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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三公契約」:公權力、公共財、公民守則

任何共同體,若要被稱為一個國家,就必須有約法,無論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那麼,台灣的約法落腳點在哪?幾年下來觀察台灣社會現象,我認為「台灣約法」落在三個點:對公權力的約法、對公共財的約法、對公民守則的約法。

美國的約法落在一部單一的成文憲法,但那也是歷經頭一百年以及內戰才磨出來的,其整個法治體系就圍繞這這部容許「與時俱進」的成文憲法展開。中國也有成文憲法,但是美國哈佛大學憲法學者曾形容其為「一張願望清單」(A Wish List)。 實際上主宰並維繫中國共同體的其實是一套不成文的約法;在「毛氏約法」因文革而徹底失敗後,鄧小平即時提出了「鄧氏約法」-讓一部份人、一部份地區先富起來,國家則韜光養晦。人民買單了。

江澤民時代推出的「江氏約法」是 「悶聲發大財」,這挺符合黨內權貴及黨外中產階級的期待,加上財富的擴散漣漪效應,因此也被共同體買單了。胡、溫時期的不成文公約,基本上是「江氏約法」的調子,再加上了「大國崛起」下的「讓已經有錢的人享樂揮霍」,也勉強符合了共同體的期待。

台灣社會需要新的社會契約

習近平繼承的是一個幾乎已經破碎的不成文約法體系;財務、金融的壓力,貧富不均的怨氣,使得鄧氏約法、江氏約法對共同體的凝聚力幾近失效。習近平若再延續「物質訴求」的路數,肯定是弊大於利,因而他試圖提出精神性質的「習氏約法」-中國夢,主旋律便是「一帶一路」的強國夢。五年下來,習近平察覺精神不能當飯吃,這才有了十九大講話中的那句關鍵語: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當下,這約法也正在承受巨大的挑戰。

在國家約法這件事上,鏡頭再拉回台灣。台灣也有一部成文憲法,並且幾十年來大部份的共同體事務都依循這部成文憲法進行。然而,這部成文憲法的爭議性越來越大,主要是因為歷經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折衝,這部憲法已經變成一部「鳥籠憲法」。在「人民究竟有沒有義務遵循一部鳥籠憲法」這爭議沒得到解決之前,台灣沒有可能進入如美國般的「憲法一尊」的境界。

換句話說,台灣這個共同體的凝聚力,只有一部份依賴成文憲法,尚有很大的一塊,必須依賴不成文的人民公約。因此,將這部份的人民公約說清楚、講明白,乃是台灣共同體的凝聚要素,否則台灣會因為鳥籠憲法而分裂。

可以說,過去五年,甚至過去30年,台灣社會內部的紛紛擾擾,人們簡單的歸結於什麼「藍綠鬥爭」,事實上若宏觀的來看,真實的底層問題是台灣社會正在尋找一份新的社會契約。所有的紛擾爭議,本質上其實都是在試圖定義一份新的、人民與被選政府之間的社會契約。

台灣必須要有「三公契約」

歷經國民黨、民進黨的藍綠輪替執政,台灣人民開始逐漸明白,管他什麼黨,只要坐上權力位置夠久,他的威權性格就會「與權俱進」。真正能夠凝聚台灣共同體的,不是人民跟什麼「政黨」之間的關係,而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而這份新契約的內涵,可以用三類範疇道盡:公權力的界線、公共財的邊際、以及公民的守則。可以簡稱為「三公契約」。試問,自從台灣有了政黨解嚴、一人一票之後,所發生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社會衝突,哪一件不落在這「三公契約」的相關範疇內?舉凡官商勾結、以公營私、政客關說、肉桶利益綑綁、黨產糾紛、這幫那幫、遊行爆衝,都是因為公權力的界線不清,公共財的邊際不明,公民守則模糊。

在鳥籠憲法的問題得到解決之前,台灣幾乎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除非我們先落實「三公契約」。真正法治達不到,而台灣人民還期待我們這個共同體能夠得到世人的尊重,豈非望梅止渴?

老人或許已經無救了,但年輕世代千萬勿忘,「自己的台灣自己救」這句話,倘若不落實在「三公契約」的實踐上,台灣共同體的凝聚力,恐怕也只是一種「願望清單」而已。讓我們一起來把公權力的界線、公共財的邊際、以及作為公民的守則,給說清楚、講明白。

「土地掛帥」思維害了台灣經濟

人,都有第一反應 - 遇到挑戰時,無論怎麼想破腦袋,都跳不出一個思維框框,反覆在框框裡面打轉,所達到的結論永遠只是同一個方向的不同包裝。這是人之常情,用俗語說得最到位,例如: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舊瓶裝新酒,還有最難聽的老狗玩不出新花樣。

用學術語言說,就是成年人的思維模式已經定型,反映在文化上,就是每個社會都會被某些思維框架所限定,因而決定了這個社會的方向和潛力;這些思維框架是那麼的強大,以至於連災難都不見得能扭轉它。

台灣的經濟,這些年來處於原地打轉,大家都知道其中一定有問題,但問題在哪?科技創新策略落後?工業政策失調?教育政策失敗?金融機制擋路?人才外流?甚至講狠一點:台灣經濟困局都是被國民黨害的?都是被民進黨害的?都是被中共害的?

台灣土地利益誘惑太大

這裡提出一個另類觀點:台灣的經濟所出現的大問題,都不是被上述任何一個原因害的,而是被台灣社會內的一個思維框架害的:「土地掛帥」的僵化思維方式。

儘管科技已經如此發達,任何經濟活動還是脫離不了古典經濟學下的三大資源要素:人、地、物 - 人才,土地,及(不論虛實的)產品。任何經濟體,都得對這三個要素的利用排出優先次序:「以人掛帥」,還是「以地掛帥」,還是「以物掛帥」。而台灣的最根本經濟思維錯誤,就是不自量力的去「以土地掛帥」。這是致命的錯誤。

台灣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在世界排名第一百四十位,倘若把台灣的三分之二是山地這個因素考慮進去,排名會更低。換個表述方式,台灣的陸地面積,只佔地球陸地面積的 0.024%。而台灣的2300萬人,佔地球總人口的0.329%, 比例上是土地佔比的近14倍。而台灣的人均GDP,國家排名第24。

什麼意思?二十年前曾經有「亞洲四小龍」這個名詞,台灣在首,今天台灣在末尾,而且差的不是一點,而是望塵莫及。薪資停滯18年,房價/薪資比卻在世界頭段班,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台灣經濟過去輝煌之因,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本文要討論的是現在台灣經濟停滯之因。從上段的基本數據,可以導出一個結論:台灣若想以土地為刺激經濟的驅動力,無異於癡人作夢、以卵擊石!

然而,「土地掛帥」卻是幾乎所有台灣政治人物的基本思維框架,藍綠皆然。為什麼?因為土地的利益誘惑實在太大了;只佔地表面積0.024%、還要扣掉三分之二山地的可用土地,用一塊就少一塊,越少就越值錢,越值錢就越誘惑。君不見,台灣多少官商關係、公私勾結不與土地有關?多少工業政策不是某些人想從土地中撈一把?多少「這創、那創」的構思不與土地或房地產有關?

台灣經濟不能以土地掛帥

經濟三要素中,土地掛帥就是不以人才掛帥,不以產品掛帥。口稱人才重要、產品重要的政府,做起事來卻是土地掛帥,台灣經濟能翻轉嗎?土地比台灣還要小的國家如新加坡,倘若土地掛帥,掛掉的一定是自己。當年四小龍中的三隻小龍之所以能夠絕塵而去,難道不是因為人家都走上了「產品掛帥」或「人才掛帥」?

另方面,台灣的對岸雖然土地大台灣300倍,其之所以今日命懸一線於房地產、環境污染扼殺生活,難道不是土地掛帥的後果?

台灣經濟若想回春,只有一條路:改弦易轍,不以土地掛帥,而改以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掛帥,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提升土地的附加價值,而非剝削土地的低級價值。

但是,但是,這牽涉到了改變社會的思維框架,人的思維覺醒,難度有如移山,山很難移,得先出現「愚公」才行。愚公可移山,然而愚公何在?這裡提出一個尋找失蹤愚公的辦法,非常簡單。2018年底選舉不是就要來臨了嗎?票要如何投?不要盲投,讓我們攤開候選人名單,包括六都市長候選人,包括縣市議員,誰的主要政見與土地無關,誰過去沒有剝削土地的劣跡,投給他就對了!

如果某位候選人的主要經濟政見,乃以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掛帥,那麼他/她就是活化台灣經濟的人選,哪怕他/她學歷低一點、能力弱一點、經驗少一點,投票章就蓋下去,管他/她是什麼黨派!

被「球員兼裁判」卡死的台灣經濟

經營活動上的任何領域,只要是出現球員兼裁判,最好的結局頂多不過是平庸,通常的結局是形成剝削體制。這原理,就像政治學中所稱「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一樣的顛撲不破。

而台灣這個島國的經濟,卻在違背經營學ABC的狀況下,走了幾十年的球員兼裁判模式,其所造成的剝削流程,在許多關鍵領域內,已經侵蝕到骨子裡了。

許多人說台灣的民主已經變成民粹,言論自由無法無天,但是這個遭人詬病的毛病,至少防止了台灣落入「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的政治陷阱。引人好奇的是,民粹和幾乎無底線的言論自由,為何沒有遏止「球員兼裁判」在經濟活動上造成的不公不義?

北農「公司」的本質就是怪胎

「球員兼裁判」是一條必定失敗之路,然而為何它對台灣的民主或民粹具有如此強大的免疫力呢?換個角度來問這問題:「球員兼裁判」具有何種吸引力,致使台灣的政府,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如此的飛蛾撲火呢?又具有何種慣性,致使台灣的人民,對其視而不見呢?

以近來的北農公司議題為例。北農「公司」的本質是黨國一家餘孽下的球員兼裁判的怪胎,根本稱不上是一家企業,不管誰出任董事長或總經理,都是政治鬥爭下的政治任命。無論是政治酬庸下的任命,還是依照能力適格原則下的任命,都改變不了「球員兼裁判」體制下的命運;台灣各地農戶若期待北農公司出現一位包公或媽祖來維護農戶的最大利益,那只是緣木求魚。

各界窮忙於追究被政治任命的吳音寧做總經理的「適格性」,卻完全無視於北農這個怪胎機構的「球員兼裁判」DNA,可說是撿了芝麻,忘了西瓜。輿論界不求矯正怪胎本身,卻集中火力辯論怪胎的帽子戴得正不正,只能說是中了巫術政治的蠱惑。

一個可被政治任命的「企業」,就是一個球員兼裁判的機構。北農若做不到球員和裁判分家,註定就是一套某方剝削農民的機制。這個「某方」,可以是官府,可以是商家,也可以是官商勾結的共同體。剝削的手法千千萬,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利多時做球員,利少時做裁判。

球員兼裁判的體制對執政方如此迷人,因為金錢和權力盡在其中。國民黨抵抗不了這個誘惑,現在看來民進黨也抵抗不了。北農,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小樣本,試問,台灣還有多少行業充斥著球員兼裁判的機構?觀光業有沒有?外勞移工業有沒有?能源業有沒有?金融業有沒有?交通業有沒有?動用國庫的國家大型投資計畫中有沒有?北農,剝削的是農民和農產品消費者,而更大的行業,剝削的是所有納稅人的稅金以及所背負的國債。

今天的補助就是明天的債務

接下來不得不談,為何「人民」可以容忍執政方的球員兼裁判如此之久?若在球場上,觀眾老早就衝到場內了,而在台灣,現象卻可延續達數十年之久,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倘若沒有人民的縱容,何以至此?

歸根究底,還是台灣人民的公民意識薄弱,覺得繳出去的稅,就是潑出去的水,而完全沒有意識到,被選舉出來的執政者,僅僅是公民財富的理財代表,而不是有權收地租的領主。

台灣人民在政治民權上已經覺醒了,只要執政者出現絲毫的政治侵權跡象,自覺受害方便會哭天喊地,媒體也都擴大宣傳。但台灣人民在經濟民權上,卻還停留在懵懂的階段,對於制度性的腐敗源頭,往往一知半解。

再加上,台灣人民傳統上很容易被眼前的小便宜擺平。不滿?給你一點「補助」就擺平了。台灣人民看到「補助」就覺得那是天上額外掉下來的好處,近乎完全缺乏現代常識,不懂得今天的補助就是明天的債務、後天的稅負。

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拖累,就是政府本身的「球員兼裁判」特性,導致政府既做不成合格的球員,也做不成公正的裁判,兩邊不搭,?外不是人,致使資源一再空耗。最令人可懼的是,在這體制下,社會原生的合格球員出不了頭,只能選擇和裁判合污或乾脆外逃。

這,才是台灣經濟的根本問題。

打破「黨府一家」才是最好的國防

經過無數前賢的努力,台灣過去的「黨軍」已經轉化成為今日的「國軍」,「黨國一家」已經進化為「黨國分離」,這過程花了幾十年。就像恐龍演化成為鳥類,台灣作為一個演化中的物種,在極權到集權到民主法治的演化路徑上,還差了最後幾步。然而所差的這幾步,在當前的國際局勢和區域局勢下,卻可能使得台灣最終變成一個三不像的殘缺物種,而無法應付瞬息萬變的大局,也難以贏得世界的進一步尊重。

台灣的民主法治殘缺之處甚多,短文只能舉出其中一個例子作為起頭。這個例子就是:儘管已經「黨國分離」,但由於演化止步於權力的誘惑,台灣選民還意識不到「黨府分離」才是台灣的腳鏈。是的,這兒的「府」,指的就是「總統府」。

台灣不倫不類的「黨府合一」

請別誤會了,「黨府分離」並不等同於「黨政分離」。即使在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中,如美國西歐,黨和政都無法分離,也不應該分離。美國採總統制,政黨則是柔性體制,政治人物可以今天是民主黨,明天就轉向共和黨,只要說明理由,沒人會以「叛黨」而終結其政治生命。但選舉時,政黨還是凝聚選票的主要機制,有獨立思想的人通常會通過改變某黨黨內生態和價值觀以求支持和選票。 執政後的政務成敗,也是基於黨政價值觀的統合之成敗而定。

西歐多國則採內閣制,在「黨政合一」的傾向上比起美國更為剛性。最好是內閣成員都來自本黨,無奈時才走聯合政府。不同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方向和政策上的穩定自然不如一黨主導。但即使在聯合政府的情況下,多數黨還是力求「黨政合一」,不合的時候通過合乎法治的妥協以解決衝突。

台灣現況則是不倫不類的「黨府合一」,也就是總統兼任剛性政黨的黨主席。這當然有歷史原由,始作俑者是「一黨專政」了幾近五十年的國民黨,在「一黨專政」體制被推翻了之後,國民黨保留了「黨府合一」這個要素,力求在黨府合一的體制下集中權力以自保。黨府合一體制下,行政院長成為總統任命制,造就了全世界獨樹一格的「超級大總統制」:(一)總統有權無責,一方面號稱全民總統,另方面可指揮(只代表全民一部份的)政黨,把屬於全民的資源和單一政黨利益緊緊綑綁;(二)內閣有責無權-有功無賞,打破要賠,造就了一套劣幣驅逐良幣的機制,最終內閣成為一個「維諾因循人士」加上「短暫在位時能吃就吃的機靈人士」組合而成的群體。

「黨府合一」的荒謬,製造了多少荒唐事。事實上,近十年發生在台灣的所有社會矛盾和大型抗爭,若嚴格追溯始末,幾乎沒有一件和「黨府合一」脫得了干係;國民黨執政、民進黨執政皆然。

左腦總統洩密給右腦黨主席

典型案例,先說國民黨。2013年9月11日,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身份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譴責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對檢察體系的司法關說,,宣布將王金平開除黨籍,這意謂王金平將喪失不分區立委身份,也同時必須退出立法院。看清楚了,這是「黨主席」在「總統府」宣布開除黨員黨籍。之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到「總統」官邸向「馬英九總統」做報告時,馬英九先生左腦的「馬總統」聽到這則有關全民福祉的訊息,零點五秒就把訊息傳給了他右腦的「馬主席」。然後才有了上述的荒謬場景:總統在總統府宣布開除本黨某黨員。

兩度執政的民進黨,抗拒不了「黨府一家」體制下的權力盛宴,明知故犯的接收了這個國民黨傳統。雖然蔡英文總統很明顯的學到了馬英九的教訓,在對外的舉止和媒體上,克制了黨府一家的痕跡,但是她當初堅持總統和黨主席必須是同一人,難道是為了台灣民主法治的更精進?執政兩年以來,發生在台灣的重大衝突事件,身為黨主席的她都是黨內決策的不沾鍋?她沒有「左腦總統洩密給右腦黨主席」、「右腦黨主席指揮左腦總統」的案例?「黨府一家」體制的事實,提供了上述諸問題的答案。

歷史給了民進黨機會,給了蔡英文機會,能不能逐步跳脫國民黨遺留下來的「黨府一家」惡制,將定調民進黨政府是否為集權政府。在當前的世界大局下,台灣在民主體制上的大破大立,才能獲得人民渴望的世界地位,而世界地位才是最好的國防。

漢字圈政治文明的雁行理論

不久前寫下《 「漢字使用者」才是那把刀》(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80226003737-262104)一文,論及只有用「漢字使用者」這概念取代諸如「華人」等等相關的概念,才能由那一團糾纏不清的漿糊缸辯論中脫身。這一篇,由「文明」的角度切入,或許可視為那一篇的續集。

該文中有一段話:《漢字(方塊字)使用者遍全球,可分為兩部分,其最大宗約13億人生活在今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塊大陸地(以下簡稱「A組」),第二部分總數大約5000萬至6000萬人,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以下簡稱「B組」)》。

由於漢字承載了數千年來累積的文獻、典籍、文學詩詞,上至儒道法釋的思想,下至小說、戲曲、成語,無可避免的,凡是漢字使用者,腦袋裡的意識和思維,都多多少少有某些共通性,也就是文化的紐帶。這是人腦的結構使然,就像安格魯薩克森文字,俗稱「英文」的使用者,無論身在地球何處,都避不開某種文化紐帶一樣。以突出的例子講,南非受英文教育的黑人,和紐西蘭受英文教育的白人之間,其文化紐帶遠遠大於西班牙白人和魁北克法文區的白人。

漢字圈內政治制度的競爭

「Civilization」這個字被翻譯為「文明」,而非「血明」、「種明」、「語明」或「祖明」,是有深刻意義的,因為文字的紐帶力量,遠遠的超過血緣、種族、語言、祖先來源的紐帶力量。

因此,前述的漢字使用圈中的A組和B組,不管在地球的那個角落,都具有文明的紐帶。話雖如此,由於歷史的因緣際會,A組和B組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這也不稀奇,就像同樣接受法文教育的地區,法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非洲法文地區的集權政治制度,也因為歷史際遇之不同而南轅北轍一樣。

從文明內政治制度的統一性來看,英文文明圈內最為統一。在英文圈內,我們幾乎想不出來一個不走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相對而言,西班牙文圈,發源地西班牙已經走上民主自由法治,而南美洲的西班牙文國家卻不乏還生活在極權或集權的政治制度下,儘管這A、B兩組西班牙文使用者共享政治制度外的一些文明紐帶。

回過頭來看漢字文明圈內的A、B組,很明顯的,在共享某種因漢字而來的文明紐帶的同時,它們處於政治制度的競爭,甚至衝突。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台灣,具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可說是漢字B組中的最大者。尤其有意思的是,台灣的漢字使用者橫跨了至少十幾種血緣族群,甚至幾十種;宗教上,全世界的教種,或多或少的在台灣都有一塊;性別價值觀上,台灣也是亞洲最寬容的。簡而言之一句話:台灣在地球上的漢字使用者圈內,是最包容的一塊寶地。在政治制度的開放性上,儘管還有所不足,台灣也無疑的是漢字使用圈內最為民主自由法治的地方。

文字的力量超越一切

我們真的不知道,漢字使用圈中的A組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不會有一天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制度。或許會,但也或許不會。但如果,這是一個很大的如果,它有一天有意走上這個方向,那麼,台灣就成了一群大雁的雁頭。

從體積上、人口上、經濟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是漢字使用圈內的雁頭,台灣是遠遠落在其後的雁尾,這點無庸置疑。但是百年風水輪流轉,從未來文明的政治制度發展角度來看,台灣也有可能成為頭雁,港澳緊隨其後,而原來的頭雁變成尾雁。

漢字使用者圈內,屬於B組的台灣,人口只有A組的六十分之一,面積只有A組的三百分之一,但在政治制度的穩健性這件事上,比得不是大小,而是結構。一座結構失衡的百層大樓,地震來的時候,其穩健性絕對比不上一座兩層小樓。

台灣絕不能妄自菲薄。要知道,文字的力量是超越一切的,同樣是使用漢字,只要你的漢字上所承載的理念和經驗具有吸引力,終究有一天你會成為領頭雁。台灣今天所需要警惕的是兩件事:其一,自我破壞了政治制度文明;其二,漢字能力不足以承載你的理念、不足以表達你的經驗。若台灣能夠精進其政治制度文明以及漢字使用的能力,有朝一日成為領頭雁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以上就是漢字圈政治文明的雁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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