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存檔：媒體刊文：經濟日報

美國前財長亨利鮑爾森，在他的與中國打交道20年的自傳中，對當年交手的朱鎔基和王岐山讚譽有加。書中他提到，王岐山有一次對他說，我們中國人只需要吃草就可以活三年，你們美國人吃草可以活多久？這是王岐山在威脅美國政府，你們美國人省省吧，別企圖掐我們中國人的脖子，先死的一定是美國。

解放軍需不需要糧食？

這故事不稀奇，30年前我就聽過。當時說的是中國總理周恩來招待1959年訪問北京的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吃晚飯，餐席間的菜色寒酸無比。用完餐後，周恩來問赫魯曉夫口味如何？赫魯曉夫說很難吃。周恩來告知：你今天晚上吃的東西全部都是我們解放軍兄弟用手從中蘇邊界土地裡挖出的蟲子和樹根，『我們的解放軍不需要帶糧食，就吃這樣的東西也可以打仗，你們蘇聯軍人呢』？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相信，中國人和越南人一樣吃苦耐勞，對痛苦的耐受力極為強大。台灣人當中，我估計到現在為止，至少還有2/3的人相信，中國人是一個逆來順受；可以忍受無限壓榨的民族，因此台灣人相信，共產黨可以無限統治中國下去。

作為一般性的判斷，以我在中國生活了20年的經驗，我是大致上同意這看法的，一直到2022年為止。2022年發生了什麼事？難道中國人的民族性在一年內就天翻地轉了嗎？不是的。造成我改變看法的兩個因素，一個是大數據，另一個是百年不遇的社會現象。

大數據就是：到了2022年，中國60%的人口已經住進了樓房。這件事與所謂的「城市化」沒有直接關係；現代意義的「城市化」，指的是一種生活基礎設施環境，諸如公共交通、公共教育、醫療、生存物資流轉（如超市、物流）等等。而在2022年的中國，只不過是60%的人口「住進了樓房」，而其中能夠享受城市公共資源的比例極小。

2022年的全國「封城」以及城市中「封區」，證明了即使過去的中國人「吃草也可以活三年」，今天的中國人吃草絕對活不了三個月。請聽清楚了：關鍵不在於「吃草」能不能活，而是在「草」能不能配送至小區內的樓房。

上海市封城三個月，許多人病死，並非沒醫院，而因無公共交通前往醫院；許多人餓死，並非上海缺糧，而是菜爛在郊區送不進小區，整個城市經濟停擺、人員失業，因為不能流動。一句話：現代經濟靠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流動性沒了，人命的基礎就沒了，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不是一個是否能吃苦耐勞的問題。王岐山，誤以為今天的中國還是周恩來時代的中國；西方人，沒看到中國的系統性問題，還用耐勞性、服從性看中國社會。

中國人做牛做馬還能吃草？

習近平一度想恢復文革時期的「全國供銷社制度」，以取代現代流動性。再來，旁邊的古裝策士告訴他，只要人民幣「徹底數位化」了，市場金流以及經濟活動控制的目標就可達成了。習近平恐怕真的相信：只要每個人的資產都可經由口袋裡的手機加以控制，中國就可隨時指揮金流而「舉全國之力辦大事」了。他現在正在試驗的一切「戰時經濟管理」辦法，恐怕就是這種信仰的體現。

只要把每一分資源控制起來，吃草也能活三年！當習近平發現這是一個笑話的時候，一切就都晚了。到時中國經濟停擺所產生的內部匱乏，應該會遠遠超過毛澤東的文革時期。這道理前面已經敘述，因為文革只是一場中國關起門來的災難，而接下來的中國經濟將是一場系統性的世界災難，其外溢效應是所有周邊國家都承擔不起的。

麻煩哪位就順便告訴習近平：今天的中國，吃草只能活三個月了。

1991年蘇共瞬間垮台，全球蘇聯專家瞠目結舌，不約而同地問到：為什麼我們幾千人中，沒有一個人看到蘇共即將垮台？一直到2011年，外交事務雜誌（FP）還在問這個問題。

灰犀手往往被對症下藥

2008年美國華爾街的次貸危機爆發，期間全球金融系統距離整體垮台曾經只差幾個小時。事後，英國女皇伊莉莎白問金融界：為什麼全球幾萬、幾十萬個金融專家，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這場危機的幅度？

2022年一月份，美國拜登總統暗示，普丁即將對烏克蘭展開入侵，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相信。拜登在二月十幾日又提了一次，澤連斯基還是不相信。二月二十四日：普丁入侵烏克蘭。

今天，2023年八月份，全球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災難氣氛，大體上，人們把這氣氛歸咎於幾個來源：俄烏戰爭歹戲拖棚、結局不定，西方對「台海有事」的預測日期越來越提前（過去一年間已經由原來的2030提前至2027再到2025再到2024），國際美元體系下的流動性問題重重…之類的。

等一下！這些都是灰犀牛，也就是專家眼睛已經看到的。只要是被「專家們」看到的事情，都會自然產生一種制衡機制；因為，相關的利害方都有專家，都在想對策，不同利益方向的對策就自然形成相互之間的制衡。因此，已經被全球專家們看到的「灰犀牛」，往往跑得很慢，甚至最終如熱帶氣旋一樣的消弭於對衝之間。

專家視而不見的，才叫黑天鵝。當下，連一般的中國專家們也都看到了中國經濟的一塌糊塗，接受「中國經濟幾十年都翻不了身」這看法的中國專家也越來越多，大家開始相信：當房地產暴雷、地方債務暴雷、北京權力核心的一連串作為，包括放任企業對外債違約、國內只發鈔刺激供應端而放棄需求端、殺雞取卵式的從富裕階層中榨取存量儲蓄，在在顯示不但外匯幾近枯竭、連開動國內的人民幣印鈔機都無效了。

作者預估：北京的種種不顧國際債信、國內殺雞取卵（如近日對全國醫療行業之抓人抄家運動），大約可以由所謂的富人群中榨取大約兩兆人民幣的「韭菜金」供政府週轉，但這相較於上百兆甚至數百兆的政府債務（單單地方政府債務就越當65兆，中央債務官方值得懷疑的數字就達35兆，企業的林林總總直接/間接衍生債務無從估量），只能算是杯水車薪。

但這些大家都逐步看到的現象，又只是灰犀牛，還不算黑天鵝。面對灰犀牛，許多人還可以嘴硬得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專制體制有許多你想不到的辦法」來自我安慰「事情不會那麼糟」。

前哨預策也適用「海巡署」

黑天鵝在這裡！去年七月，作者對「後中共的中國」提出了一個財政的定義：當80%的中國地方陷入財政赤字、而中央也無力彌補地方虧空，若此現象持續8個季度，中共中央對地方的權力控制將失序，中國開始進入「後中共的中國」混亂，其所引發的土石流，將嚴重威脅到東南亞以及台灣的經濟運作。

2023二季度，中國的地方及中央財政已100%淪陷（75年來所未有，連文革期間都沒這麼糟），若再持續七個季度，也就是到2025年三月底，土石流的黑天鵝就會降臨，包括期間之軍事蠢動以及事後的數以十萬計之流民潮。東南亞及台灣注意！

台灣不但國防部得注意，海巡署更該有預策——預先的對策。到來的若是敵軍，可以開槍；但若到來的是流民或難民呢？

美國財長耶倫訪問北京，表面上帶有多重任務，但我個人判斷，真正的任務只有一個：對中國的貨幣政策、尤其是人民幣匯率政策，進行一次「最後的摸底」。

貨幣戰爭——誰與爭鋒？

若摸不出實質證據，那就只有依靠「嗅覺」了。總結而言，耶倫此行，就是在俄烏戰爭出現巨大轉折、人民幣表現詭異之際，美國派出資深老獵人到中國的金融叢林中嗅察一番，在人民幣這件事上，為美國可能已經做出的政策決斷，做出最後一次的「否證」嘗試。

在美中對峙這件事上，絕大多數人熱衷討論軍事衝突，因為「兵者，國之大事也」。在俄烏戰事發生瓦格納兵變之前，我也一樣。但是，當下，我的看法已經轉向「金者，國之大事也」——金融，在2023年所餘的兩個季度中，將成為美中對峙關係中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軍事。

背景很大很複雜，僅能簡述。「人民幣國際化」本來應該是一種在本國經濟持續增強之下慢慢來的金融工程，但在習近平總加速師的鍾愛之下，硬生生的在中國體質最虛弱的時刻，被剖腹成為早產兒。在「戰狼外交」下，經由刻意要求以人民幣結算進口資源（如對沙烏地阿拉伯、俄國）以及貨幣互換（如對巴西、阿根廷及金磚國），而今的境外流通人民幣總量，外界估計的最低值是6.5兆，最高值是12兆。諷刺的是，可能連中國官方自己都不知道實際數字，即使它知道，也只能「蓋牌保密」，因為即使在最低值的6.5兆（約當9千億美元）下，中國的可用外匯存底（約當6～7千億美元）加上香港的約5千億美元存底，一旦國際擠兌發生，中國金融根本毫無招架之力。

境外人民幣失控，對中國經濟乃一頭巨大的灰犀牛；其隱藏的系統性風險，甚至大於境內房地產崩盤或地方債務暴雷！高盛集團近日對中國五大銀行的調低評級，就已經被國際認為是重大警訊。然而事實上，高盛報告所依據的不過是部分地方政府的債務暴雷，那還是屬於中國政府自控範圍之事。真正近在咫尺的灰犀牛 ——不可控的境外人民幣，華爾街在自己脫身之前還是不願點破。

華爾街可以裝蒜；白宮可不能視而不見。只需要一隻小小黑天鵝，無論是金融的、政治的、還是與俄烏戰情有關的，進行中的境外人民幣擠兌的苗頭，就會驚起那頭大大的灰犀牛。後果就是港幣與美元的聯繫匯率、人民幣幣值雙雙失守。一旦失守，就是惡性循環開始，遭殃的不只是中國，所有其他國家，只要持有與中國有關的實體投資、金融投資，都要遍體鱗傷。當然，這也包括台灣在內（金管會統計，2023年3月底，台灣（僅僅）銀行界在中國的貨幣曝險金額就為4.2兆台幣，遑論其他實體投資）。

8.27 RMB崩盤防線

人民幣及港幣都還在壓力下對美元超貶，紅線在哪裡？我感覺有兩個觀察點，一個是人民幣／港幣之間的真實兌率；另一是人民幣／美元之間的真實兌率。

市場說真話：7月5日香港羅湖的找換店，人民幣對港幣的真實兌換率是1:1.01，而當日的官方兌換率應該是1:1.08，這反映出市場的實話：人民幣價值基礎的腐蝕速度超過港幣。一旦港幣因境外人民幣的擠兌而失守對美元的聯繫匯率，人民幣必然隨之失守。

人民幣的馬其諾防線在哪裡？我認為8.27就是崩盤的不歸路。原因如下：1994年中國結束外匯券雙軌制度，美元對人民幣的黑市價格瞬間由11.2 降到官方的 8.27，黑市消失。今天，若官方守不住30年前的這條8.27心理線，國內及國際都會感覺人民幣「看不到底部」了。

容許我自創一個新指標，BL Ratio。B代表Brain，腦動力。L 代表Labor，勞動力。因此，這個新指標就是「腦動力／勞動力」比例，或者可簡稱為「腦／勞比」。

有這概念已經數十年了，並非看到近日AI猖獗才想到。過去30年間，演講授課次數不下千場，主題只要是有關企業經營管理的，我都會問在場者一個問題：「勞動節是五月一日，請問腦動節是幾月幾日」？30年過去了，至今沒有一個人回答得出來！

請往「腦動力」轉向

人類的經濟活動，幾百年前就開始由「勞動力」往「腦動力」轉向，「腦／勞比」指數越來越高。然而，不同國家的人，對這變化的意識程度不同。意識越高的國家，經濟越發達，越低的越落後，這不是巧合。

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其實其中腦動力的佔比也才是勝敗的決定性因素。鴻海的生產線是靠拼「勞動力」才能分出勝負的「血汗工廠」嗎？如果沒有蘋果公司在供應鏈、設計以及鴻海本身在組裝流程上所下的「腦動力」，鴻海能夠脫穎而出嗎？（同樣道理適用於廣達、緯創、立訊⋯⋯）

台積電和聯發科相比，誰的「腦／勞比」更高？單從純晶片設計的活動來看，聯發科的「腦／勞比」肯定比台積電高得多，但若考慮到台積電在供應鏈、製程上的綜合腦動力，那就很難說誰高。然而，未來呢？為何輝達（Nvidia）在所有數位相關產業中後來居上？

工業自動化取代的主要是勞動力，AI智能化取代的主要是腦動力。然而，無論如何，國家的競爭力，未來一定是反映在B/L Ratio 「腦／勞比」上，雖然這個新指標的度量方式還有待跨領域的專家們研究及開發。

意識到這點，可徹底顛覆一個國家之未來競爭力。經濟面，政治面、社會面、教育面皆如此。

教育上，國家需要更多腦動力的開發。台灣的應試教育、文憑主義，是不是腦動力開發路途上的障礙物？

政治上，台灣政府機關的「腦／勞比」現狀如何？公務員中具有高度責任感的那一部分人，是「用腦」的機會多，還是「過勞死」的成分比較大？

企業的經營管理上，是「能者多勞」，還是「能者多用腦」？薪酬制度上，是「多用腦者多得」，還是「多勞者多得」？

威權文化會抑制腦動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威權文化會抑制腦動力。正是因為這道理，我可以斷言，中國在中共的威權統治下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國家。威權只有利於勞動力的管制，在人類經濟「腦／勞比」不斷提升的當下，「腦／勞比」越低的產業才會越依賴中國。即使以蘋果和特斯拉這樣的所謂高科技產業來看，如果蘋果不能擺脫主要靠人眼和人手組裝之生產流程，它在中國受到的政治制約力，將遠遠大於不那麼靠勞動力的特斯拉。這點對台商應該有所啟發。

然而，台灣也並非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台灣發展至今依然還有殘留的威權文化，這在政府、教育、企業身上都看得到。舉例而言，台灣企業經營比較成功的，多屬比較注重腦動力的；家族企業經營比較好的，應該都是二代能夠擺脫隨著繼承而來的威權作風的。

台灣不大，人口不多。既然先天條件不如大型國家，那台灣就應該做世界上第一個把「勞動節」（Labor Day）改名為「腦動節」（Brain Day），甚至把「勞動部」改名為「腦動部」的國家。但料想「勞團」不會同意，因為意識跟不上。

「戰時經濟」這個名詞咋聽很嚇人，但台灣社會並未意識到，其實我們已經歷了一場迷你的戰時經濟時期——那就是2019-2022三年間的疫情。只是敵人不是人類，而是病毒，沒有戰機、砲彈襲擊，但有無處不在、看不見、聽不到的病毒，它尋找虛弱對象的精準度，勝於衛星的GPS導航。

抗疫三年等同「戰時經濟」

三年病毒戰的社會經驗中，具備了所有「戰時經濟」的要素：

1. 集中資源、破格破法建立快速組織 – 口罩國家隊；

2. 資源分配由市場機制改為強制機制 – 口罩限購、限價；

3. 通路去中心化 – 關鍵資源庫存分散至藥房、超市超商；

4. 通訊中心化 – 統一訊息發佈中心；

5. 警訊電子化 – 全民手機示警系統；

6. 行動及行為限制- 掃碼通關、餐廳禁止聚集、捷運戴口罩、座位距離限制等等；

7. 醫護系統嚴控並分工 – 如醫院/診所分領域負責、專屬醫院、隔離措施等等；

8. 消費緊縮 – 由於高度不確定性，人人自主看緊荷包；

9. 關鍵物資之短缺及囤積 – 疫苗短缺引起之社會緊張；家庭因恐慌而囤積水糧；

10. 貿易供應鏈時有時無 – 全球貨櫃短缺，港口空櫃堵塞，貨出不去進不來；

這場迷你、無硝煙的「戰時經濟」經驗，不能被台灣人忘記；因為，由於特殊的地緣歷史，台灣此時此刻正處於戰爭的威脅之中。中共覬覦台灣之心，隨時會以經濟封鎖戰、甚至火力戰的形式爆發。屆時，以上所列述的十大要素，將會需要台灣社會十倍、甚至百倍的承受力。

台灣與世無爭。若有一天陷入「戰時經濟」，那一定是被迫的。那時的對台啟戰方，毫無懸念的是中共。基於知己知彼之原則，我們有必要由「戰時經濟」的要素分析來看看中共正在採取什麼動作。

中共戰狼外交等同對文明宣戰

所有的證據都顯示，中共自疫情期間就已經開始將經濟向戰時調整。其大背景當然就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制裁壓力，但觸發制裁的始點，還是中共自發的戰狼外交、撕毀中英聯合聲明等行為，導致西方達到「北京已經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之結論，然後，俄國入侵烏克蘭前夕俄中領導人宣示的「戰略合作無上限」宣言更強化了西方對中共意圖之共識。

中國進入戰時經濟的過程可分為前、中、後三期。疫情之前，「黨管一切」的跡象已經清楚：打壓大型民間企業、資源沒收歸黨，消滅地方獨立財政就是突出的訊號。

中期，最清晰的分水嶺就是對上海的「封城到戶」。雖然是全國政策，但是上海的實施嚴格程度卻領冠全國。道理無它，以上海領頭全國的生活文明，如果都能徹底貫徹戰時管制手段，那全國還有哪裡不可以？如果連長三角佔全國40%的生產機器都能隨心所欲的開停，還有何處敢不聽話？

所謂後期，那就是現在了。將大量失業人口趕回農村，派遣畢業青年下鄉勞作，仿效「城管」對農村實施「農管」，每十戶設立「田長」，縱容全國皆為財政赤字的地方強力部門（公安、農管等）打野食、胡亂割宰百姓，荒謬的「退林還耕」（砍綠林、填魚塘、毀菜殺豬⋯⋯），都是在為整體戰爭時期買不到稻米、小麥、飼料、化肥的準備動作。當然，這三年來中央默默的大量購買黃金、「人民幣國際化」（經濟去美元化）更是金融層面的備戰了。

在當前形勢背景下，我覺得臺灣社會在病毒戰期間所養成對「戰時經濟」之基本默契，屬於珍貴社會資產，有必要納入國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