉鶴,受到習近平的重用,意外性並不亞於習近平晉身中共領導人這件事本身。2012年那場腥風血雨、最終以薄熙來落獄收場的中共派系鬥爭,拱出了習近平上台,主因是習沒派系,屬於紅二代中的孤鳥。孤鳥瞬間飛上大位,沒有班底,強大勢力環繞下,必須建立鳥群以自保,而孤鳥找孤鳥乃是再自然不過之事;劉鶴,正是如此被吸納進入權力核心的孤鳥之一。

劉鶴與習近平年齡相當,經歷也有類似之處。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北京讀同一所中學,都「插過隊」(下放至農村),兩人的父親雖然地位不同,但都為「革命老幹部」,也都在文革中遭到殘酷迫害。習走上官場,然落落寂寂十幾年,劉則成為經濟領域的技術幹部,慢慢爬升,先後兩度赴美短暫遊學。兩人的生涯交集並不深厚,但劉鶴具有習所欠缺的經濟背景及中央官僚經驗,自習上任後一路被破格提拔直至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經濟,川普啟動關稅貿易戰後,又被欽點任命為首席談判代表,在長達兩年的關貿戰場上,劉鶴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以劉鶴在發跡前發表的經濟論文來看,他本質上傾向於經濟開放,但在美中關貿戰役過程中,他扮演的卻是抗拒開放的談判手。他把這角色扮演得如此之好,不但在外要周旋於川普和習近平之間,在內還得要周旋於習近平和反習勢力之間,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劉鶴,這個特殊時代的特殊人物,能夠在「伴君如伴虎」的中共官場中,行走到今天這個地步,證明了他是一個具備了「三正確」條件的幹才 – 背景正確、個性正確、政治正確。

任正非

到今天為止,任正非可說是中國「民營企業界」能夠屹立30年不倒的極少數「民營企業家」之一。加上引號,因為他於1987年創建的華為公司,以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看,絕對是一家世界級的企業,而他的魄力和能力,也同樣是世界級的。但是,若以機構屬性來看,華為這個機構能不能像西方許多通信設備行業巨頭,如西門子、愛立信、諾基亞一樣被冠以「民營企業」之名,則存在一個巨大的問號。

在中國國境之外,任正非沒有他的女兒孟晚舟有名;但在國境之內,2018年12月1日之前,中國人普遍聽過任正非的大名,卻幾乎沒有外部人知道孟晚舟是誰。那一天是任正非人生的分水嶺,加拿大警方應美國司法互助要求,逮捕了在溫哥華轉機的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兼財務長孟晚舟,罪名是華為涉嫌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向伊朗出售「敏感科技」並「以假帳資料掩護罪行」。在美國全力制裁中國的大背景下,孟晚舟這名字瞬間傳遍世界,西方媒體開始全力關注任正非,其實只是「孟晚舟新聞」的副產品。

1982年從解放軍部隊退伍後,38歲的任正非前往當時還鳥不生蛋的深圳工作,5年後創立華為公司。當時的深圳,就已經是電子產品黑市的南方大本營,與北方的北京「中關村一條街」遙相呼應,儼然冒險家的樂園。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在當時中國的原始市場環境下,一個創業者的成功,背後可能有一萬個失敗者。而創業一開始賣的是減肥藥和墓碑而後來才改賣電話交換機的任正非,做到今天年營業額超過一千億美元的跨國巨獸,同期間陣亡的創業失敗者,可能得以百萬計。

華為公司在世界上的巨大成功,已經世人皆知,而任正非本人的經營哲學、超人意志力、勇於研發、敢於鞭策員工、敢於發錢,稱之為傳奇故事亦不為過。然而,一個疑團始終未解:華為究竟是一家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還是軍營企業? 華為沒有上市,世界首屈一指的龐大公司,股份1%在任正非名下,其他99%為「員工工會持有」,按公式發放紅利給員工。這種「股權結構」讓人聯想到當年江蘇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依照人民公社精神經營的「天下第一村」的盛況。而另方面,中共政權對華為設備出口的鉅額補貼,以及歷任軍委主席對華為的特殊關照,使得華為這家「企業」的本質以及任正非這超常「企業家」的角色顯得格外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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