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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棺論定習近平

如果暫時把東海、台海、南海的災難放一邊,習近平對人類的文明進程是有貢獻的。

這個貢獻可以總結如下:他加速了中共解體的進程,充實了人類對集權和極權體制的認知,促進了西方對二戰後美國秩序的缺點的反省。總體來講,地球上不管有沒有中國、中國有沒有中共,世界在一戰、二戰至今的100餘年間,本來就因經濟、科技的演變而進入了一個必須「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的翻轉世代。百年來的中國,70餘年來的中共政權,其實從來就不是一個能動的力量,其「衰敗」不過是無關宏旨的存在,其「崛起」也不過是一場搭便車的插曲。今日中國的世界地位,只是人類文明變遷過程中的因緣際會現象;習近平的冒頭,也不過是因緣際會。但由於他的意外出現,確實是加速了必然到來的世界範式轉移。因此,「總加速師」之名,可說是「實至名歸」。

台灣,由於歷史地緣,不幸的和中國、中共的命運綑綁到了一起。不過這是另話,過去寫了不少,將來也必定會繼續寫,此文中就單談習近平。

脫序的越野車駕駛

如同你我,習近平是個血肉之軀,有七情,有六慾,有個性。他受限於教育和經驗水平,若為平民,實在也無需苛責,更談不上美化或醜化。他的不幸在於,歷史作弄了他,把他放到了一個智慧所不及的位置,而這個位置於他所在的政治系統中,又是一個山地越野車駕駛員的位置,而那本來就是一輛註定要傾覆於谷底的越野車。他的視野不足,方向盤亂打,油門猛踩,加速了傾覆的時刻。

他所在的政治系統:中共政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原有兩次改變系統的機會,一次在文革後的80年代初期,胡耀邦出頭的年代,一次在80年代末期,共產兄弟之邦蘇聯面臨解體、八九六四學運的時刻。但其實把歷史拉長、從演化路徑來看,那兩次「機會」其實只是進程中的波段。真正的長波形,早已被毛澤東30年的弄權定型了。

前習近平中共的唯一真機會

若講真正的機會,倒是有一次,那就是1979年美國聯手中共制約蘇共之後的12年間。蘇聯1991年解體之後,雖然中共充分利用了其後二十餘年的「三不管」機遇以累積實力,但這段鄧小平所謂的韜光養晦二十餘年,其實是徹底剷除了中共改邪歸正的機會。倘若在上述的「12年機會」期間,中共做了如同後來越南共產黨所做的政治改革,或者如今天哈薩克斯坦在俄烏戰爭中所斷然做出的憲法公投改革,其後的中共就有可能「一魚兩吃」:既享受美國所給予的國際經濟接軌的機會,又同時走上至少如今天越南的開明專制境況。

俱往矣!馬後炮都是廢話。鄧小平大概是中共掌權人中最後一位懂得「富貴不能淫」道理的領導人。江澤民對「韜光養晦」境界的理解頂多就到「悶聲發大財」的地步;說難聽一點,這大概就是上海人(上海幫)所能觸及的最高境界了。

就這樣,中共這個本質專制、以統戰為用、以暴力為本的幫派團體,主動放棄了其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改邪歸正機會,把世界提供給它的豬油蒙上了雙眼,持續其由上至下一條鞭的威權管控以及利益尋租之統治機制,一直走到了胡溫時期、溫家寶公開承認的「擊鼓傳花、亡黨亡國」的地步。

拒絕正道,畢竟非男兒

2012年中共18大,習近平的出線乃不知悔改的元老院的妥協結果。關於此間玄妙,知者已多有論述,此處不贅。該時刻的新任領導人,可以選擇繼續「擊鼓傳花」或奮力一搏;習本人尚未就任前,就在外訪時發出「竟無一人是男兒」豪語,明示了他將選擇奮力一搏。但他既然是上述元老院的妥協產物,這事實本身就註明了他不是梟雄;也不是電影「教父」中「麥克」的角色。雖然熟稔共產黨內鬥爭路數,但他的見識及德性都極為有限,完全無法超脫毛氏文革之格局,毫無現代性的感知;若說他是一名僅具粗糙信仰能力的鄉夫,肯定會惹怒他,但這說法距離事實不遠。觀其掌權十年之作為,用「暴虎馮河」這句成語形容,恐怕只是剛好而已。

走筆至此,想想還是得交代一段個人經驗。2013年,憑著零碎的信息及嗅覺,我預測習近平打算執政20年,觀察兩年之後,在《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2015)一書中,詳細預告了他可能進行的ABCD步驟,並提出ABCD 必須以XYZ政策為前提,否則必是災難。書中,也細述了一個獨立的台灣,才是對中國命運有益的正道。

然而,之後的幾年,他在拒絕XYZ前提政策下直接實施了ABCD,拒絕正道,走上了最糟的政治道路,猶如一名應該先穿上合規裝備才進場搏鬥的拳擊手,直接就裸身上場,試圖以秀肌肉取勝。而今中共二十大將近,擁習派與反習派鬥爭已經進入白刃肉搏階段,習的最佳下場,也將是該書中所描繪的慘勝,回到2012年18大前溫家寶所說的「亡黨亡國」處境。何況,他也極有可能撐不到最後一局。

習近平命運的決定性時段,始於惡搞香港,繼而惡搞經濟,終於惡搞病毒清零。三個惡搞後,他已跨過了幽明兩界分際的奈何橋,飲下了孟婆湯。在二十大前後的所剩餘權力生命中,他是否會選擇「攬炒」政敵、甚至攬炒中國及鄰國,困獸一搏,世界正在密切關注。至於一個後習近平的中共可能長什麼樣?一個後中共的中國可能長什麼樣?有待日後慢慢道來。

北京內鬥?或只是巧合?秦剛和季辛吉之間的台灣眉角

如果共軍武力犯台,美國會不會軍事介入?美國總統拜登於2021年肯定了兩次,都被質疑為老年失言。他於是講了第三次,5月24日在日本的國際記者會上,台下坐著亞洲各國領袖,而且只有一個字:Yes!

共軍武力犯台美國將軍事介入

兩天後(5/26)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應亞洲協會邀請,發表了完整的中國政策;政策中明白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未變,不支持台灣獨立,變的一方是中國,武力迫台日益惡劣,威脅了整個印太安全。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顯然是事前得知布林肯的演講內容,而搶先在喉舌報:香港南華早報上發表了中國的官方立場:《美國政府一面聲稱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不支持『台獨』,不希望與中國發生衝突對抗,另一面卻把台灣當作『第一島鏈戰略支點』來遏制中國,不斷虛化掏空一個中國政策」》。

拜登的一個YES,引出了美中對台灣的各自表述。布林肯的核心信息是:改變了和平現狀的是你,我對你不會手軟。秦剛的核心信息(雖然在布林肯演講之前發佈,但實質是對布林肯之回答)是:你說的不支持台獨是假的。

這一來一往的快拳,發生在三天之內,對拳的方式有些詭異,其中有什麼玄機嗎? 美中之間是在隔空喊價嗎?秦剛的反應方式,已經沒有過去那麼戰狼;當美國的鷹派一直要求拜登政府在協防台灣這件事上「戰略清晰」的當下,代表中國政府的大使秦剛卻似乎在要求美國也在「不支持台獨」這件事上戰略清晰。

踏進軌道如黑洞難脫離

有時,驚鴻一瞥可以令人看到端倪。在拜登訪日發言的前一天,99歲高齡的季辛吉,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對台灣議題發言,其中最核心的一段是:《⋯⋯在中國繼續其耐心、好像至今為止所保持的那種克制情況下,美國不應該通過開後門或者切香腸的漸進方式,醞釀某種『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此段話,台灣媒體有所誤譯,原文請見這裡。 )

季辛吉好像預知了拜登在日本要說的話,又好像預知了秦剛(預知了布林肯演講內容)要發表的文章內容,預先的在達沃斯論壇上為中國說項。

季辛吉合夥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1982年在高盛(Goldman Sachs)之貸款下成立。由其業務歷史來判斷,季辛吉上述那段發言,應該是其中國業務的一部份,一點不令人驚訝。然而,此時此刻,當習近平在中共內部遭受政治圍剿之際,「以武逼統」正是習氏手中的「連任聖牛」,季辛吉奈何發出「只要中國乖乖;美國就應乖乖」之論調?而秦剛文章的上半部呼應了習近平的戰狼立場,但下半段卻倒過來應和了季辛吉的邏輯,「只要美國乖乖;中國就可乖乖」。

這裡透視出的一個疑問是:中共某方面委託季辛吉放話:表示台灣問題可以放一放。但這是接受中共哪一派的委託?其中大有文章。委託者不可能是習派人士,因為習近平需要民族主義情緒以在廿大上破格連任,此時在台灣議題上放軟身段,對習近平幾近政治自殺。那麼,委託來自何方?此委託方的力道,竟然足以讓官方派駐美國的大使秦剛,將季辛吉邏輯倒過來應和?

美國的政治水深300米,而中國的政治水深3000米。在《「切習保共」、「切共保美」與台灣》(2022/05/27)一文中,論述了以下:《⋯⋯白宮決定切習保共⋯⋯中共政界,含習近平本人及反習陣營,都已收到明確信號,進入肉搏⋯⋯》,這論點看來得到了秦剛和季辛吉的側面佐證。

快篩劑之亂的政治病理

Vaccine

快篩劑之亂,一方面帶來了社會人心不安全感,一方面也成了民間政治情緒發洩、2022選舉權力鬥爭的角力場。這兩方面相互激盪,節節升高,再一次製造了台灣的內傷,使台灣的文明進程被扣分。

如同過去的疫苗之亂,快篩劑之亂很快會過去,成為記憶。因此,這裡不想多談此亂象的病徵,只想專注於亂象的病理,或通俗一點說,談台灣的政治以及社會的病灶。倘若每次掌權者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奪權者都頭痛批頭腳痛批腳,台灣不會脫胎換骨,只會歷史循環。只有找到了政治亂象之病理,台灣才能輕身上陣、快速前進。

短文無法詳盡。有關台灣的政治文化、權力體制、社會性格的完整病理分析,錄於筆者2013年一本不受歡迎的書中,《台灣會不會死?一個火星人的觀點》(2013,八旗出版社)。此文,僅擇其要者、以此次快篩劑之亂有關的病理視角,提供讀者參考如下:

政府組織病

病徵:防疫政策由「清零隔離」,轉向「與病毒共存」,決策過程不透明,對社會溝通不足,導致人民無所適從。

病理:這顯然肇因於兩點:

1)小圈子的決策,圈外意見難以直接參與決策;

2)「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決策模式。1+2,後果必然是「計劃趕不上變化」。

某些事件上,用小圈子做決策才是對的,但有四個條件:成員的專業水平適任、責任態度到位、不夾雜權位考量、排除私人及派系利益。防疫、抗疫是個專業的任務,所有專業意見都需虛心納入決策流程、權位及利益考量都需被排除。

因此,從病理角度的關鍵問題是:當下的小圈子是否符合上述四要件?若非,則需置換成員或打破小圈子、建立跨圈決策流程。

總統制/內閣制機制混淆,以致權責不清

病徵:黨府一家,防疫/抗疫方向,弄不清是總統府還是行政院還是執政黨的政策,導致社會討論方向無序無的,亂槍打鳥。現象如:總統在黨部舉行防疫/抗疫政策會議;行政單位的衛福部長糾結於是否代表屬黨參選,令人民不知其決策出於府意或是黨意,徒亂人心。

病理:防疫/抗疫是公共事務,擔任公共事務的機構叫做政府。政府代表國家,其法理地位是一貫性的,不因執政黨而改變;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這都是不可違背的憲政原則。

總統制下,全民選出的總統必須就是「全民總統」,然而在台灣,由於文化及利益結構,試圖做全民總統的人的下場人盡皆知。內閣制則無此包袱;內閣制基於政黨政策,選民願賭就必須服輸,選錯了政黨下次推翻,政黨內部選錯了總理就隨時倒閣。

在內閣制下,遂行黨意乃天經地義;總統制下,遂行黨意就是違憲。國民黨萬年執政垮台,從病理學來看,就是其黨國一家的結果,後雖再有執政機會,但亦因黨府一家而不續(事例如總統在總統府內宣布開除黨員,明顯黨府不分,若移樽至黨部宣布,則尚不至違憲)。

台灣公民若屬意救世主如包公媽祖濟公,則應推動內閣制,內閣制下的總理則應有英國邱吉爾的風範,挽救英國命運於二戰,戰後卻被人民遺忘甚至唾棄,留下了「酒店打烊了我就離開」的名言。

台灣社會的政治文化病理在於:又要總統制下的「政府就是用來照顧全體人民的」,又要內閣制下的「誰任職誰訂政策、誰政策失敗誰下台」。這種錯亂,顯示台灣社會在民主精神上還極度不成熟,缺乏「人民自主、願賭服輸」的基本精神。

結果就是人人奢想「摸蛤兼洗褲」、「福祿壽三全」。這只能說是巨嬰現象,或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中國式的老百姓文化遺毒現象。若不將此「老百姓文化」清洗乾淨,提升至「公民文化」,那只會繼續提供敵方見縫插針的無數機會,於台灣的國家正常化有害無益。

中央/地方制度病

病徵:中央防疫/抗疫政策反覆,地方無能因地制宜;中央統籌物資,民間及企業自救無門。

病理:3.6萬平方公里、2350萬人口的小小台灣,披著一件當年控管1000萬平方公里、5億人口的半威權中央/地方體制大衣。橫向二十幾個部會,比美國還多(還在增加中),縱向分九級行政(九合一選舉)。這個格局,在利益分配、行政效率上,拖都把台灣拖死了。台灣要正常化,必須脫掉這件大衣,量身定做一套合身衣物,輕裝上陣。

這件大衣框架下的政治肉桶結構,如同一桌滿漢全席,誰執政誰都想通吃,台灣政風內的惡劣處、以及政商生態,無不與此大衣有關。

結果是:中央以預算箝制地方,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上下交相賊,左右來回推。這與哪個黨執政無關,因為人性使然,哪個黨掌權,哪個新生世代,都無法抗拒滿漢全席的誘惑。這是個結構問題、系統問題、慣性問題。

但台灣也在冒出新生結構,如遍地開花的NGO,或不分大小,有見識、企圖心的企業家。這些新生結構,正在與傳統老大衣結構拉鋸角力中,然而遺憾地說,有些新興力量很快的也嚐到了滿漢全席的味道,因而靠攏過去。

解方只有一個:由財稅制度下手,徹底改變「大中央/小地方」的生態,讓地方真正自治起來,由「中央有權無責/地方有責無權」轉向「中央/地方皆權責相符」。

結語

請回想,這場防疫/抗疫過程中,有沒有和以上三種病理分析有關的現象、事例?再想想,過去、現在、將來,除了疫情之外,在其他公共事務領域,有沒有、會不會有和以上三種病理分析有關的現象、事例?

這三項病理,是台灣的共業。若不從病理下手、僅由病徵下手,台灣會進步得很慢、很慢、很慢。從病理下手,該內科的就吃對的藥,該外科的就進行手術。

當然,倘若歷史再給台灣優哉游哉的100年,我相信以上的病症都會自然消失。你若相信歷史還會提供台灣優哉100年,那也不用做什麼了。小確幸~也可以是一種信仰,怨天尤人也可以過一輩子。

結論都是自己下的,選擇都是自己做的。但是,你至少得願賭服輸。

日本有事,台灣有沒有事?

Taipei22

安倍晉三說「台灣有事,日本就有事」,台灣人聽了很高興。但若把話倒過來問「日本有事,台灣有沒有事?」,台灣人的回應呢?

倘若「台灣有事,日本就有事」意味著,台灣若遭武侵,日本就會出手協助,也意味著日本軍方準備為台灣流血。那麼,「日本有事,台灣有沒有事」就是在問:日本若遭武侵,台灣是否準備出手協助,或意味著台灣軍方準備為日本流血?

如果A不願意在B被軍事入侵時為B流血,A如何能期待在被軍事入侵時,B為A流血呢?

主體性必須有成年的體現

日本有不在位政治家安倍晉三說出「台灣有事,日本就有事」,台灣的不在位政治人士中有安倍晉三嗎?

或者,台灣的政治場域中,無論在位還是不在位,都相信世界上有免費的午餐、地球上有「只取不予」的朋友?或者,台灣的主體性只是巨嬰般的存在,而毫不知覺所謂的主體性指的是一種成年人的特質?

國際政治中不必談愛,就如同不能用愛發電是同一個道理。要談無私的愛,找爸爸媽媽去。國際政治本質就是利害關係;兩國之間有文化聯繫、歷史淵源,可以加點分,但絕無可能取代利害。利害關係,本質是相對性的,有來有往,一定是雙向道。例如,病毒疫情來了,台灣先贈日本口罩,日本答以疫苗;阪神地震,台灣發動募捐,921地震,日本出動救援隊。那麼,戰爭呢?

如果平時的感情、現實經濟的互相依賴,就可以保障戰時的並肩,那麼歐美就不需要北約NATO了,蘇聯當年也不需要華沙協議了。日本國還沒承認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所以不能與台灣形成國際條約關係,一切都在默契中,但這默契一向來都是不對等的 – 台灣期待在敵意方武力入侵時日本拔刀相助,卻從未表達己方也會做同樣的事。好像是日本欠台灣的,或台灣本來就是日本應該保護的一個地方。想想看,這是多麼的不健康、多麼兒童的交道方式。道理不用再進一步申述了吧?主體性是成年的體現,缺少成年人打交道的心理準備,談不上主體性。

若你是普丁會怎麼選?

俄烏戰爭往下走,除非有明顯的勝負,否則極有可能出現出人意外的轉折。照目前狀況再歹戲拖棚一年,結果一定是俄國實力被拖乾,普丁垮台。不服輸、政治生命最後一戰的普丁,絕不會讓劇本按照「目前狀況」走。設想如果你是普丁,為了對國內宣稱勝利,面臨三項選擇,你會選哪種?

(一) 在烏克蘭境內動用戰術核武;

(二) 對北約開啟兩面戰線,入侵波羅的海三小國或挪威;

(三) 開啟亞洲第二戰線,在日俄爭議的北方四島啟戰。落實整個千島群島成為俄國領土的雄風;

你是習近平會怎麼選?

再換位思考,假設你是習近平。同樣不服輸、政治生命最後一戰的習近平,原先已手到擒來的二十大續任美夢,經上海「以疫奪權」一戰失利後黯淡褪色,此時的他最需要的是外部有事,轉移國內政治壓力。你覺得,在普丁的三個選項中,他希望看到哪一個?普丁的哪個選擇對習近平的國內政治後座力最小?

不會是(一)和(二),因為那會讓俄國更需要中國支援,使得西方對習近平盯得更緊。若是(三),西方焦點頓然由烏克蘭轉移至亞洲,習近平可以做東海的公親和事佬,也可視情況進一步成為台海之事主,可進可退,同時更有理由將國內的所有事務、不只疫情,推入徹底的戰時管控,擠殺所有政敵,以利二十大續任,甚至延遲二十大的召開。

有跡象嗎?早在俄國尚未啟戰烏克蘭之前的2月7日,於日本「北方領土日」時,美國駐日大使代表美國政府發言稱「在北方領土日之際,我想要傳達一個明確信息,美國在北方領土問題上支持日本」。3月10日,俄國宣布在北方四島進行「 S-300地對空飛彈」試射軍演。3月1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強硬稱俄國「非法占領」北方四島,這是時隔13年來官方首次恢復此一用語。此外,據報,俄國四艘最先進的核動力潛艇近日穿過宮古海峽,徘徊於沖繩左近。

俄烏之戰,使得普丁和習近平成為相互的恐怖情人(或者,先成為了恐怖情人才有俄烏之戰?)。這種態勢,已經令歐洲亞洲成為命運共同體。台灣的戰略處境以及立足之道,早已世界化了。台灣的政治利害觀,應該「轉大人」了,不能再有任何「嗷嗷待哺」的兒童幻念了。

讓我們假設一個場景:「在一場記者會上,一位來自日本的記者問台灣政府:如果日本有事,台灣有沒有事?在發生軍事衝突時,台灣會不會對日本做出自己期待日本所會做出的事?」

國防部、行政院、總統府的發言人,請儘早對這一題做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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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基金經理、賭徒:理解俄烏戰爭的另類角度

Peace4UKR

俄國入侵烏克蘭,歐盟大吃一驚,原先以為普丁不敢全方位開戰,頂多只是在烏東鬧事。發動總攻前,普丁與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上簽署兩國「友好無上限」之協議,啟人疑竇;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4月1日引據烏克蘭安全局(SBU)情報備忘錄,說在俄羅斯開戰前幾天,中共國對烏克蘭的600餘處軍事和核設施進行了大規模的網路攻擊,美國則僅將此行動形容為「網路掃描」。以拜登之前準確的預測俄國啟戰日期(僅差十天)這事實來看,白宮應該是一路掌握全局的。

俄中皆認終須與美一戰

既然掌握全局,為何歐盟會大吃一驚?拜登警告提示不夠力?或者,他已經做好大甕,就等普丁入甕,而且還牽拖個習近平?

傳統的理解方式是「地緣解釋」:普丁不能容忍「臥塌之旁豈能容敵酣睡」,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NATO,正如當年美國不能容忍蘇聯在家門口古巴放置核子武器一樣。也有普丁「帝國夢」的理解方式:他要恢復俄羅斯帝國的歷史輝煌及勢力範圍。

我的理解方式是,普丁和習近平都認為終須與美一戰,二人兩國聯手總比單挑要好。什麼烏克蘭問題、台灣問題、俄羅斯夢、中國夢,不過是說詞罷了。時機,才是關鍵。

那為什麼現在是好時機呢?俄國民生凋零,眾人皆知;中國在中共習近平治下,疫情肆虐、財政坍塌、眼看2022的GDP就要呈負數。如許慘狀,還要打仗?

問題問錯了!不是時機好,而是人老了、身體壞了、國內國外政治生命無保障了,過去的錯誤政策已經覆水難收,只能一條路走到黑,做出人生最後一搏。 

習近平68歲,普丁69歲,要說老,79歲的拜登豈不是更老?說身體和體力,拜登一定比習近平、普丁好?那可不一定。

這還得從制度看問題。民主制度也問題多多,可是單憑一條,民主體制就勝過極權、集權、或任何其他威權體制,那就是最高掌權人之職位保障期不能超過4~5年,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每4~5年都得接受一次全民的挑戰。無限的權力帶來無限的罪惡,這是普世真理,與人種、文化關係不大。既然是普世真理,那就以時間限制來控制吧,十年時間,作惡總有個限度,倘若毛澤東1959年被換,希特勒1943年被換,史達林1934年被換,哪怕繼任者也是個惡人,他總需要時間換班底、培植黨羽吧,十年之間,做不到威脅全球人類命運的極致。

政治交替愈頻繁愈好

拜登當然有年齡壓力,但在美式民主下,他只敢看四年,何況這四年間還有國會及司法在旁牽制他。因此,民主體制下不容你講究個人的歷史使命,你只能講究國家的利益。你的國家利益政策對了,繼任者可以拿來就用,雖然他嘴裡一邊在罵你。如果是終身職,如美國的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很簡單,投票決案,並限制他們的權力範圍(如美國高院大法官只有釋憲權,沒有開戰權)。

指望無限期掌權,加上年事已高,才是此次普丁入侵烏克蘭、習近平敲邊鼓的最根本原因。他們的決策反映的是個人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他們也都不能明講個人利益,只能包裝成雲裡霧裡的「民族利益」。其實,這個包裝動作本身就證明了人類文明的確是在進步中的,至少這兩位已經不能用「天賦皇權」來說事了。

從個人利益角度看,也可映照出普丁/習近平與拜登角色的不同。拜登,就像個基金經理人,雖然用的是別人的錢,但他必須小心翼翼,因為別人滿意了,他才能獲得報酬。而普丁和習近平,押下去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是賭徒。賭徒槓上了基金經理人,雖然輸贏難料,但是賭徒傾向於「一把贏回前面輸掉的全部」,而基金經理人在職業性下不會傾向賭一把。

總結一下:雖然地緣因素可以解釋很多戰爭,但2022年俄國入侵烏克蘭這場戰爭,本質不是地緣性的,而是隸屬不同政治體制下三個老人的人生最後一局,只是其中一位有制度性的牽制,另外兩個沒有制度性的牽制。教訓有兩點:第一,權力如牛奶,必須有保鮮期;第二,老人太會算計,政治世代交替還是頻繁一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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