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存檔：媒體刊文：今周刊

天下有一種狀況，叫做「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一萬個勇士，都衝不過一個獨夫把守的窄巷。台灣的政治，就處於這樣一種狀況；那一萬個勇士就是社會運動者、知識份子、媒體人以及一切有良心有公義感的人，而，那一個把持進步通道的獨夫，就是立法院內的密室協商。

只要有了台灣式的立法密室協商，民主中的所有美意都會盡付東流，就像一鍋民主的粥摻進了一顆老鼠屎，就像一位白皙美女被毀了容。我們可以說，台灣特色的密室搓湯圓，就是專門被發明出來抵消民主動力的；前段的人民吶喊、打拼動力，中段的諸多立委提案辯論，到了後段的密室?，就在那幾張嘴、幾根菸、幾個利益代表的喬喬搓搓之下，或者消弭於無形，或者產生基因變種而變成怪胎。

打破密室協商惡制

多年來，政黨的當事者為密室協商這種行為辯護，說沒有了它事情就辦不成、法案就通不過。政治、法律學者也包容它，因為據說「英國議會、美國國會也有」。媒體基於現實考慮，記者們明知其邪惡卻抵禦不住這種邪惡所能帶來的爭議以及收視率。不明大義的人民，則因為日常生活中本來就充滿了走後門、搞關說的事例，因而相信「政治本來就是這樣」。於是，密室協商就牢牢的長成了民主體制中的獨夫。整個立法機制，不過變成了密室協商這獨夫的秘書行政團。

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一個月前在CNN的專訪中對政治協商這件事下了一個斷語，堪稱政治學的經典，他說，憲法的本質就在交易（交換）當中（The constitution is nothing but about making deals）。正是這類經典名言，被用來作為台式密室協商的遮羞布。人家的政治交易、利益交換，是在完整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制約之下的最後手段，然而台灣的密室協商卻是破壞三權分立的起點。換句話說，在成熟的民主體系內，立法、行政、司法三方各自講完道理之後還無法達成共識的時候，祭出利益妥協以便成事，那就像是飯後幫助消化的甜點；然而在台灣，利益交換變成開胃菜和主食，講道理這件事反而變成飯後幫助人民吞下既成事實的甜點。成熟的民主，在道理的外衣下穿著一件利益的內褲，而台灣卻像是內褲外穿的超人。如果依英美民主中的利益交換機制和原則，相當一部分的台灣立法委員恐怕早已蹲在牢獄之中。

立法院是個機構，內面也不乏良心公義之士，然而作為一個整體，卻是台灣民主進程中的獨夫。名言說：壞人做惡事不可怕，好人在一個惡體制下不得不做惡事才可怕。台灣民主要往下走，其實也很簡單，打破密室協商這惡制就可向前跳躍一大步。再邪惡的政黨，沒有了密室協商的保護傘，也就比較容易治它了。

APEC剛結束，世人所關心的美中關係，是否可由APEC期間的中美攻防戰，看出板塊的移動跡象？夾在美中兩大板塊之中的小台灣，前景又如何？

世界經濟的樞紐，由過去的G20、G7說，到後來的G5說，一直到美國一部份重量級經濟／政治人物破天荒的（美中）G2說，中國的世界經濟地位可說是扶搖直上。但是「G2」一詞，從未出自美國和中國官方之口；歐巴馬喊出的是「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 而習近平喊出的是「新型大國關係」。

對於美中兩國，APEC只是傳統的戰場；它始於1989年，視太平洋為禁臠的美國是發起國之一，而中國遲至1991年才被允許加入，條件之一是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同時加入。中國被允許加入APEC，美國不太爽，於是美國開始玩分裂，在APEC中間再分化出一個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讓你中國再來申請一次。中國沒閑著，2011-2012年間開始企圖主導RCEP （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框架。中國總理李克強並於此次北京APEC期間搶先宣布RCEP將於2015年底前完成談判。

台灣竟也「一台兩制」？

看起來挺複雜？台灣一般人被這錯綜關係搞得腦袋發暈。其實情況完全可以用每個台灣人都能朗朗上口的兩句話來歸結，那就是 「一球兩制」、「一邊一國」。只是這一次主角不一樣，「一球兩制」的統戰方變成美國，而堅持「一邊一國」的弱勢方變成中國。

美國的經濟利益宰制全球六十年，過去蘇聯只構成軍事挑戰，現在中國的軍事挑戰談不上，但是對全球經濟的挑戰卻實實在在。美國讓了步，但只能讓到「一個地球，兩種制度」的底線。也就是告訴中國，你必須承認地球只有一個，地球經濟由美國主導，中國只是地球的一部份，因此中國只能在美國的框架允許下進行經濟佈局。美國的底氣，來自它的軍事武力。

在全球軍事上完全無法與美國抗衡的中國，只能弱弱的喊出「一邊一國」：地球的西半邊屬於美國，但地球的東半邊屬於中國；雙方治權互不及於對方。

中國現在想和美國劃清界限：中國保證不反攻地球，中華帝國的治權，僅僅止於東海、南海亞洲地區。但是老美帝國不吃這一套，繼續堅持「宇宙間只有一個地球，地球的代表者只能有一個，那就是美國；中國是地球的一部份，我們拒絕一邊一個代表，但我們能夠忍受一球兩制」。

台灣想要加入RCEP，但中國說不行，那樣就有「一邊一國」的嫌疑，因而中國要求台灣在已經成型的「一國ECFA」之下先簽貨物、服務貿易協定，確立了「一國」關係之後再以「兩制」精神申請RCEP。至於TPP，那是老美的勢力圈，在「一球兩制」的精神下，美國也不會去挑動中國對台灣經濟的「高度自治權」，因而也不太可能接受台灣的申請。

世界經濟不好，整個亞洲現在都想「經濟擺中間，政治放兩邊」，但中美兩國體大氣長，和大家玩起了「政治擺中間，經濟放兩邊」的遊戲，搞得各個小國疲於奔命。只有台灣，體量雖小，卻具備了大國氣質，成天政治掛帥的折騰自己，不思現實對策，幾乎弄到了「一台兩制」的地步。美中搞區域分化，台灣搞內部分化，真神。

西方文明中的「正義女神」，標準相貌是一手高舉著一座天平，雙眼矇著一塊布。正義女神在秤量正義時，看不見對方，她不知道被審判的是誰。

中國文明中的包公，標準相貌是端坐椅中，不但雙眼炯炯有神，明察秋毫，額頭上還有一個第三隻眼。包公在面對正義的判斷時，不需要外在客觀的天平，靠著雙眼就能內在自由心證，必要時還有（只有他自己看得見的）第三隻天眼透視人心。

很明顯的，正義女神對事不對人，不管是誰，都必須得到程序的公平；換句話說，程序的公平，才是正義的保障。

同樣明顯的，包公講究的是因人判事，不管是什麼事，都必須先看穿人心；換句話說，只要看穿了人心，客觀程序並不重要。

西方正義女神對事不對人

表現在政治上，則是「法治」和「德治」的差別；法治講究程序正義，德治講究道德良心。法治的極端例子，或可用美國的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為典型，全社會的人都覺得辛普森就是殺妻人，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他就是殺妻人，但是僅僅因為關鍵證據在採樣過程中出現了程序的瑕疵，辛普森無罪釋放。

德治的極端例子，或可用伊朗成文法內的「妻子外遇處以亂石極刑」為典範；妻子若被懷疑發生外遇，法官僅憑證詞就可判決，由村民鄰居以亂石將其擊斃。這種輕忽程序正義、以道德殺人的判決，在伊朗及某些國家時有所聞。

談了這些，主要還是為了談台灣。台灣是個傾向法治的社會，還是個傾向德治的社會？台灣的法官，不管是恐龍型還是激進型，我們希望他／她是正義女神還是包公？

其實問題可以問得更尖銳：台灣希望自己是個西方式的「公民社會」，還是個中國式的「百姓社會」？公民，就是一個有選擇權利，但同時也對自己的選擇負起後果責任的人。百姓，則是一個沒有選擇權利，但可要求官府以道德良心照顧自己一切的人。

公民期盼的典範是正義女神；因為，當他自己做的選擇正確卻得不到約定的回報之時、當他自己做的選擇錯誤而必須負起後果責任之時，他都希望有一把「對事不對人」的天平。百姓期盼的典範則是包公，因為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因而希望官府對待他的方式符合道德良心

當下的台灣社會，似乎在期盼包公能把正義女神娶回家，希望他們倆生下一個「二合一」的神奇寶寶，讓台灣人既能享受公民的選擇權，又能不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享受官府對百姓的完全照顧。

台灣已經接受西方價值洗禮多年，卻仍抵擋不住包公的誘惑，魚與熊掌想兼得，但最好做出抉擇，因為「公民百姓社會」是不存在的；一個政府，也不可能又是「公民政府」，又是「百姓官府」。

十年之後，台灣可能會變成一個「新三權分立」的社會：政治權力、媒體權力、社運權力三種權力相互制衡的社會。如果這個判斷是對的，今天導致許多「大人們」不安的青年社會運動，最終將被證明為台灣不可缺的一環。

當然這樣說有一點玩弄原始的「三權分立」概念；在原始的西方民主制度下，「三權」指的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它們各自獨立而又相互制衡。台灣人喜歡認為台灣已經民主化了，但事實上，台灣一直到今天，距離英美民主的三權分立核心價值境界還差得很遠，而且搞不好會越來越遠。

台灣在突破黨禁約30年來的實操經驗，應該說已經證明了，那套西方土壤自然長出來的三權分立系統，橘逾淮則杍，在台灣的土壤上長不大。大中華政治文化下的「執政者通吃」的誘惑力量實在太強大了，大到了在台灣不管哪個黨當政，都無法甚至無心守住行政、立法、司法的分際。「執政者通吃」的形態下，執政方自然進入「官」的心態，而整個社會自然也就擺脫不了「官民對立」的宿命。

政制；媒體；社運各分立

因此，面對台灣的實情，企求英美式的「三權分立」，說得好聽一點是事倍而功半，說得現實一點是緣木求魚。現實的來看問題，台灣不管哪個政黨當政，我們最好假設那個政黨就是一個把行政、立法、司法「一鍋煮」的利益集團，想要他們主動自發的謹守分際，那是與虎謀皮。換句話說，在任何特定的時刻，都只能把「政治權力」當作一方，而不能期望它內部產生西方三權分立的機制。

這裡大問題就來了。如果不論哪個政黨當政都無法出現英美境界的三權分立，那麼整個台灣的權力制衡機制何在？

這就要提出另外一套「新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了；在「新三權分立」下，整個政治，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只是同質的一方，獨立的媒體是一方，而社會運動是一方。事實上，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說法，因為台灣現在已經是這樣了，差的只是人們認出它、接受它然後把它進一步鞏固和機制化，進而利用這新三權分立來使台灣進步。

這樣說，完全沒有貶低台灣的「民主」（Democracy）的意思，反而是在說，Democracy的最終內涵是權力的制衡，至於這個制衡是來自英美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獨立，還是來自「台式」的政治、媒體、社運獨立，頂多只有效果和效率上的差別，而沒有精神上的差別。

在這意義之下，台灣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的青年公民運動，特別的俱有時代性。種種運動團體，雖然目的不同，但是放在一起看，卻結結實實的形成了制衡那「一團政治」的權力。今天發生在香港的「佔中運動」，意義也在此：即使沒有真正直選，至少社運力量會形成一股真正制衡日後政治的一方權力。

是的，台式新三權，會帶來效率不彰、運作混亂的結果，但是在台灣的文化下，它可能是制衡「執政者通吃」的唯一方式。

全球都在談「翻轉教育」（Flipped Education），不論是科學、語文、數學、人文教育，不翻轉就是落伍。現在，連最講究規範的法學院，也開始探討并實施翻轉式學習。奇怪的是，商學院對翻轉教學的反應竟然掛車尾，例如，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商學院領頭的「MBA 翻轉聯盟」，也不過才區區四家學校，而且哥大舉起的大旗竟然是對抗哈佛商學院的「案例教學法」。仔細一看，這個MBA翻轉聯盟所謂的「翻轉」概念，也不過就是粗淺的上網自學、在家讀書、課堂時間留給討論。令人看了有點哭笑不得。

事實上，最需要翻轉的就是商學教育；不止是教學方式的翻轉，更是教學內容的翻轉。商學界如果不在5年之內徹底翻轉，恐怕一半以上的商學院都得關門，80%的商學教授會失業，或者轉業到企業中任職實務。因為，從經營管理、財務、市場、人力資源到產品研發，都已經起了本質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已經超出了今日大多數教授的知識範圍。事實上，在變化之後，「商學院」這個概念還有沒有存在的理由，都是一個大疑問。

「即時大數據」改變一切

以上所說，可以用一個問題來概括：請問，當商業模式、管理方式的創新速度，快過商學院教授寫案例或寫文章的速度，商學院還有什麼角色？若你認為這樣說太誇張，那麼請看看阿里巴巴這家公司的改變速度。哈佛大學寫一個案例需要3-5年，等寫完了，公司已經創新過3個模式了；甚至這個案例永遠寫不完，就像一個騎著腳踏車的記者想要採訪坐在進行中汽車的人物，永遠只能聞尾氣。

那麼，難道傳統刻板的知識，例如財務，也不需要商學院來傳授嗎？或許需要，但不是現在的那批教授。因為，再過5年，最多不超過10年，傳統的會計和財務精算，其數據將會即時化（real-time）,過去的年報、季報、月報概念將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日報、時報、甚至秒報；換句話說，商業經營的「週期」概念會完全打破，所謂的「財報技巧」將無所遁形，隨之而來的商業決策的「感覺方式」也會大不相同。

十年之後，主宰商業模式以及管理效率成敗的將是「即時大數據」（real-time big-data），過去需要投資3年才知成敗的方向，現在或許一個月就能達到結論。在此速度下，只有在前線的實務操作者，才有資格對事態下評論。即使實體商學院還存在，它也只能邀請實務者來分享經驗（而不是「授課」），再聰明的教授，也只能做前線實務者的助教。 財務領域如此，市場行銷領域就更不用說了。傳統的大型市場調研、廣告公司、代理銷售，對於掌握實時大數據的產品公司而言，已經不具任何價值，因而商學院中的市場課程也就無人問津了。

大數據＋即時，正在飛速的翻轉世界的商業，也即將翻轉傳統的領域如財會、市場、研發、生產、人力資源，台灣的商學院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