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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不去,台灣不會好

台灣很悶,大家覺得處於困局之中,人人都在找原因。最現成、最方便的罪魁禍首,也是政治上最正確的解釋有兩個:來自中國的文攻武嚇,還有被歸於萬惡之源的國民黨統治歷史。這兩項因素,已經達到了「信仰」的高度,也是目前台灣最大的票源發動機。

在「信仰」之下,人們不會去用心探討任何不在信仰範圍內的原因。然而,正如所有的人類組織,不管是公司、團體、社會、還是國家,一個越來越內縮得向信仰找答案的組織,只會越來越虛弱衰微。任何充滿活力的組織,一定是一個有能力打破信仰,跳出信仰框框找方案的組織。

我強烈主張一種框框之外的思路:台灣的活力被箝制,主要來自「政府」這機構。更準確得說,主要來自當下那個「具有台灣特色」的大政府型態。

「中央/地方」的財政劃撥不當

台灣的經濟活力問題重重,原因主要來自「經濟部」這個政府組織;台灣的教育體制內,學生、家長、老師、校長個個怨聲載道,原因主要來自「教育部」這個政府機構;台灣的社會資源之所以原地打轉、人民稅款之所以被如此浪費,主要原因來自有權無責的大總統體制、還有被各方利益綁標、綁樁的行政院結構;台灣的城市活力之所以低落,主因是那個「中央/地方」的財政劃撥不當比例,以及那種「中央以預算綁架地方/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的上下交相賊文化。

政府體制跟不上世界變化,執政方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機制,屁股往「政府」這個座位上一坐,就與民間的社會活力脫節,自顧自的享用傳統政府體制的權力和利益盛宴。這才是台灣困局的根本,才是台灣的有限資源受到濫用、和龐大的社會活力遭到箝制的主因。

台灣的普通平民還看不到這點,但我不認為台灣的社會精英不了解這點。嚴酷得講,台灣的社會精英中相當一部份就是共犯結構的一部份。企業主菁英,因為長期的和政府利益綁在一起,因此靜靜吃三碗公不發言;學界菁英,因為還指望到政府做官因此也不出聲;媒體菁英,為了機構生存,寧可只在文首所述的兩種「信仰」上做正反文章。

大政府不去,台灣不會好!

中共不等於中國

2008年中共藉著舉辦奧運,正式告別了鄧小平的遺囑「韜光養晦」,進入了「大國崛起」的時代。在這個新的母戰略框架下,中共各方面的子戰略都隨之起了變化,靜悄悄的、一步一腳印的,中共各個方面的對外方針都微妙的在調整,這裡面就包括了對台戰略。  

那時在中國已經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我,感覺有必要提醒已經喪失了理解中國的能力的台灣社會,因而在經濟日報開了一個專欄 「台北京觀察站」,三年之後,該專欄的文字收錄到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台灣是誰的」。  

現在,幾乎八年之後,中國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台灣也已經不是當年的台灣,我感到有必要將同樣的顧慮,在新環境下再刷新一次,因為,八年後的中國體積已經比當年大了三倍,來自內部、外部的壓力也大了三倍,而八年前我預測的種種問題,已經一步一步體現,有些已經接近了引爆點。  

在新形勢下,台灣社會也有必要翻新對中國的理解方式,才能趨吉避凶。本篇將著重在近年來台灣極少討論的兩個議題:中共對台的「內政化」策略,以及台灣社會將中國與中共兩者之間畫上等號的錯誤認知。

從「兩岸談判」到 「內政化」

2007至2009 這三年是中共對台態度的分水嶺;之前的基調是「兩岸政治談判」,之後的基調是「把台灣當作一個已經被收復的地方,台灣事務內政化」。這個轉變是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足足花了至少六年時間,大動作一直要到2015年七月一日實施「台灣人免簽」、「台胞證晶片化」(相當於類身分證化)、「台灣法院判決結果可由中國法院在境內執行」三大政策之後,姿態才明確化。  

但在三大政策出台之前,已經有了許多跡象,例如台辦人員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地方」趴趴走,金錢、物資補助項目直接到台灣地方政府、農漁會等等。  

民進黨上台,內政化的動作並沒有減少,只是名義及方式更隱幽了,例如「三青補助」項目下的補助台灣青年赴中創業、鼓勵台灣面臨失業的年輕學者赴中任職。此外,資助各種對中友好的協會舉辦宣傳性、旅遊性的活動,資助成立親中媒體,影響甚至主導台灣主要媒體的內容方向。可以說,對台灣社會、平民的「內政化」計畫已經全面鋪開。照此形勢,昔日的笑話「找馬辦不如找台辦」,演變成為「找蔡辦不如找中辦」並非不可想像。

國民黨不等於台灣

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以前,中共對台灣的一貫立場是「國民黨等於台灣」,無論中共內部如何內鬥、台灣民意如何變化,中共對台戰略都保持一個基調:中華民國已在1949年結束,兩岸之間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  

然而從馬英九第二任開始,中共逐步認知到「國民黨不等於台灣」,對台重心由「黨對黨談判」轉向對台灣平民下功夫。但是,由於中共幾十年來沒在「台灣學」上下真功夫,因而對台灣平民的柔性討好政策還是不脫上述的「內政化」路線。   國民黨意識到了這問題,因而奮力的想博回「國民黨等於台灣」的神主牌,自覺、不自覺的把中共對台灣社會「內政化」的種種懷柔,曲解為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上的成就。  

若單單如此也罷了,國民黨內某些大佬在「末日心情」下,急忙將自身的商業利益,順著中共對台內政化的動向,暗中綑綁到政策中,這才發生違反國際常理、連中共都感到不解的「服貿先於貨貿」談判順序,以及隨後的「30秒強行通過服貿」的鬧劇。  

國民黨想魚與熊掌兼得,捍衛神主牌同時獲利,結果是太陽花運動正式埋葬了「國民黨等於台灣」的神主牌。中共原先視貨貿協議為對台灣社會讓利的善意,不料在國民黨買辦型大佬的操弄下,變成(暗中綑綁了金融業條款的)服貿協議先行簽署,此舉為民進黨鋪墊了訴諸小民利益的策略,最終導致連貨貿協議都無法進行。  

北京的善意全數變成了惡意,台灣青年世代的民意也開始全面反中,拉高了兩岸對恃情勢,北京也得顧及中國人民的情緒,只能劃清對台紅線- 「一個中國,否則地動山搖」,一直至今。

中共不等於中國

中共六十年來犯下的最大認知錯誤,就是「國民黨等於台灣」;由於這錯誤,中共從來沒有真正理解過台灣,認知上永遠落後於台灣的現狀一步,因而每一步政策的效果都適得其反。但是,現在中共算是認知到了「國民黨並不等於台灣」,而且,跡象顯示,它也開始避免犯下「民進黨等於台灣」的再一次錯誤。  

相對的,台灣社會過去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認為「中共等於中國」,而且越來越篤定。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世代,現在把中共對台灣的打壓和惡行,一律怪罪於中國人民。這個錯誤,將來會使台灣付出代價,正如中共過去在「國民黨等於台灣」信念下付出了它的代價一樣。  

事實上,國民黨對於台灣,只是一個歷史階段中的現象;中共對於中國,終將也只是歷史長河中的階段現象。經過了近代歷史的教訓,中國人民腦子裡是有一個理想政府的念頭的,而中共距離那理想很遠,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民心裡是清楚的,甚至多數的共產黨員心裡也是清楚的。  

雖然說今天中共已經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專制政權,但是形勢比人強,要不它被迫自我改革,要不它等著潰散。今天,如果在中國做一次真正匿名的民意調查,詢問所有人民(包括共產黨員):中共的一黨專政還能不能再維持30年,我的觀察與判斷是,回答「Yes」的人不會超過20%。換句話說,在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憧憬之下,中共或許現在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團體,但是中共並不等於中國的未來。

不被「中共就是中國」的障眼法迷惑

台灣社會已經習慣於和專制的中共政權打交道,其實沒有多少機會和中國人民打交道。但台灣社會必須開始有心理準備:遲早有一天你打交道的對象是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共政權。因而,台灣當下不區隔「中共」和「中國」的反中情緒是危險的,因為那把盆中的嬰兒和髒水一起倒進陰溝裡了。  

中共是清楚這點的,因此它藉著台灣社會的反中,作為槓桿點,挑起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定調為「反台獨」。就像2012-2016的國民黨一樣,中共正在想方設法保護「中共就是中國」這張神主牌。  

其試圖用來說服中國人的基本邏輯是:台灣受到美國、日本的保護,只有中共才能擊退美國、日本,收復台灣。台灣越「反中」,就越會強化這套邏輯在中國人民腦中的強度。因而中共才得以動不動就恐嚇台灣社會說:不要與中國13億人民為敵。

其實,事情完全可以不這樣的。台灣人只要看穿中共的統戰伎倆,不要被其「中共就是中國」的障眼法迷惑,清楚的區分中國和中共,讓中國人民知道,台灣社會並沒有那樣膚淺,把中共當成全中國。

台灣社會還要被同樣的荒謬邏輯愚弄?

把話說的更直白一點,台灣社會已經被「國民黨就是台灣」這刻板印象愚弄了幾十年,難道現在還要被「中共就是中國」再愚弄幾十年嗎?台灣內部的許多政客,不管藍綠,都要為這愚民現象負起大部份的責任,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明明知道禍首是中共,卻因為自身接受中共的餵食,或已有不可見人的把柄握在中共手中,因而不敢喊「反共」,而只敢喊「反中」,把大量無辜的中國人民拖下水,刺激中國人民對台灣社會的敵對心理,大大升高了台灣社會未來和中國人民打交道的障礙。這點,不可原諒、罪無可赦。  

在中共持續進行「台灣事務內政化」的當下,台灣社會必須表現出對「中共不等於中國」的理解,並強調「國民黨不等於台灣」的事實;唯有如此,台灣社會才能夠得到中國社會的理解,並勾起中國人民對「為什麼台灣能夠使國民黨不等於台灣」這件事的追根究底。相信我,這才是台灣當下最好的防身之道,也為未來與中國人民打交道留下餘地。

(本文曾刊於: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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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細胞」vs. 「百姓細胞」

每次大選,對是對台灣人民的一次病理切片;每隔四年,將這切片拿到顯微鏡下,看看台灣社會的「公民細胞」比例有沒有增長,「百姓細胞」的比例有沒有降低。這兩種細胞在台灣體內的消長比例,就決定了台灣會不會好。

把國家當作一個有機體來看,「公民細胞」和「百姓細胞」的生存方式不一樣;前者是主動的,通過對母體貢獻能量換取自己的生活,後者則處於被動狀態,期待的是母體對它的養份輸送。

簡單說,公民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對等、權力和責任相符的角色,而百姓則是一種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出現落差的角色。在古代,或在今日的極權國家中,做公民還是做百姓,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但在自由的台灣,一個人選擇做公民還是做百姓,就不能賴到別人了。

台灣百姓現象:要權利不要義務

台灣有許多權利與義務出現大落差的現象。例如,平均稅率12%,卻期待比照那些平均稅率35%-45%國家的同等福利,再如,商人通過政商關係,賺了大錢卻實際稅率低於打工仔。甚至,在權力/責任上,受僱於政府公職者,利用政府內部消息「投資理財」,卻不用像上市公司人員內線交易一樣的受到法律制裁。

這些都不是公民現象,而是百姓現象。我們可以說,吃垮台灣的,就是這些百姓現象;百姓細胞越多,台灣這個有機體就越加好不起來。一個稱得上是「公民社會」的國家,至少社會菁英都應該已經是公民,也就是引領這個國家的那群人,應該是一群權利與義務對稱、權力與責任相符合的人。如果社會菁英都容許自己失衡,那麼如何期待平民成為公民,而不變成刁民?

每次選舉,都是一個絕佳的觀察點;如果選民多要權利而不要義務,候選人只企盼權力而不談責任,那麼就表示台灣還在「百姓意識」的霧霾中,而「公民意識」還在待產中。

選後一年,也是好的病理觀察期。如果還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團隊「有責無權、打破要賠」,立委有自由投票的權力而不必對「黨團密室協商」負責的義務,那麼就可以斷定台灣還僅處在百姓政治的階段,距離公民政治還很遙遠,眺望民主還有一大段路。2016的選舉,參選的年輕人很多,他們對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的對稱性拿捏,值得期待和觀察。

講到底,台灣還是由一千多萬具有投票權的成年人決定的,他們之中的公民比例有多大、百姓比例有多大,決定了自己以及國家的命運。若只懂權利及權力,而無感於義務及責任,那要賴誰呢?

自己的台灣自己救:你是革命家,還是經理人?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美國前ITT公司董事長格林在《論經理人》一書中羞辱性的問讀者,「你究竟是不是一個經理人?如果是,那就請你今天就開始:經-營-管-理」。套用格林的句法,毛澤東的話可以翻譯為:「你究竟是不是一個革命家?如果是,請你今天就開始:革-你-敵人的-命」。

毛澤東和格林,兩個時空中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企圖用一句話扭轉聽眾的意識:老兄,醒醒吧,弄清楚你的志向,你的角色,不要拖泥帶水,不要心存幻想,抓住焦點,日日做、月月做、年年做。

經理人和革命家的成功之道是一樣的,但是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革命家需要一個敵人,需要革它的命,敵人說好的東西,我一定說壞,敵人說壞的東西,我一定說好。而經理人不需要敵人,他只專注於改進一切可以改進的東西,發明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東西。革命家和經理人都看到問題,都探究問題的根源,但革命家注重的是問題後面的結構性脆弱點,以利一槍斃命,而經理人注重的是問題下是否還有可利用的生命點,以利重生。打個比喻,革命家和經理人都討厭瘋狗,但前者想的是如何滅絕瘋狗,而後者想的是如何由瘋狗體內提鍊疫苗血清。兩者關注的東西不同,焦點不同,成就感的來源也不同。

台灣青年的革命精神高漲

看看台灣的現狀,政治百病叢生,經濟任由外在環境擺佈,人心焦躁浮動,你覺得是革命精神才能救台灣,還是經理人精神才能救台灣?再深一層發問:你覺得自己是革命氣質多一些,還是經理人氣質多一些?

我無法就這問題做民調,但希望有一天某個民調機構願意做這樣一次公益性民調。從表象看來,或說從媒體、網上的氣氛看來,台灣現在處於革命精神高漲的階段。推翻資本家、消滅國民黨、擊破民進黨、撕掉假面具、誰窮誰有理、誰年輕誰無罪……

有時,革命是必須的。當社會中所有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都再也看不到任何可以經由改造而進步的生命點的時候,當他們對任何創新可能性絕望的時候,那就只有革命了:推翻一切從頭再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必須的;若非蔣經國死前開放黨禁,一場革命也是必須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須的?

中國式革命的代價

進行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是經典中的經典,這一棍子把中國人全體打矇了。文革已經結束了將近40年,但是它在中國國民性格中留下的烙印,尤其是那種「理想無上限、道德無底線」的紅衛兵「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還主宰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甚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個人推測,即使有一天,例如20年之後,中國進入了所謂的「民主自由」階段,文革精神還是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漂浮在中國大地上,那時中國人才會覺醒,原來「民主」的軀殼裡也能躲藏著革命的幽靈,原來一人一票的選舉還能用紅衛兵精神搞。這很奇怪嗎?一點也不會。一千年前的水滸梁山泊造反精神,近兩千年前的三國你死我活鬥爭精神,到了21世紀不還是被中國人普遍默認嗎?手法不還是一再重複嗎?

相較於革命精神,經理人精神在中國文化圈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有史以來,中國人長於實用技術,短於科學探究,見招拆招的能力很強,但原理性、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弱。缺少了系統原理的指導,很快的就會出現混亂,而中國人對亂像的第一反應就是強行控制,越亂就越控制,隨著控制的力道,集權自然產生。當集權到了頂峰,腐敗必然產生,此時只能革命了,不論是來自百姓的革命,還是來自宮廷內部的革命。基本上,中國歷史就在這種 「混亂-控制-集權-腐敗-革命-混亂」的循環之中。相較而言,西方在科學精神傳統下,不斷的由原理性下手,發展出了種種疏導亂象的政治治理原則,人民也依循科學精神,逐步形成自治能力。因而在西方,經理人精神是普遍的。

台灣政治中「經理人元素」大幅退化

鏡頭拉回台灣。比起3000年正史、960萬平方公里面積、人口13億的中國,我們這個400餘年正史、1/300面積、1/60人口的國度,算是歷史的幸運兒。經理人精神在台灣,雖然以西方的標準看來依然薄弱,但是比起中國,台灣算是已經破繭,雖離長成蝴蝶還很遠,但是動力已在。

在經濟領域,大中小行業內,台灣都可找到一些「只要還有改善空間,我就不停止」的人物;在社會領域,也有不少「只要還有一絲希望,我就不放棄」的團體或人士。人民已經開始懂得用經理原則監督政府,並且實施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台灣各個居民社區的管理委員會文化,所有社區都已經進入了良性的自治循環,充分發揮了經理人精神。

遺憾的是,一旦碰到政治,台灣人的經理人元素就退化了,體內的中國式革命元素,就像癌細胞一樣的復甦。公平地說,這不能完全歸罪於國民素質;革命精神能夠如此容易的被煽風點火,主要原因還是台灣政治中的「集權」成份尚存。台灣主流政黨的黨章,都還是剛性黨章;台灣的公務系統,也還是金字塔型的集權結構;中央和地方的體制,還是一種權力博弈的機制。於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疏導機制,竟然窄化為革命精神的載具。選舉在台灣,主要用來推翻敵人,而不是提煉政策。

革命家救台灣?經理人救台灣?

關鍵問題來了:台灣體內的集權文化殘留,是不是一定得通過革命手段才能去除?或者,它可以通過經理人精神予以化解?如果你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推翻一切從頭再來,那麼,請再問自己下一個問題:推翻之後,革命者能夠「解甲歸田」,放下革命精神改以經理人精神治國嗎?或者,用選舉把敵人的命革掉之後,換來的只是另一場抓權的盛宴?

人類歷史上的幾場知名革命,包括法國大革命、共產革命,已經證明了,用革命推翻集權,結果會帶來更加的集權。這道理不難理解,「以暴制暴」起的是反效果,老師用暴力對付暴力的學生,我們都知道後果是什麼。

在硬體上,台灣現在已經百病叢生。土地的災難,河道水庫的嚴重淤塞,工業的污染,當年無章法的地下管線險象,都市容貌破舊,路面坑坑窪窪,鐵路設備老舊,機場不敷使用。在制度上,台灣已經到達「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末期,舉凡教育制度,產業制度,金融制度,勞工制度,移民制度,都已經衣不蔽體、矛盾百出。這些,都是鐵的現實,只有靠著經理人精神才可能挽救,革命精神在這種硬碰硬的建設面前,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

台灣的基礎建設以及資源環境,必須進行的不只是「都更」,而是更根本的「國更」。正如都更,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把整個區域炸掉重建,但我們能把台北萬華區整體炸掉而後重建嗎?都更,只能在完整規劃下,一條街一條街的進行。「國更」正如「都更」,需要的是整體規劃,加上經理人精神下的一件一件執行,而不是革命精神當道,拆了炸了再說。

你的周圍,有多少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有多少願意參加一場「經理人國更」運動的人?或者,你的周圍都是革命家?這種經理人/革命家的比例,將決定台灣的命運。如果你自認為天生具有超強的革命情操,那麼不要忘了時時問自己:然後呢?

中國夢、台灣夢與歷史感

中國精英腦子裡憧憬的是漢唐盛世,如果達不到漢唐,那麼康熙帝國也好;吃不到魚,至少也得吃到蝦。總而言之,雖然嘴巴裡說中國已經推翻帝制一百年,但是事實上今天能夠讓中國大多的權勢人物熱血沸騰的,還是朝代盛世的概念;人們期待的,還是漢武唐皇康熙乾隆等「爺」,而不是盧梭、洛克、華盛頓、林肯,也不是孫中山、甘地或曼德拉等「人」。

半個身子陷在中國政治傳統的台灣

台灣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的初級民主,但是在官制上及人民心態上,半個身子還陷在官民對立的傳統泥沼之中;「父母官」及「百姓」還是台灣日常用語的一部份。社會一遇到困難,台灣人經常一步退到位的緬懷起蔣經國的父母官形象,還有諸如孫運璿、李國鼎等具有官德的人物。或者,在遇上無能無感的總統時,乾脆直接向中國歷史借來皇帝來比擬,例如把馬英九比喻成崇禎帝或晉惠帝。這好像一人一票是不存在的,好像台灣還未走入世界,還確實是中國的一部份。

普遍用「帝格」及「官德」來評價政治、習慣用「為官」、「百姓」等概念自稱,顯示了台灣人還沒有足夠的常識用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概念來分析那些發生在周圍的事件。在這種知識程度及其語境之下,台灣社會很容易被中國的傳統思維打動。

例如,中國的朝廷官制必然腐敗,而朝廷反腐時必講官德,講官德必稱體恤百姓,或用台灣的語言來講,為官者必須對人民的痛苦有感。當下,中國正處在官員腐敗而朝廷大力反腐的階段,因此對官德的呼聲四起,中國高官在反腐時的用語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言確實令人動容,但是它打動的是一種在「官民結構」、「中央/地方結構」下的情緒,而不是一種自由民主法治環境下的情緒。但台灣也受到了這種語境的強烈影響。

踏進軌道如黑洞難脫離

事實上,這種官民之間的道德關係訴求,恰恰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致命傷;它越強,平民社會系統就越弱。台灣如果說有一點現代的成就,那就是相對於中國,台灣已經開始不完全依賴官員的道德。台灣若再被拉回官民關係以及朝代興衰的意識中,走的就是可悲的回頭路。

台灣夢與中國夢的分叉點,就落在這裡;這個岔路口上的路標,一邊指向「好帝好官好百姓」,另一邊指向「無帝無官靠法治」,台灣夢要看清路標,視線不要模糊了。

漢唐夢不是台灣的菜!台灣的政治亂象可以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來解釋,不必動用到朝代學;台灣總統的問題可以用心理學甚至精神病理學來說明,崇禎帝、晉惠帝就讓他們安息吧。

「歷史感立國」其實是危機,不是轉機

人不能切斷對歷史的知識,也必須堅持追求對歷史的知識,但是人類走到當下,為了能夠進一步發展,必須認清一件事,那就是人的「歷史感」已經成為人類相處的主要絆腳石。

歷史感,和歷史知識不是同一種東西。歷史知識的成立標準,是嚴格的學術論證流程,而歷史感可以說是歷史知識的逃兵,它不服從知識的規律,帶著部分槍械脫隊,肆意縱橫,甚至在思想的原野中奸殺擄掠。

儘管強烈的歷史感可以發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爆發力,使得它富國強兵。但以,一個長期依賴歷史感進行競爭的國家,事實上已經身處危境。其中的危險,可以分幾個層次來看。首先,統一所有人民的歷史感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人的本質是自由思想的動物,只能固窒一時,無法固窒永久;只要人的群體夠大,遲早會出現相衝突的歷史感,在「歷史感一元化」的文化氛圍內,這種衝突只能帶來鎮壓或者革命。我們的歷史知識中充滿了血淚斑斑的事例。大者例如,由希特勒挑起的納粹歷史感,帶來了數百、數千萬人的喪生;小者例如,中國國民黨退敗台灣後所秉持的一元化歷史感,終招致台灣本土的歷史感的挑戰而崩盤,雖然這場歷史感的衝突帶來了台灣的民主化,但是由於其底層動力是歷史感而不是人性的啟蒙,至今台灣還置於歷史感衝突的危境之中。

固化的歷史感無法應付變化的世界

依賴歷史感作生存競爭,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危險。那就是,歷史感的本質傾向於固化,而人類的未來傾向於變化;以固化之思想價值,在一個變化的環境中競爭,被淘汰的機率太大了。若我們尊重歷史知識,應該可以知道,人類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固化的歷史感能夠屹立不搖的,它們之中的絕大多數被徹底淘汰,僅存的或只是名義上的存在,如歐洲的皇室,或在式微過程中,如教廷體制。

人不能擺脫歷史,人有記憶能力,人的生存靠傳承,這是個事實。惟其如此,我們更得小心翼翼的對待歷史。歷史學者在建立歷史知識之時,固然困難重重,然而對歷史知識的最大攔路虎,卻正是人們的歷史感,尤其當歷史感的話語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之時。在固化的歷史感之下,歷史知識的挖掘只能朝向一條被允許的脈絡,久而久之,該歷史感就被自我證實了。

歷史感的自償機制

人具有理性的成份,而人之間的衝突化解靠理性,儘管過程也艱難,但是這點毋庸置疑。一種歷史感,無論開始時是多麼的理直氣壯,若任由其脫離歷史知識而奔馳,到頭來它就會威脅理性。如前所述,歷史感具有自我證實、自我實現的特性,日久天長之後,它不但能通過片面的歷史知識來鞏固自己,還能導致人們的行動方向一致化、焦點化,從而產生最新的「實證」,導致衝突事態升級。這很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的案例,例如某人相信別人不喜歡他的某種行為,他就有意無意的凸顯自己的那種行為,結果當然就會進一步證實別人確實不喜歡他。

今天的人類,正處於這種「歷史感的自償機制」的巨大威脅之下。地球資源不夠,區域、人種之間的分配不公,經濟的掠奪等等,固然對人類的和平交往是極大的障礙,然而最大的危險還是在於,當這些種種問題附身於某種強大的歷史感之時,或者說當歷史感收編了這些問題之時。顯著的案例就是當今伊斯蘭主義對世界的挑戰。部份西方學者如杭廷頓以「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來詮釋這場衝突,其實,冠以「文明」一詞有點美化人類這種動物的嫌疑,甚至也是一種西方的自我「文明歷史感」誤區的表現。

未來感,才是一個國家的出路

除了靠歷史感維繫自己的文化、國家、生活方式,人類還有其他的出路嗎?其實是有的,那就是基於歷史知識的未來感。與歷史感相較,未來感的核心差異就是,它基於演化的事實,它承認未來充滿了不可預知的變化。未來感啟自一種心理上的斷代,塵歸塵,土歸土,過去的歸歷史,未來的歸演化。演化論的核心之一是「物競天擇」,而依戀於歷史感的物種,在未來充滿變數的前提下,終究是競爭失敗的,生物界如此,人界亦如此。

當下的中國,正處在一個以歷史感立國的氛圍;強烈的歷史感,正在稀釋那好不容易才產生的一點未來感。儘管這種歷史感立國的策略有其社會現實基礎,然而如前所述,歷史感的自償機制特性,會使得未來的路途越走越窄。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個歷史感的國度,事實上,這說法只在漢朝以後有效。在先秦的思想中,以易經為代表,講究的是變化世界下的未來感,否則,「日日新,苟日新」、「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之言作何解?即使在民間,也有敬祖慎終之說;祖先,是用來敬的,不是用來追隨的,自己的未來是自己負責的。

過去30餘年,歷史感幫助了中國在世界立足,但只有未來感才能讓中國在世界創造;中國需要從歷史感立國,轉向以未來感立國,才能趕上人類文明的發展。

中國以及台灣,必須相互用未來感說服對方;任何基於歷史感而非未來感的說服方式,終歸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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