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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氣是第一防線,不是最後防線

首先搞清楚,「民氣」和「民心」不完全是一回事。「民心」通常是一個政治詞語,比較常用在什麼「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XX 黨不得民心」之類的話中。在語言的用法上,「民心」和「滿意度」幾乎是可互換使用的。

而「民氣」不一樣。講白了說,就是什麼樣的事件會觸發這個社會中普通平民的神經而導致他生氣、或因生氣而奮進;這樣的人多了,就叫「民氣」。

「民氣合拍」才是第一道國安防線

再有一個本質性的區別。「民心」是對本國政府而言的,而「民氣」,多半是對外國政府或外國勢力而言的。舉例,我們不會說「美國政府失去了台灣的民心」,這樣說有點荒謬。台灣人又不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政黨也不需要你的民心。但若說「台灣XX黨失去了台灣的民心」則是合適的,因為台灣公民直接會影響那個XX黨的選票。舉例,我們可以問「美國政府對台灣抵抗敵方犯台的民氣具有多少信心」?這是合理的發問,把「美國」換成「日本」、「西方」、「友台」,此句依然合適。

小結:管你台灣公民在「民心」上傾向於XX黨還是YY黨還是ZZ黨,美國(日本、西方、地球上任何友台國)都不會依此作為他們在台灣敵方武力犯台時伸出援手的條件。但是,台灣抵抗敵方犯台的民氣高低,卻一定是他們在台灣敵方武力犯台時伸出援手的條件,甚至是排在第一位的要件。

這道理已經寫得很白話了,但讓我們更白話一點:敵人武力犯台時,台灣有多少平民、多快速的支援戰鬥,決定了會有多少不是台灣人的外國人願意來跟台灣人一起流血、來得有多快。

你家被強盜入侵,你家的壯男壯女,不甘不願的上陣或原地不動。鄰居來幫你家打強盜,吃多了嗎?如果再加上幾個不懂什麼叫「住宅命運共同體」的同宅人在旁為入侵者加油,再愛你家的鄰居恐怕也會嘆息一聲而袖手旁觀吧?

民氣,因此是台灣(或任何國家)的第一道國安防線,而不能是最後才出現的防線。但台灣社會,到現在都好像沒搞懂這道理。如果我是台灣的敵意方,我會高興得晚上睡不著覺。看哪,台灣那一群傻民,嘴砲很會打,行為很溫良,你說他文明吧,他嘴砲打起來不輸蠻族,你說他勇氣十足吧,他卻連兵都不願當、連槍都不敢碰,我一嚇他,他就說他的鄰居多強,開始睦鄰,而渾然不知鄰居都在掂量他自己願不願意上戰場。

民氣在哪裡?民氣就在大街小巷、在夜市、在菜場、在學校、在公司的辦公桌、在計程車上、在宮廟。簡單一句話,就在你身上、我身上。

民氣合拍,不需要民心合拍。你投票時可以投給XX黨,我投票時可以投給YY黨,他投票時可以投給ZZ黨。你我他「民心」不合,但不妨礙你我他的「民氣」相投,只要你我他對同一件事生氣,大家就是一條船上的人。船被搶了,大家都落水;別以為你穿了救生衣就心存僥倖,也別以為你躺平就沒事,那是因為你不懂搶匪的個性和心理狀態。

瑞士及以色列之民氣可用

談到小國安全,台灣社會好以瑞士、以色列為例。你以為瑞士的國安靠的是「中立」嗎?你以為以色列的國安靠的僅僅是「全民皆兵」嗎?

瑞士是個文化背景複雜的多語國家,顯示其公民來自多種文化,受到周圍多個其他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影響,「民心」不容易一致。但瑞士做對了一件事:在國安上「明碼標價」 – 我不會打你,但如果你打我,你的代價就是:我國人多數會用槍,而且有和你拼死的民氣。

以色列的全民皆兵是如何做到的?難道靠的是猶太人的「民心」?算了吧。6、7百萬公民中,有20%是阿拉伯裔的非猶太人,在不同的民心政治下,不但內部選舉激烈,連猶太主義的總理都可以被同為猶太主義的不同政見者刺殺身亡。以色列靠的是「民氣」:我選擇在這裡照我的方式生活,哪方想併吞這地方,我就視哪方為敵人。不同意這股民氣者,大可隨時離開這裡,反正全球1800萬猶太人中只有600萬選擇生活在這個叫做以色列的地方,你加入這個民氣團體,很歡迎,你不加入或要離開,也不勉強,因為世界很大。

很多人認為民氣不是國安的第一道防線, 正規軍隊才是。只能說,有這種「天塌下來有正規軍頂著」心理的人,叫作老百姓,不叫作公民。在老百姓眼裡,政府就是用來照顧我的,否則要你政府幹嘛。而在公民眼裡,政府是選出來打理我的稅錢、代理我經營國家的。國家有難,公民有責,否則公民的權利基礎何在?

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若真受到武力攻擊,即使自己民氣不足,但外國一定來幫忙。好,就算你是對的,前面已經說過,外國人出不出手是根據台灣自己的民氣而定的。再說,幫了你一次未必幫你第二次,而未來數十年、搞不好上百年,台灣的兵凶都繼續存在(除非兵凶來源被解決,不過那是另話了)。

還有一些人相信一種更離譜的場景:在神明或天意的保佑下,台灣的敵意方,不小心和其他方在其他地方開啟了衝突,台灣處於暴風眼中卻無風無雨,衝突結束後又是一條好漢、又是一個桃花源。有這樣信仰的人,可能不明白「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這概念:骨頭是包在肉裡的,傷到骨頭時不可能不傷到肉。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民氣,就是國安的開關。有,燈才會亮;沒有,燈就不會亮。人們只需要問一個問題:這第一線防線,你在內嗎?

「拒絕佔領」與台灣2022選舉

這是一篇寫給台灣平民,而不是寫給政府或軍方讀的文章。要義是對於台灣的國安,民防至少和軍防一樣關鍵;在特殊的地理、歷史包袱下,一個缺少民防的台灣,政府的國安措施,終歸是缺一隻腳的。

缺少了各個地方的「拒絕被佔領」意志,台灣的安全是可慮的。反過來說,台灣的六都三市十一縣,只要其中一半都有領袖人物、民間團體公開站出來宣誓:「本市(縣)絕對抗死拒絕被敵方佔領」,整個台灣的國安就是無慮的。

你選擇被戰一次;還是被戰兩次?

台灣已經是個一人一票民選政府的國家,平民若不願用選票來推舉願意做出以上宣誓的代表,那麼台灣的民主及主體性就是假的。要打破當年日本統治方所評價、後為蔣渭水複述的「台灣人貪財怕死愛做官」的魔咒,只能用以上誓言來驗證。

2022的台灣地方選舉,六都三市十三縣,看看哪些參選人願意、敢於將以上誓言放進其競選誓言;哪個政黨願意、敢於將誓言納入政策路線。選民應該現在就開始對他們心目中的候選人、政黨施壓。

這是一個與藍綠背景無關的誓言。不願、不敢宣誓「本市(縣)絕對抗死拒絕被敵方佔領」的人,管他藍綠,就是一個不認同台灣的人,棄之可也!

其中道理,在9月28日所發表的《為什麼台灣需要廣設靶場》一文中已詳論。大旨如下:

《沒人喜歡戰爭,但若被迫一戰,就要事前知道輸贏的關鍵。台灣若戰火燒身,一定是被迫的;在被迫的情況下,什麼叫贏?什麼叫輸?

台灣只要不被土地佔領,就叫做贏。全台土地被佔領了,才叫做輸。

敵方要的是台灣這個島;即使摧毀了島上的一切,若佔領不了這個島,敵方就算輸了。

因此,駭止敵方啟動戰爭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讓敵方知道,無論是用封鎖戰、電磁戰、飛彈戰、登陸戰、或任何形式的摧毀戰,它都無法佔領全台的土地。

當敵方百分之百的清楚認知到這點,它的計算公式裡才會認真考慮「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結果:攻擊了台灣而又無法全面佔領,等同瞬間拉拔了台灣的國際聲勢,到時要求台灣獨立的恐怕不是台灣自己,而是國際社會。

只要台灣社會現在就表現出「絕對不被你佔領」的意志力,就是止戰、避戰的最有效武器,比軍機、軍艦、潛艇、飛彈還有效。

問問自己,以下這道理對不對?一個人的意志,不被別人佔領,我們說他有獨立的人格。 一個國家,輕易被人佔領,會被別國譏笑為沒有獨立的國格。二戰時法國因為只有軍防、沒有民防,輕易被德國佔領,世人譏笑至今。但因法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盟軍選擇由諾曼第登陸奪回,結果是法國人被戰兩次,第一次被入侵者德國,第二次被奪回者盟國。台灣乃兵家必爭之地,請問台灣人,被迫一戰時,你是選擇被戰一次,還是被戰兩次?

拒絕被佔領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打仗,總有輸有贏,歷史記住的不是你的輸贏。而是你怎麼輸的;怎麼贏的;若你在第一次戰役中就輕易就被佔領,那歷史就只會記住你輸了,因為你根本沒有「如何輸掉」這一段。

台灣社會,99%還活著的人,沒有戰火經驗、沒有逃難經驗。在整個地球上,算是異數。但若台灣人把意外當常態、把運氣當作上帝的旨意,那就會輸在天真無知上。一個由天真無知平民組成的台灣,即時這次不輸,下次也會輸,因為你的敵意方若不改變心意,未來一千年台灣都處於險境。

解決之道只有兩個:1)台灣至少有一半地方表現出絕不被佔領的意志;2)主動設法改變對方的念頭。而,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條件。

拒絕被佔領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讓我們用2022選舉展示台灣人已經認清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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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民主?還是平民民主?

一人一票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卻不是民主的充分條件。另外至少還得加兩個條件才能構成充分性:言論自由和法治。1932年希特勒在一人一票之下上台,卻把德意志帶領上獨裁。同樣的,如果毛澤東在文革最高峰時舉辦一人一票,他也會被選上,然後中國會更早走上精緻的獨裁。

即使在三要素具備的條件下,民主體制(Democracy)依然還有一個足以決定國家命運的大哉問:究竟是「菁英(elite)民主」還是「平民(popularist)民主」比較永續持久?

民主的弔詭

答案可能是相對性的:在某種時空條件下,菁英民主比較好,另一種處境下,平民民主比較好。雖然是相對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哪條路線,只要過了頭,都會形成不受制約的權力,從而侵蝕民主賴以存在的基石。這可稱為「民主的弔詭」- 自身因地制宜的演化,會導致最終摧毀自己。這就是民主體制內一定需要吹哨人和守門員的理由。

以美國為例,菁英路線已經走過了頭,固化成為菁英主義;社會菁英一詞變成既得利益者、建制派的同義詞。一向來,凝聚美國精神的是中底層的平民,在人口上佔多數的他們,在菁英主義下變成話語權上的少數,幾十年下來積蓄了龐大的反彈力道。

2020的美國大選,本質上不是兩黨之爭,甚至不是所謂的開放進步派(Liberal Progressive)和傳統保守派(Conservatism) 之爭,而是菁英主義和平民精神的對抗。若非源自武漢的陌生病毒恰好肆虐美國,平民精神的反彈力道肯定會壓過菁英主義,制衡已經被精英控制的大政府、大媒體、大金融機構。

2016及2020兩場大選,已經清楚明白顯示,現階段的美國處於「建制派與抗建制派」、「階級對階級」、「都會對鄉民」的重新自我定義時刻。誰入主白宮,都得面對,但選擇的方向,將決定美國未來至少100年的命運。

比起美國,台灣地方很小、人口很少,情況單純得多。但是以上的道理依然適用:即使民主的三要素(一人一票、言論自由、法治)具備了,菁英路線與平民路線之間的權力制衡,依然是民主存續的關鍵。何況,台灣當前在法治上還是隻跛腳鴨。

病毒啟示錄 –中國歷史的拐點 中共政權會鬆動嗎?

 

《中國的「車諾比風暴」》—-章節插頁

中國古語說「疾風知勁草」;美國從不投機的股神巴菲特說「潮水退去的時候誰沒穿游泳褲看得一清二楚」。現在疾風來了,潮水退了,一隻新型冠狀病毒,瞬間揭示了「厲害了我的國」不是勁草的事實,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結構其實是沒穿游泳褲的。在國際的「中國探照燈」越來越雪亮的當下,生活在更佳制度下的台灣,此時此刻正是一個徹底了解中共集權體制本質的機會,但是,台灣身為中國的近鄰,在人本精神下也應該「莫忘中國苦人多」。

2020年一月壓不住才「爆發」的疫情,所帶來的情緒感染力絕不亞於病毒本身的感染力,因為人們至今還搞不清楚它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如果是大自然演變而來的天災,人們就會像面對颶風、地震、海嘯一樣的面對,那也就不過是三、五年後船過水無痕之事。但如果是制度顢頇、行政愚昧、人性自私貪婪造成的人禍,那麼事件帶來的情感殺傷力和後遺症,將遠遠大於天災暫時的創痛。這正如1986年蘇聯共產黨治下的「車諾比事件」背後真相之震撼力,33年之後還會被後人拍成電影(Chernobyl,HBO 2019)。現在看來,若干年後一定會有一部電影「武漢」(WuHan)將事件始末呈現在全球觀眾眼前。

《SARS 一百倍的經濟、政治殺傷力》

2003年1月至5月的整個SARS疫情期間,我在北京城內全程目睹。一開始是車輛和行人減少,接著是不時的救護車鳴笛聲,沒有人相信官方的數據,先是提心吊膽,接踵而來的是恐慌。猶記某日在清華大學講課到一半,一個不知名的人士衝進教室狂喊: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我朋友被傳染了,醫院不收,他女兒打電話向我哭救;講課就此中斷。數日後,京城四周的村莊農民,開始設置路障,拿著鋤頭禁止北京車牌的車輛入村。

17年後的中國,GDP翻了十倍,領導人換了三屆,但面對新型病毒爆發的反應模式,一點都沒有改變,從隱瞞事實到拖延治理、控制數據到黨內藉著疫情權力鬥爭,如同老電影重播。不同的是,這次人民在自媒體技術下的反應比起17年前的SARS期間快了十倍,國際間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可能也只剩下當年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10乘以10,武漢病毒對中共政權的國內、國際殺傷力至少是當年SARS的100倍。

本文撰寫時,疫情的散播還在爬坡,刊出時也還沒到高峰。每日事態的變化令人心驚肉跳,就像一場才剛開場的懸疑舞台劇,結局還不確定。但由於導演及製片人都在後台爭控主導權及忙著卸責,風格是那樣的熟悉,因而我們大約可以揣測這場大戲至少得演到五月份,而觀諸全球觀眾的反應,接下來全球對中共治理能力的信心徹底破滅,也是可預期之事。總之,這場人類大戲,可以用一段話來總結,那就是:病毒的流動性,擊穿了集權結構的脆弱點,把20年來濃妝豔抹的中國,打回了化妝前的素顏中國,病毒成了中共體制的照妖鏡,導致中國歷史再度進入拐點。

《政權自殺 – 中共迅速證明自己不代表中國人民》

新病毒現身武漢,第一疑似案例是去年10月底,經過中央級別專家研究、繼而專家藏私、繼而上報卻已讀不回,再歷經封口、曝光、強壓數據、封網、封城、強壓世衛WHO及國際輿論這一連串愚蠢又無效的動作,中共政權在短短三個月之內,毀掉了自己過去30年企圖建立的世界大國形象,同時自己證明了自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中國,無能對世界負責。這種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行為,其實在2019年對香港胡亂作為時就有先兆了。中共為何出現自殺傾向?留待後面分析。

三十年來,後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把中國蓋成了一座歪歪邪邪的超高大壩,地基本來就不穩,壩體結構則鋼筋和竹竿並用,下半部偷工減料,壩頂則富麗堂皇。從結構力學而言,這座大壩不可能持續,等待的只是一場震幅、波長和角度剛好的地震。

固然疫情是實實在在的現象,但是我們對於對現象的理解不能止於表面,更深刻的是現象所反映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集權體制所建立的大壩,只有左右搖擺的流動性力道能摧毀它,例如流動的貨幣(金融)、流動的信息、流動的人口,是的,還有流動的病毒。中共權力大壩維穩之道,歷來就是控制所有流動性事物的方向、流量及速度。錢流動由中央管起來,信息網路從中央控起來,人口流動中央說了算(如北京城驅逐低端人口、此次武漢封城),但病毒的隱密傳播性卻不是中央能管控的。「生命總會找到出路」這句話,在集權大壩下被否定了幾十年,卻吊詭且荒謬的在病毒領域得到證實。

中國經濟引擎早已邁向熄火,在武漢疫情之前,對集權經濟威脅最大的流動介質本來是貨幣(外匯及人民幣),也就是金融流動性危機下的、隨時會爆發的「債務危機」。而今,病毒的超級流動性瞬間造成了貨幣、勞動力、信息流的逆流堵塞,瞬間揉合了所有的流動性的負面作用,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漩渦,大壩極可能因此而鬆動。

除了經濟重挫,中國原本就效率不彰的行政體系將因此次疫情而停擺。為了說明這一點,又不得不從共產黨這異形的生理結構談起。中共奉行「權本主義」,一切以保障黨的專政為核心,黨內又以保障個人權力為核心。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沒有黨權體系之外的任何權力機制,所謂的「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不過都是完全為黨所用的偽機制。為了幫助理解,我們可以這樣想像:黨就是一列火車,軌道就是黨的路線,黨內鬥爭就是幾個駕駛員之間的搏鬥,而所謂的「政府」不過就是火車內由黨員扮演的乘客,無論乘客在車內往哪個方向移動都不會影響火車的行經,而所謂的「企業」,不過就是為火車添煤的工作人員,所謂的「人民」不過是為政府做飯倒水的小弟罷了。

可預見的,粗暴的疫情管控所帶來的人民心理創傷,加上被疫情重創的經濟,必然會以乘數效應連動,嚴重動搖人民對「政府」這偽機構的行政信任。而共黨在最近兩年來的左傾路線下,勢必會赤裸裸的將所謂的「政府」完全甩到權力圈外,而直接用「黨權」一竿子插到底,這由近兩三週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王毅、楊潔篪等要員在國內、國際間的動作細節就可看出,而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的無奈、各種御用專家的宣傳證詞之中,都在在凸顯了「黨」和「政府」之間的干戈和角力。

《 「政府」行政只是 黨權鬥爭的皮影戲 》

然後,當「政府」只是一個「黨權的皮影戲」這本質被此次疫情徹底暴露之後,以下效應就會出現:所有人民,包括九千萬黨員,都會把行政單位、政務官員的話當作「放X」;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也將完全不信任中國「政府代表」名片上所印刷的頭銜。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將一夕之間醒悟,要和「中國」打交道,對象只能是「黨」,「政府」不過是一個用來賴帳的工具。

《 疑似自殺還是斷尾求生?》

香港是中國經濟的體外葉克膜,中國經濟已經脆弱到不能再失去香港。但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中共對待香港之狠,就像是不惜與香港同歸於盡,這態度令許多人不解。此次武漢病毒疫情的處理手法,同樣令許多其實相當了解共產黨的人不解:明明有了17年前的SARS經驗,明明身處美國圍堵中國的高峰期,明明香港事件引起的國際圍剿還未落幕,黨中央怎麼會笨到用如此拙劣的拖延和掩蓋手法處理疫情?這豈不是等同自尋死路?

共產黨是個精於權力計算的團夥,黨中央不會不明白本文前述的「流動性風險」。

集權體制內,凡是發生的必有道理,儘管外人看來沒道理,但其實都是有權力的內在邏輯的。那麼,我們就來看看此次疫情管控背後的可能權力邏輯。

大背景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實情已經糟到了無論如何都轉不動的地步了,又逢美國以關稅制裁及科技封鎖相逼,為了保住政權,只得以國內自殘手段加上民族主義,破罐破摔、斷尾求生。這種可能性看似荒謬,但是別忘了過去發生過的人為大饑荒和毛氏為了保權發動的文革,一開始連毛本人都沒料到後果如此慘烈不可收拾,中國因此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代價。再近一些,別忘了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中共高層説的那句名言:用兩萬(一說二十萬)條人命換取20年穩定是值得的。百姓性命,相對於保住政權是微不足道的,尤其當人口基數達到14億之高時。

病毒是人為洩漏的還是自然界產生的,這並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黨意和行政的順水推舟默契。打個不太合適但可幫助了解事態的比方:在民主選舉的國家中,選戰時的「爆料」是有意安排的還是無意流出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材料問市之後各方的順水推舟默契。一樣都是為了權力,只是民主制度不需要以人命為代價。

若細細品嚐此次病毒疫情的諸多後果,倘若狠心不考慮人命以及民怨,其實都是符合過去幾年的「中央黨策」的:國進民退、為經濟斷鏈找藉口、阻斷外匯流出、美中貿易協議金蟬脫殼、城市居民網格化管控、徹底網路監控、降低人民生活標準期望,是的,還有化解人口老化後遺症、裁剪低端人口。

《 中共和世界,誰扛得過誰?》

20年來,中共在「舉全國之力的財政操作」、「四方撒幣的坑蒙拐騙」隱密戰術,得以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成長,但邪門歪道總有極限,從2018年開始捉襟見肘乃至2019衣不蔽體,現實上在2020年已經面臨一個十字路口:鬆動其一黨專政並在放權體制下繼續成長,或者堅持一黨專政,再與西方主流徹底脫鉤、另起霸主爐灶。2019年,美國開始逼迫中共在兩條路線之間做出抉擇,一切跡象顯示,中共選擇了專政高於一切。而就在雙邊簽署了中方實質上不可能兌現的貿易協定的同時,武漢病毒問世。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不論是出於失控還是出於操弄,這場令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風暴,已經實質上造成了中國與西方主流國家的脫鉤。事態再發展六個月之後,國際上只會達到以下兩種結論之一:1. 病毒疫情的經濟後果證明了世界無法承擔一個沒有中共的地球;2. 世界因為中共的脫鉤而發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2020年的中國經濟情況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強度,將協助國際在兩個結論中挑選一個。可以預見的,中國經濟將因此次疫情而出現國內外的供應鏈斷鏈、大量中小企業關閉、金融違約潮、失業潮、貨幣超發再超發、通貨膨脹、房地產停擺。接下來,就看是中共扛得過世界,還是世界扛得過中國了。不管最終中共政權願不願意被鬆動,反正這場病毒疫情使得中國歷史的拐點到來了。

「和平」是台灣的底線嗎?

我的青年時期在新加坡度過,1969-1973。新加坡小國寡民,當時只有300多萬人民,北邊有人口大它幾十倍、土地幾百倍的馬來西亞,邊界只有幾公里的柔佛海峽,西邊有人口大它一百倍、土地大它近千倍的印度尼西,距離一百公里左右。

雖然身處兩個有敵意的國家之間,像是夾心餅乾,經濟條件薄弱如雞蛋殼,但是新加坡政府咬牙強調18歲以下青年的最主要任務就是教育和學習,徹底採取英國學制,從制度到教科書,從通識到就業技能。18歲是新加坡男孩的破繭時刻,管你學業優劣,先當兵再說,此刻是他開始真實意識到「原來新加坡如此危險,任何敵方只需要動動小指頭,新加坡在幾天之內就可以不復存在」。新加坡沒有「當兩年兵然後退役」這一說,45歲以前定期或隨時接受國家徵召,回營訓練。

新加坡是講究「和平」的,世界上沒有人相信新加坡會攻擊鄰國,但那幾乎是「終身役」的「戰備制度」,今天依然如此。

台灣必堅持使用武力自衛

2015年希臘財政危機最高點,我恰巧在雅典,平民一天只能提款50歐元,用餐時我給5美元小費,換來那位巨漢侍者的一個瞬間軍禮和響亮的「感謝你」,刻在腦中至今鮮明。財政再緊,人口小於台灣的希臘軍費不減,每年向德國採購的軍備佔德國軍備出口的18%,而德國也因為要保持自己國內的軍事工業,而大力支持希臘渡過難關。窮的要死還要軍備,怕的是誰?希臘公民普遍認為,近在咫尺的土耳其由於歷史上的「大奧圖曼主義」隨時可能染指希臘。雖然憲政廣場上的示威老人對我說,希臘人恨死了政客和議員,當一屆議員貪污個千萬美元不在話下。

希臘人愛不愛好「和平」?衰弱如希臘,「和平」是不是它的國策?鏡頭拉回台灣。講到底,「和平」就是不打仗、不動武。那麼,台灣在世界上的立場,是不是不打仗、不動武?台灣對其他國家的底線,是不是不打仗、不動武?如果是,台灣要軍隊幹嘛? 往下談之前先澄清一點:本文中的「台灣」,隨讀者高興,可以用「中華民國」或者「台灣共和國」替代,因為名稱與文中講的道理,風馬牛不相及。

瑞士是中立國家,連正式的軍隊都沒有,但是瑞士的國策是不是不打仗、不動武?

瑞士人是山民,歷史上驍勇,但因國家小、經不起打,因此力求和平,從不挑釁。但瑞士人不是耶穌,被打右臉不還手還把左臉也湊上來,因此瑞士青年必須接受射擊訓練,有槍的家庭可能過半。

台灣也不是耶穌。在和平這件事上,台灣應該清楚的畫出底線,以免他人誤會。這條底線就是:「台灣盡一切力量追求和平,但是不放棄在遭到武力攻擊時使用武力自衛」。

台灣對外應劃出「和平」的底線

畫底線是每一個國家都該做的事,除非自認不是國家。一個國家不畫底線,就會有其他國家來幫它畫底線。當然,畫底線也可以講究修辭的藝術,但若修辭過了頭,就喪失了畫底線的意義。比如說,也可以把底線畫成如下:「台灣絕對不做一個任人欺負的國家」,但這樣修辭的「底線」模糊度太高了,底氣不足。

選舉到來,有人敢喊「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也有人敢喊「台灣正名制憲」,但就是沒有候選人敢畫底線,因為恐共或懼美;選民像沸騰的水,媒體吵的煞有其事,但沒有人要求候選人的底線政見。

台灣人民只敢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的權力鬥爭下,喊統喊獨、以親中仇中內部自我分裂、辯論該不該親美親日,也有人喊出什麼「和中親美」,但是,台灣沒有人敢於在與任何第三方交涉時,劃出所謂「和平」的底線。這樣的地方,別人看得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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