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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阿基米德槓桿點—台灣要什麼?

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對的支點和一根足夠長的桿子,我可以翹動地球。

如果你家恰巧就坐落在這樣一個支點,而已經擁有一根足夠長桿的阿基米德前來洽談使用,你會收多少錢?提出怎樣的對價?

美國現在說,給我一個支點和足夠的壓力,我可以翹動中共的一黨專政。

足夠的政治、經濟、軍事壓力已經快要足夠,剩下找一個支點。美國的第一選擇是台灣,台灣願不願意接受?接受的對價是什麼?不接受的後果是什麼?

由於地緣及歷史,在地球格局邁向割裂的當下,台灣的支點地位已經由隱性轉為顯性,從來就知道這點的美國當然現在更加知道,日本也已早在大清帝國時代就知道。歐洲人原來只知道台灣是個貿易中站,現在我想歐洲沒有一個國家不知道台灣原來是一個可以翹動地球格局的支點(要是早有先見之明,當年日本向歐洲兜售台灣時,法國人就應該買下了XD)。

在地球支點這議題上,台灣人自己其實是後知後覺的。不管歸咎於移民心態、順民心態、還是難民心態,台灣人一直處在悲情之子、亞洲孤兒的心裡狀態,四處在找父親意象,遇不上合意的收容者,就務實的西瓜偎大邊。

只做模範生不當逃學生

即使現代化了、生活殷實了,台灣在所有對外的作為上,還是擺脫不了童養媳、小媳婦的心理框架。力爭上游到頭來,頂多也就是個好學生,做成了好學生,下一步就是想做模範生,人生至高境界也就是升官發財。

台灣最在意的就是排名。經濟排名上升就心滿意足,幸福指數必須斤斤計較,大學密度排名即使浪費也會沾沾自喜。此時此刻,軍事硬體排名成為台灣人的支柱,法治排名倒退倒是其次。排名要爭沒錯,但不知大家有沒注意到,這些所有排名都是別人做的,很多還是比台灣體積小、排名不如台灣的國家做的。

台灣人從不問,為什麼台灣做不出一個能得到世界引用的排名榜?我來提供答案:因為台灣只會做好學生、模範生,幾百年來從來不敢做一回逃學生,因此從來不知道自己也應該有個性,更別談以自己的個性來挑逗世界了。

表現在政治上,非常奇妙。不知你注意到沒,在台灣不論統派獨派、中派台派,想問題的方式都像是大公司下的子公司職業總經理思維,想到頭也就是子公司總經理的框框,差別只是心中所認定的母公司是誰罷了。有的認美國為母公司,有的認中國為母公司,還有的認日本為母公司。

如此,如何談主權和獨立呢?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真正的主權和獨立的基礎,應該是偏近一種創業者的思維,而不是偏近子公司總經理的思維。許多創業者都是逃學生,哪怕最後只能做成一家小公司;好學生做子公司、分公司總經理可以,創業多半淒慘,因為承受不了主權和獨立所帶來的責任和壓力。

在美中博弈中,台灣是所謂的「關鍵少數」,關鍵少數是可以要價的。要價不能漫天,但也不可任人出價。知道自己不要什麼是很容易的,但是,知道自己要什麼卻是很不容易的。

繞了一圈,回到基本議題。美國現在借用台灣作為翹動中共一黨專政的支點, 台灣願不願意接受?我的看法是,不接受是傻子。美中對抗的大局起因與台灣毫無關係,有無台灣島,美中都會落入對抗局面。而歷史和近況都已經證明,不接受的後果就是台灣落入中共手中。

更刁鑽的問題是:接受為支點的對價是什麼?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地位?還是創業者的地位?做了一輩子好學生,台灣人這一次要不要逃一次學?

搞清要什麼願意給什麼

在美中博弈中,台灣是所謂的「關鍵少數」,關鍵少數是可以要價的。要價不能漫天,但也不可任人出價。知道自己不要什麼是很容易的,但是,知道自己要什麼卻是很不容易的。

台灣人「不要什麼」,已經再清楚不過了。當下的功課,在於跳出移民、順民、難民、遺民的心理狀態,擺脫舊情綿綿和舊恨綿綿,搞清楚自己在這一回「要什麼」,並「願意付出什麼」。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這道理是雙向的。你有支點,阿基米德有長桿,但「時機」(Timing)是最關鍵的。

2022中共的終局時刻:五種可能的中國

SH22Lockdown

中國最終變成哪種,要看歷史格局中的勢力消長而定。不過,領導人自己內心的傲慢度和氣度的角力,也不能說是非關鍵的。(湯森路透)

所謂「終局時刻」指的並不是遊戲結束的時刻,指的是歷史格局的交叉路口,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走上了其中的一條路,三十年甚至一百年內就難有回頭路。就像俗話說的「過了這村就沒那店了」。那麼,為什麼把「終局時刻」釘在2022年?這是什麼神秘的年份?   2022年和算命及推背圖毫無關係,僅僅是因為2022年是全體中國人、九千萬共產黨員「解疑」的那一刻。在十八大時,十三點五億中國人對習近平有著這樣那樣的幻想,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間,習近平的作為讓改革派失望、保守派狐疑,然而2017年的十九大,習近平仍然讓人存有足夠大的想像空間。

這個想像空間,將在2018-2022年之間定格。一旦定格,中國究竟是走向地獄之路,還是天堂之路,還是徹底打掉重練,就不會再有懸念!所有人都會進入「該幹嘛就去幹嘛」的人心狀態。而台灣呢,也將隨著這終局時刻,做出對台灣最有利的決定。  

此時此刻,把各種蛛絲馬跡放到歷史格局下觀察,可以推測2022年「終局到來」時定格的四種中國方向。

第一種中國:法西斯的中國

十九大習近平的報告長達空前的三萬二千字,耗時三個半小時,但其中真正屬於他的意思,可能也就是萬把字,其他的兩萬字是派系妥協下的不得不言;這也顯示了,十九大時的習,並不如外界(尤其是台灣)媒體所言,已經達到了個人權力的頂峰。軍權(槍桿子),只能說是初步穩定,政權(筆桿子、刀把子)或許達到了七八成,而經濟權(宏觀調控)大約只掌握了五成,至於金融權力(銀根子),大多散落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習能夠直接控制的有個兩三成就算不錯了。

習近平的權力軟肋就在「銀根子」,而其威脅就體現在2018年。槍桿子(解放軍)、筆桿子(國內外統一戰線宣傳)、刀把子(政法公安情報)在體制上都屬於中央集權的結構,因而利於通過各種人事、組織改造而集權,唯有金融「銀根子」,本質上就屬於捉摸不定的流動性通貨,今天在這,明天就可在那,難以集權。打個比喻,金融就像中醫學所說的「氣」,金融學就是一種氣功,沒練過氣功的人,即使有六塊肌,也不過是傻大個一個。

上文說過,中國這三十餘年的「經濟崛起」,搭的是美國為首的世界經貿秩序的便車,這趟便車的火車頭就是深入全球肌理的金融系統,這套系統已經自我成精成妖,現在連始作俑者的美國自己都難以掌控,何況是邯鄲學步、亦步亦趨的中國?  
金融系統,三十餘年來已經以極其扭曲的方式深入了中國整個經濟的肌理,從國家到高官到知識分子到市井小民,無人能夠擺脫對其的路徑依賴。而當下,耍弄這套扭曲系統遊戲規則的人群,並不在習班子內。反而,由於過去五年名為打腐實為整肅的「反腐運動」,已經令這群耍弄金融的人進入更為隱晦的狀態。

習近平不可能不處理這群為數龐大、散落全國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否則他沒有勝算。但由於金融的散落性、流動性、隱晦性,收拾對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祭出法西斯的手段——以民族主義為由、以富國強兵為指標,強力對每一家銀行、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個人,嚴厲進行對金流的控制。而這時候,筆桿子和刀把子就是關鍵中的關鍵工具。

走筆至此,需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過去是槍桿子出政權,而今日的中國已經邁入了「銀根子垮政權」的階段。搞不好習近平本人由於其人生經驗和知識框架的限制,還沒完全看清楚這一點。但他身邊的年輕幕僚,只要是忠心的不可能看不到這點,那就看習本人的傲慢度和氣度了。

看明白了這點,就會知道所謂的「民族主義」、「富國強兵」,或許是一種面對世界的長期策略,但至少在未來五年的短期之內,這些口號宣傳的主要作用還是國內的集權工具。在最糟的情況下,假設習近平無法在兩三年內迅速的將扭曲的中國金融扳正,而必須持續的使用法西斯手段,那麼到了2022年,在執意執政二十年的境況下,法西斯方向就極為可能成為中國的「新常態」。例如武力強制性的重新分配:有錢的吐出錢來,進行類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2.0版」,全社會重新洗牌。

第二種中國:家族壟斷的中國

前述當前中國的金融甚至資產,極大比例掌握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若不認清這個「中國特色」的財富格局,世人很容易就誤會中國的經濟未來掌握在那些經常登上西方媒體、經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敲鐘的「年輕創業家」手中。中國的經濟和財富是個「權本主義」的場域,任何用資本主義邏輯去推斷中國的人,終將會在這個誤會上跌跤。在中國,凡是在西方會計學計算下身家超過十億的「無背景年輕人」,其財富中的大部分不過是為權貴代持,因而有機會就想脫產出逃。

一九九一年,在「八九天安門」幾乎亡黨的事件之後,鄧小平以兩條「鄧氏約法」穩住了中共政權。第一條,「黨讓你發財,和你交換政治權利和思想自由」。第二條,一黨專政從毛式集權改為橫向「常委分權」,以及縱向的「中央/地方分權」。然而在「以權為本」的中國,這樣做的代價就是分倉式的腐敗。近年來的事實證明,鄧氏約法已經走到了盡頭。

習近平過去五年的作為,似乎在向人民提出新的「習式約法」:你給我集權,我還你一個不腐敗的美好未來。然而,許多人內心深處擔心這會走回毛式集權,已經通過耍弄銀根子而獲得天價財富的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和其團夥更擔憂。

在2018-2022年的博弈中,並不排除這些家族們團結起來和習近平叫板談判,以至於出現一種妥協後的結果:家族之間停止鬥爭,不分背景身分,全力擁護共產黨保持一黨專政。但是反對黨內一人專政,形成以下的格局:共產黨走向一個比較內部民主開放的平台,一件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中國由黨國一家逐步邁入國家家族化,以門閥仕紳集團瓜分地盤資源,家族與家族間達到一種競爭博弈下的平衡。
  這時,傳統的血緣、鄉親、門生軟關係取代了一部分的上下權力硬關係,雖然做不到「以法治國」,但是「以法制國」在上層的兩三億人群中還是可能的。

這時的中國,出現兩個沒有交叉點的平行世界:上層兩億人的富貴世界,和下層十二億人的糊口世界。世人今天看到的驚世高鐵系統、機場系統、高速公路系統、華廈美食,單單靠這富貴的兩億消費者就足以運營。至於平行的糊口世界,以中國人易於滿足、害怕災難的天性來看,只需要在「糊口區」上下加碼減碼就可以維穩。

至於家族壟斷的中國,能夠維持多久?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誰知道呢?坦白說,再過二十年當人類徹底進入AI化的世界後,到時威脅人類、國家、政府、家庭生存的問題,極有可能和現在的問題組合完全不一樣。從人性的普遍短視這事實來看,擔憂二十年後的人本來就是少數,何況是歷來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的偉大中華社會文化下的中國人呢?

第三種中國:遲到了五十年的蔣介石

2012年對習近平抱有希望的人,經常提的模式是戈巴契夫模式、李光耀模式,那已是過去。今天對習近平還抱有希望的人,尤其是流亡海外還有「民國情懷」的中國人,期望的是台灣的「蔣經國模式」。然而,莫說十九大以來發生在習近平身上的「小毛澤東現象」,從現在到2022的短短兩年半之間,習即使有心,中國的環境也遠遠未達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擁有的環境條件。

以中國現有條件還有習近平現在的政治處境,習最多只能做到過世前的蔣介石——心知肚明政治不改革是不行了,但先抓住機遇搞好經濟,政治開放的問題就留給下一代。為什麼說「遲到了五十年」呢?因為,蔣介石恐怕一直要到死前十年,也就是距今的五十年前,內心才真正承認政治不開放不行。

從人道觀點下的中國人民福祉,還有台灣的持續前進,我們當然寧可希望習近平成為遲到了五十年的蔣介石,也不願看到他在中國政治鬥爭形勢逼迫下變成小毛澤東。過了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之後,人們就可以對習近平做出最終的歷史評價。

第四種中國:「一國多港」

中國十三點五億人口加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面積,其中的錯綜複雜,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難以完全適用。那麼,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個人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這辦法就是「一國多港」——中國大陸全面香港化。  

換句話說,就是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映射到中國各個省份,真正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神。在這方向,可以參考印度、德國、瑞士的聯邦自治體制。  

如果以上的四種在中國都沒出現,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第五種中國:分裂為幾大塊的中國。

以上的四種中國,哪一種會在2022年成型?我只能說,天知道!人所能通過觀察而知道的,只有從2019年到2022年的習近平作為中而越來越知道。最終變成哪種,要看歷史格局中的勢力消長而定。不過,領導人自己內心的傲慢度和氣度的角力,也不能說是非關鍵的。  

如果以上的四種在中國都沒出現,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第五種中國:分裂為幾大塊的中國。

台灣要有心理準備面對:更專制的中國

台灣必須要有心理準備,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國必然進入一個比現在更專制的狀態。(湯森路透)

2012年,在密切觀察中共十八大前後的事態發展下,我將薄熙來被黨內元老清算事件的始末,寫成了《中國號超級拼裝巴士駛向何方?》一書,書中描述了習近平上任當時中共的政治、經濟困境。

2013年,通過觀察以及對中國內部大局的判斷,我意識到一件事: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習近平若拒絕成為元老派的傀儡而想留下真正的歷史地位,在中共的鬥爭結構及歷史脈絡下,他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打破成規,連續執政二十年。

接下來兩年他的選擇性反腐、肅清政敵、軍區改戰區等等一連串動作,無一不符合我對他的猜想,於是在2015年我出版了《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一書,並描述了一種他連續執政二十年的路徑: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並修憲、降格常委制,並比喻為「總經理制改董事長制」,這樣便可以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時,將總書記身分交給親信,而他本人繼續以國家主席加軍委主席統領中國。

習近平「不先買票就上車」

然而該書中提出了三項執政二十年的要件;缺少了這三項要件,連續執政二十年的試圖不會成功。這三要件可簡述為:

一、開放黨內差額競選。

二、由縣級(含)啟動真正的一人一票直選。

三、與美國簽署一項「台灣永久中性化協議」(中性化 Neutralization, 而非中立化Neutrality)。

第一要件的作用在於給予九千萬黨員希望,以化解白刃相見的黨內鬥爭。

第二要件的作用在於給予十四億人民對「終將民主」的期待。

第三要件的作用在於補充已經捉襟見肘的「中美三公報」之不足,將台灣這個變數,由中美對撞的公式中移除,以作為南海紛爭、東海紛爭之解決方案典範。

這三個要件是連續安全執政二十年的必要前提,沒了三要件,連續執政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沒有落腳點。然而,習近平先生在第二任初始的2018年,就搶先進行了取消主席任期制並入憲,而把三個必要前提甩到一邊。這個「不先買票就上車」的動作,不但為他帶來了「習皇帝」的外號,也激起了黨內的激烈反彈,更刺激了世界對中共的警惕心,促成了美國以圍堵中國為第一戰略的決定。  

不顧三要件而搶先上車,造成了習近平當下的內外交困,這不能不說是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習班子對內外局勢的整體誤判。之所以走上誤判的道路,黨內的鬥爭激烈當然是主要驅動因素之一,但是習班子的知識廣度不夠,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本來習近平想定的連續執政二十年,腦中的鏡像應該是俄國的普丁或新加坡的李光耀。但他本人及身邊的小圈子智囊,可能對中國以外的歷史理解不足,很快的就陷入了中國傳統的天朝帝國「中國夢」,以至於沒看清普丁之所以能夠執政二十年,前提是普丁早已放棄了前蘇聯對原共同體的「絕對主權」概念,而李光耀之所以能夠執政四十餘年,乃基於擅長經營管理「一人一票」的機制。

習近平及其班子若還想通過「國家主席連任制」在2022年二十大之後繼續領導中國,唯一的實現路徑就是在國際上修正其對南海、東海的「絕對主權」概念,至少要表現出某種「共享主權」的誠意,以及在國內表現出「黨內民主」、「讓一部分人先享一人一票」的具體作為。除此之外,繼續連任領導人一事,沒有任何合理性及合法性的基礎。  

如今內外形勢已到了這個地步,即使習班子有意,也未必來得及,何況無意呢?若要補救,還得趕快,時間並不站在習近平這一邊。

2022年,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還是選總統?

中國會回到毛澤東時代嗎?十年前問這問題,全世界大多數的人大概都會嗤之以鼻的視為蠢問題。看看大小城市的高樓、看看上海的市容和夜生活、看看遍佈全國的高鐵高速公路、看看出國旅遊的人數。回到毛澤東時代,你瘋了嗎?

但是,若你經常和中國的「知情者」接觸,你會察覺這不是一個假議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真恐懼。知情者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是學者、思想家、由知轉商的企業家、媒體人、退休老幹部以及大小的在位者。

「毛澤東時代」意涵太豐富,有人把它和「文革時代」劃上等號,有人聯想到一人說了算,有人想到鬥爭的人頭落地,也有人想到理想、熱情下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但討論總要有一個疆界,因此這裡將「毛澤東時代」濃縮定義為:

一、旗幟鮮明的設定外部敵人(如蘇、美),用來合理化對內部的一切極端手段。  

二、對外鎖國,只和屬於「敵人的敵人」的國家打交道。  

三、對內信息鎖國,以階級劃分為工具,關起門來使國內政敵互咬。  

四、人流、物流、金流,一切管起來。  

五、將台灣作為「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最大槓桿點,口稱一個中國,暗地裡保持一個大中國、一個(台灣)小中國,以襯托中共政權存在的合法性,以及一黨專政的合理性。台灣的存在,對毛澤東有極大的工具性,對外是中共政權調整國際關係的空調機,對內是支撐中共一黨專政的合理化樑柱。  

六、「毛澤東困局」就是中國多數皇帝的困局——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想一人把一百年才能做完的事在有生之年做到,因而「夢想無上限、手段無底線」,結果是「吃緊弄破碗」。  

習近平的接班,完全是中共十八大權力鬥爭下各派妥協後的安全牌,各派僅視其為當年華國鋒一般的過渡棋子,沒料到他深藏不露的內心世界,棋子變棋手,拉一派打一派。演變至今,尤其在美國出了個川普之後,習近平已經明顯的落入了上述的「毛澤東困局」,很自然的會讓人產生一個大哉問:陷入「毛澤東困局」的習,會不會使得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  

雖然中國政局中的「毛化」跡象顯著,但我個人的看法是:不會!因為,整個世界、中國國內條件都已經大不一樣,尤其重要的兩個因素是:

一、美國這個還是地球霸主的國家,已經兩黨形成共識盯上了中共。

二、當年「以權力鬥爭為綱」的中共,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尤其在「八九天安門事件」後,已經轉化為「以利益(財富)自保為重」的家族幫派組合,斂財機制一旦斷裂,就會「樹倒猢猻散」。

中共現在「壓力山大」,外有美國霸權要求它經濟補票、政治收斂;內有強烈通縮、物價高漲、失業普遍;上層幫派家族互鬥,中層幹部消極抵制,底層百姓焦慮煩躁。這不是習近平一人或一個派系能夠掌控的局面,即使他有毛氏之心,也無毛氏之運。

美中的攤牌已成局,台灣這棋子對美、中都太好用,選不選邊恐怕已經不是台灣自己的選擇(無論台灣誰當政)。我的思考方向已集中在如何「災情控制」(damage control)上。大略簡化的比喻是:台灣已陷入「台積電困局」——在美中攤牌下沒有不選邊的餘地,因而只有做好自己在最糟情況下的災情控制。

那麼,中國會往哪裡去呢?個人認為,世界上已經沒有命定論或歷史決定論,只能用演化觀點,一步一步的來追蹤中國的方向,而習近平本人或本幫,或許具有三成的決定力量,其他七成就看中國國內形勢及國際形勢。

一切都拖不過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國內外壓力下,以下兩個極端的想定都是有可能的:一、中國正式樹立「具有若干毛澤東特色的法西斯體制」,走上與整個現代西方國家火車對撞的軌道。二、中國以「類蔣介石」或「類香港」模式(請見本書相關章節),間接、超額選總統,重燃世界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期待。  

對這兩種極端,台灣都得有所心理準備。台灣社會需要的心理準備,包括兩方面。其一,無論上述兩種狀況哪一種發生,中國必然進入比現在更專制的狀態。即使出現上述的第二種苗頭,過程中也一定得先更專制一陣子。胡溫時代有一句名言:現在收緊是為了將來的開放。但我從一九九二年親歷至今天,中國從未能擺脫一個詛咒: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其二,部分台灣讀者心中可能在想:讓中共走上蘇聯或法西斯路線,那它不就會早早垮台,而台灣就更快自由了?我只能勸心中有這念頭的人多讀讀歷史,多了解一點今日中國人民的焦躁感和勢力板塊,因為中國內部的非和平演變,其將產生的巨大泥石流,不論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首當其衝的第一站就是台灣。這點不可不知。  

本書的上半部中分析,美中的攤牌已成局,台灣這棋子對美、中都太好用,選不選邊恐怕已經不是台灣自己的選擇(無論台灣誰當政)。我的思考方向已集中在如何「災情控制」(damage control)上。大略簡化的比喻是:台灣已陷入「台積電困局」——在美中攤牌下沒有不選邊的餘地,因而只有做好自己在最糟情況下的災情控制。然而,本書出版之時,台灣選戰已經打到無人有時間思考災情控制, 我覺得這是凶兆,只能不斷敲警鐘。

「方塊字使用者」才是切開中台關係的那把刀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在經濟、軍事上強大,但是在人類文明的層次,它還完全找不到方向。(湯森路透) 「中國」、「中華」、「華人」、「華夏民族」等等字詞及其概念的模糊邊界,造成了一個大漿糊缸。想想,多少討論、爭辯陷在這個大漿糊缸中,繞來繞去最終只能以情緒收場。  

這個漿糊缸中,融入了血緣、文化、習俗、認同的原料,如果再加上「祖國」、「炎黃子孫」、「老祖先」等等佐料的攪和,任何使用這些字詞所作的思辨,都變成不可能。多年來,我都在尋找一個可以清晰定義的字詞,取代這個漿糊缸,使得相關討論得以清楚進行。

「方塊字使用者」這個詞,可能就是那把切開漿糊的刀。首先下定義:方塊字使用者就是當今還通過俗稱「漢字」(Han Character)為主要文字溝通工具的人群。我是其中之一,因為我在用方塊字寫這篇文章,你也是其中之一,因為你在讀這篇文章。所謂的「馬華」(馬來西亞華人),如果他用方塊字書寫、閱讀,那麼他也是一份子,同理延伸至印尼、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地區,美洲、歐洲甚至中南美洲、非洲。

所謂「方塊字使用者」

常說的「漢文化影響圈」,如韓國、日本,雖然還有個別方塊字,但是其絕大多數國民已經不依賴方塊字為主要溝通工具,因此韓國、日本不在「方塊字使用者」的定義範圍內。  

此外,在方塊字系統上吊掛著無數種語言(spoken language),例如東北話、上海話、溫州話、福州話、廣東話、香港話、廈門話、台灣話。這些語言當中,有些可以互通,有些幾乎雞同鴨講;試試讓一個說福州話的人和一個說溫州話的人用語言溝通,你會發現那比讓說義大利話的人和說法國話的人溝通還要痛苦。方塊字系統上吊掛的語言當中,有一種叫做普通話,作為不同語言人群之間溝通的最大公約數。  

方塊字使用者分佈全球,可分為兩部分,其最大宗約十三點五億人生活在今天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塊大陸地(以下簡稱「A組」),第二部分總數大約五千萬到六千萬人,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以下簡稱「B組」)。  
以上這些乾巴巴的分析,可以用來做什麼?它可做的事情多著呢,不信我們來玩玩以下的遊戲。  

請問,一個出生在北京,二十四歲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去到美國留學,三十歲取得美國公民身分、結婚生子的人,他是不是「中國人」(Chinese)?他需不需要對「中華的偉大復興」負責?同樣的,一個出生在台北後來成為英國公民並定居英國的人,算不算是「台灣人」?需不需要對台灣的未來負責?這簡單的兩個問題,在前述漿糊缸內就可以讓人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  

請問,一個三代前從福建移民到馬來西亞(或印尼,或……)、現在依然懂得用方塊字書寫和閱讀的人,屬不屬於「中國人」,應不應該被視為「華僑」(Oversea Chinese)?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他有沒有責任?  

一個中國紅二代、官二代,十四歲被送到澳洲,成為澳洲公民,老爸還在北京當官,這孩子是「中國人」還是「華裔澳洲人」?他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還是由澳大利亞政府管轄?當他與澳洲的中國大使館互通款曲,請問他是在「愛國」還是在「叛國」?  

一個由台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轄區內生活定居了三十年,自願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及身分證的人,加入了當地政府任職,請問有任何不妥嗎?倒過來,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轄區移民台灣,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又有不妥嗎?  

若要解開情緒的漿糊缸,清楚的認清「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這三大人生問題,請開始謹慎使用,甚至拒絕使用那一堆漿糊詞:「中國」、「中華」、「華人」、「華夏民族」、「祖國」、「炎黃子孫」、「老祖先」等等,轉而開始使用「方塊字使用者」這把利刀。如果要談前面所提「A組」和「B組」之間的關係紐帶,唯一可以把問題談清楚的概念利刀就是「方塊字使用者」。

「英文使用者」的處境遠比「方塊字使用者」複雜得多。但是環繞在「盎格魯薩克森」文字傳統下的認同問題幾乎不存在,儘管世界上所謂的「英語」(spoken English)也是南腔北調。大家同為「英文使用者」,沒聽說過紐西蘭大學生抗拒莎士比亞,也沒聽過美國公民覺得自己在英國公民面前矮一截而不爽。  

台灣社會是方塊字使用者無誤,就好像台灣吃飯用筷子無誤一樣。認清這點,對跳脫情緒的漿糊缸有助。

「方塊字圈」政治文明的雁行理論

上面論及,只有用「方塊字使用者」這概念取代諸如「華人」等等相關的概念,才能由那一團糾纏不清的漿糊缸辯論中脫身。這一節,由「文明」的角度切入,繼續深入討論。  

上節中有一段話:「方塊字使用者遍佈全球,可分為兩部分,其最大宗約十三點五億人生活在今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塊大陸地(以下簡稱「A組」),第二部分總數大約五千萬到六千萬人,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以下簡稱「B組」)」。  

由於方塊字承載了數千年來累積的文獻、典籍、文學詩詞,上至儒道法釋的思想,下至小說、戲曲、成語,無可避免的,凡是方塊字使用者,腦袋裡的意識和思維,都多多少少有某些共通性,也就是文化的紐帶。這是人腦的結構使然,就像盎格魯薩克森文字,俗稱「英文」的使用者,無論身在地球何處,都避不開某種文化紐帶一樣。以突出的例子講,南非受英文教育的黑人和紐西蘭受英文教育的白人之間,其文化紐帶遠遠大於西班牙白人和魁北克法文區的白人。  

「Civilization」這個字被翻譯為「文明」,而非「血明」、「種明」、「語明」或「祖明」,是有深刻意義的,因為文字的紐帶力量,遠遠的超過血緣、種族、語言、祖先來源的紐帶力量。  

因此,前述的方塊字使用圈中的A組和B組,不管在地球的那個角落,都具有文明的紐帶。話雖如此,由於歷史的因緣際會,A組和B組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這也不稀奇,就像同樣接受法文教育的地區,法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非洲法文地區的集權政治制度,也因為歷史際遇之不同而南轅北轍一樣。  

從文明內政治制度的統一性來看,英文文明圈內最為統一。在英文圈內,我們幾乎想不出來一個不走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相對而言,西班牙文圈,發源地西班牙已經走上民主自由法治,而南美洲的西班牙文國家卻不乏還生活在極權或集權的政治制度下,儘管這A、B兩組西班牙文使用者共享政治制度外的一些文明紐帶。  

回過頭來看方塊字文明圈內的A、B組,很明顯,在共享某種因方塊字而來的文明紐帶的同時,它們處於政治制度的競爭,甚至衝突。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獨立自主的台灣,具有二千三百萬人口,可說是方塊字B組中的最大者。尤其有意思的是,台灣的方塊字使用者橫跨了至少十幾種血緣族群,甚至幾十種;宗教上,全世界的教種,或多或少的在台灣都有一塊;性別價值觀上,台灣也是亞洲最寬容的。簡而言之一句話:台灣在地球上的方塊字使用者圈內,是最包容的一塊寶地。在法治上,儘管還有所不足,台灣也無疑是方塊字使用圈內最為民主自由的地方。  

我們真的不知道,方塊字使用圈中的A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不會有一天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制度。或許會,但也或許不會。但如果——這是一個很大的如果,它有一天有意走上這個方向,那麼,台灣就成了「方塊字使用者」這一群大雁的雁頭。

台灣絕不能妄自菲薄。要知道,文字的力量超越一切,同樣是使用方塊字,只要你的方塊字上所承載的理念和經驗具有吸引力,終究有一天你會成為領頭雁。

從體積上、人口上、經濟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是方塊字使用圈內的雁頭,台灣是遠遠落在其後的雁尾,這點無庸置疑。但是百年風水輪流轉,從未來文明的政治制度發展角度來看,台灣也有可能成為頭雁,港澳緊隨其後,而原來的頭雁變成尾雁。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在經濟、軍事上強大,但是在人類文明的層次,它還完全找不到方向。  

方塊字使用者圈內,屬於B組的台灣,人口只有A組的六十分之一,面積只有A組的三百分之一,但在政治制度的穩健性這件事上,比的不是大小,而是結構。一座結構失衡的百層大樓,地震來的時候,其穩健性絕對比不上一座兩層小樓。  

台灣絕不能妄自菲薄。要知道,文字的力量超越一切,同樣是使用方塊字,只要你的方塊字上所承載的理念和經驗具有吸引力,終究有一天你會成為領頭雁。台灣今天所需要警惕的是兩件事:其一,自我破壞了政治制度文明。其二,方塊字能力不足以承載你的理念、不足以表達你的經驗。若台灣能夠精進其政治制度文明以及方塊字使用的能力,有朝一日成為領頭雁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以上就是方塊字圈政治文明的雁行理論。

台灣應移除對香港的冷漠和無知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早已變成台灣政治賺選票、名嘴賺眼球的辯論主題;但其實,台灣人對香港的境況是冷漠無知的。(湯森路透)

請關懷香港,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最大保障

台灣若想有朝一日成為方塊字政治文明圈的雁頭,首先就得移除對香港的冷漠和無知。一般台灣人把香港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未意識到,香港人對法治的要求遠遠大於台灣,法治土壤上若有一天長出民主,其成熟度將超過還不那麼講究法治的台灣。

台灣人消費香港的「一國兩制」有一段時間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也早已變成台灣政治賺選票、名嘴賺眼球的辯論主題。但其實,台灣人對香港的境況是冷漠無知的。  

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逃犯法例」(遣返法、送中條例)。當日,在香港和台灣都是端午長假的最後一天,香港人忙著準備遊行,台灣人則忙著過端午。儘管遊行日期幾週前就已公佈,且遊行前十天就已預估人數將超過四十萬人,但台灣媒體對此漠不關心,沒有一家派人到現場採訪,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人不知道有這件事。當天下午遊行開始時,台灣的電視台有零星照片和偶爾的跑馬燈,凌晨一點鐘,香港本地媒體還在繼續直播政府大樓前鎮暴部隊和群眾的對恃,直播一直到凌晨四點左右,台灣的電視台連跑馬燈都沒了。港媒直播的留言串中,我赫然看到一句話:「台灣新聞你們怎麼可以不報導這件事!!」  

直到次日,發覺遊行人數突破百萬,台灣政治人物才出來割稻尾,但口氣和目的還是為了選票考量,電視節目雖有討論,但獵奇和渲染成份大於關懷和知識。台灣民眾對香港即將頒布的「遣返法」的關注,僅止於一個問題:台灣人將來在香港會不會被無故遣送中國啊?一直要到六月十二日的「罷工、罷課、罷行」衝突升級至流血,台灣媒體才全面跟進,但依然是「以台灣選舉為中心」的在理解香港現象。必須再次重複上面指出的視角:香港日後若能冒出民主,在其法治傳統的土壤上,香港民主的地基將比台灣的民主堅實。中共害怕香港民主,甚於害怕台灣民主,單單基於這點,台灣就必須珍惜香港、幫助香港。

台灣社會對於香港境況的無感和無知,非常危險。一方面顯示台灣一般人的世界觀狹隘,對於人道和人權的關懷僅限於台灣,另方面也沒體認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近鄰香港的動向和台灣的前途,其實處於同一生態環境,台灣可向香港學習的經驗甚多。本節討論兩個視角,台灣或可藉著香港處境來進一步了解自己。

司法獨立是一切的根本

該次遊行參與者一百萬人,這是2003年香港「反二十三條」遊行人數的兩倍,代表了香港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五;以人口比例計算,這就等於台灣的三百二十萬名成年人為了一件事自動上街遊行。即使把年幼、年長者人口比例高估為一半,也代表了至少百分之二十七的香港成年人,在沒有一人一票的環境中,用腳進行了投票——不再相信「一國兩制」下司法可以獨立。綜觀世界,如此看重司法獨立的地方並不多。  

二零一九年五月,《紐約時報》披露,德國給了兩個香港公民「政治難民庇護」——參與2017「旺角騷亂」二十五歲的黃台仰和二十七歲的李東昇。這是歷史上第一起香港公民獲得外國庇護的案例。黃台仰對《紐約時報》表示,他獲得庇護是因為「香港當局被認為是利用司法機構來迫害香港人」。國際特赦組織也感到驚訝,說黃、李二人獲德國給予庇護,反映「香港的人權狀況與世上最差的國度有得比……反映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現況有多嚴峻」。  

讀者如果把這事僅僅理解為西方的「人權關懷」,那就大大低估了其後坐力。國際政治是現實的,西方政府一旦認定「一國兩制」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恐怕更關心的是香港的「產權獨立」和「金融獨立」。已經一連串發生的中國公民在港被擄、財產被清算事件,早已為西方敲了警鐘。港幣的超發以換取美元外匯供北京使用,也已經是半公開的秘密,此刻港幣與美元之間的掛鉤,正在搖搖欲墜之中(參考 《一國兩幣還是一國一幣》)。  

一言以蔽之,在美國對中共算總帳的當下,一個逐步「被中共化」的香港,隨時可能成為美國對中共政策的標的,將香港歸類為算帳對象的一部分,把對中共的政策,一體適用於香港。而就在此刻,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告訴世界,香港的司法獨立又被抽掉一根柱子。  

香港若殞落,珠江三角洲九大城市形成的「粵港澳大灣區」計劃亦將隨之殞落。這是因為,香港的人身安全、資產安全、股市獨立、貨幣獨立、司法獨立,代表的是整個大灣區的支柱;當世界失去對此樞紐的信心,所謂的大灣區就會成為一個失去軸心的鐘錶,只是一堆散落的齒輪。香港曾是亞洲兩大貨物、金融樞紐之一,當它殞落,得利的是新加坡,大量國際企業的區域總部、轉口貿易、財富將奔向法治健全的新加坡。當下,雖然許多企業還在香港運作,但多數企業主和富人,已將銀行帳戶轉遷新國,因為擔心香港帳戶隨時可被封。近在咫尺的台灣,除了回流台商之外,恐怕享受不到這外溢效應,一方面因為台灣的商業法治遠落後於過去的香港和現在的新加坡,另方面外人眼見台灣內部還在辯論「一國兩制」的利弊,他們害怕兩次掉在同一個坑中。

是誰把香港搞壞的?

這問題還需要問嗎?一般人會說:當然是中共。但是,當下處於選舉敏感期的台灣,應該再往下細問一層:中共的哪個派系?認識到這是一個應該追問的問題,可以幫助台灣選民去思考一個過去不曾思考過的問題:發生在台灣的統戰,並不一定來自單一的中共派系,也可能來自不同派系,他們的統戰目的和手法,甚至可能是相衝突的。  

中共派系的分類,最簡單的分類法是分為兩派:習派,反習派。這種分類法,適用於過去七十年的所有中共領導人,如毛派/反毛派,鄧派/反鄧派,江派/反江派。我們就採用這簡單分類法。  

習近平上任之初,只是個派系妥協的過渡性選擇,他本人毫無班底。隨後一連串的反貪整肅,可視為他假戲真做,選擇性打腐以建立自己班底的大躍進。被他整肅的總株連人數達到一百二十萬人,人人不知自己是否是下一個倒楣鬼,於是形成廣大的反習勢力。從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十五個年頭,香港早已成為中共既有派系的地盤,利用香港的特區地位所延伸的盤根錯節利益,與2012年上任的光桿司令習近平可說毫無干係。  

2014年的行政長官是否普選的爭議,後來演變成為「佔中」的巨大事件。先請問:壟斷香港的行政長官指定權,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比較有利?  

2017年在香港「被失蹤」的肖建華,其人至今生死未卜,而其旗下的三兆人民幣資產,一直到兩年之後才被拆解(台灣的銀行界因此損失重大)。可問:他從香港被非法遣返,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有利?被賤價肢解的鉅資,最終又會流向哪派?  

行政獨立、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最大保障,以及起事的那一方,不一定就是想把事情鬧大的一方。

接下來就可以問了:在當時美國制裁中共的巨大經濟壓力下,強推特首一人特批就可遣返中國的「逃犯法例」,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有利?哪個家族具有如此強烈的動機,於六月九日夜間十一時零七分,數千市民和鎮暴部隊衝突、現場情緒高漲之際,指示特首發出絕對不更改立法日程的全民告知?哪個特首如此愚蠢,不等第二天群眾退去之後才發出絕不退讓的公告?是哪方巴不得事情鬧大?好在,香港市民並沒有吞下這個魚餌。  

從現在到2020年一月的投票日,台灣將經歷許多社會風波。當風波來臨時,台灣社會心中請記得兩件事:行政獨立、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最大保障,以及起事的那一方,不一定就是想把事情鬧大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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