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存檔：精選推文

列寧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將被自己編織的繩子吊死。1929年的西方大蕭條，2008年的世界金融風暴，似乎使得這句話越來越真實。但在2016年當下，非常弔詭的，全世界最失控的資本主義卻發生在中國，這個依然撐著「共產黨」名號的國度。共產經濟吊死了蘇聯，中國因即時拋棄共產經濟而而得以倖免；然而，三十年後，脖子卻已經纏進自己編織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繩套中。

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金融的大問題是「三角債」，也就是國企與國企、與地方政府之間你借我、我借你，最後誰也還不出錢的問題。朱鎔基總理以成立四大不良資產收購公司、重整銀行系統、發展股票市場、國退民進、加入WTO、大舉引入外資等策略，緩和了國內信用危機，奠定了中國經濟崛起的運作平台。

中國內債總額沒人說得清

然而，在一黨專政、法制為黨所用的情況下，引進的資本主義很快就餵養成了中共特色的怪獸；黨的系統及其家族，作為怪獸的母體，各級政府以及各級國企、民企，孕育出一圈又一圈的小怪獸，爭食著母體的奶頭甚至排泄物。

過去二、三十年的高速成長，就是這樣來的，整個過程可說是「有西方資本主義之形而無其神」，在成千上萬的官、民小怪獸交織之下，當年的「三角債」，今天用「三百角債」恐怕也不足以形容，全國內債總額沒有人說得清楚（但總在相當於三倍GDP的兩百兆人民幣左右），更要命的，負債方和債權方之間的環扣鬆脫，經常說不清楚究竟誰欠誰多少。

比起今天中國的金融失控，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根本不算什麼。好消息是，中國金融體系還沒與世界接軌，因此其泡沫還屬於「悶燒型」，即使爆了，也只會給世界帶來實體貿易層面的衝擊，而不至於引起全球性的信用危機。壞消息是，台灣和香港不但貿易與中國掛鉤，在中投資也佔很大比例，一旦中國金融泡沫破裂，將受到實體面和金融面的雙重夾擊。

中共現在的狀況是：得了資本主義的病，卻拒絕服用資本主義的藥。關起門來用集權主義玩資本主義，中國再大，也到頭了。

（本文曾刊於：今周刊）

本書前半部，集結了近十年來「中國人」－作為一個集體概念，在國內、國外鬧出的荒唐笑話，把零零散散的真實事例，織成了一副「中國人現形記」的全景圖；但作者也明確的表示，『本書所稱中國人，即漢人；所稱漢人，即中國人。本書所論中國人，主要指當代中國人，兼敘古代中國人。筆者聲明：本書所論中國人，並不包括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台灣、香港、新加坡及其他海外地區的華人，而專指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中國大陸、或最近三十多年從中國大陸出國的中國人』。 本書的後半部，開始逐步把中國的歷史（或漢民族）劣根性，與今日中國大地上發生的現象，有機的連結起來。這時，政論家和文化批評家兩種角色開始融合；「中國人」的行為也不再只是鬧鬧笑話，而上升到了災難的層次，但作者並未忘記點出，這裡面既有文化傳統性，也有共產制度的催化性。

總體來說，這是一本不給面子的書。只要是自認為是「中國人」的讀者，即使同意書中的大部份觀點，恐怕都會心理有點不舒服，怪罪作者為何如此「不給面子」。這其實正是中國人的弔詭：能被批評但不能被公開批評（家醜不能外揚）；當場能虛心領教但事後總往心裡去（心口不一）。

此書的台灣版上市，時間抓得很巧。台灣社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近年來急劇下降，因而感覺「被冒犯」的讀者不會太多，而即使被冒犯者，心理上大多會說「我不是那種中國人」。總之，這是一本會讓台灣讀者大感痛快的書，書中豐富多樣的真實案例，大致上可以總結歸納為「上頭不要臉、中間臉不要、下頭要臉不」的浮世繪。

中國的「城鄉文明差距」極為凸顯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遊客」、香港人台灣人眼中的「陸客」，每週每月都要給世界來一場文明素質低落的大秀，這已經是常態。在中國內部，那些已經和世界接軌、見多識廣的人其實對同胞的表現也是深痛惡絕的，另有相當數量的高素質人群，對這些「脫序行為」給出的解釋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中國十三億人，若看總量什麼都不得了，應該看比例」、「文明素質發展總有個過程」。這也不純屬虛言，舉例而言，二十來年前，我曾定過一個「北京市建築星級標準」－ 用大門口台階上的痰跡數量作為評分標準，三個以下的為五星級，十個以下為四星級，依此類推。但是，到了今天，這個評分標準已經不適用了，因為北京人公開吐痰的人確實減少了。但我想到了二、三級城市，此標準依然適用。

中國當下的「城鄉文明差距」極為凸顯；城市內頂層的人，老早就過了參加旅遊團的階段，他們出國都是自由行。當下全世界看到的「中國團客」，多半來自二、三級城市的大叔大媽，很多還是第一次坐飛機，團中坐過三次飛機的就已經是「老手」了，懂得如何示範「享受」，如何對空服人員「維權」。這些團員的經驗裡，談不上什麼世界性，現代禮儀的概念更是欠缺，例如，他們經常把中國國內班機的不正常誤點，情緒轉移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正常誤點情況上。另外，中國國內的「地區文明差距」也非常大，沿海和西北，行為和習慣大大不一樣，即使在中國國內，這種習慣上的差距也常引起唇槍舌劍。例如，上海人就認為「北京人是吃大蒜的，而我們上海人是喝咖啡的」；在歷史上人文薈萃的江蘇，蘇南人就認為蘇北人行為比自己粗鄙。如此不同習慣的人驟然到了環境完全不同的海外，怎能不令人瞠目結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能夠在短短十年內，就見識到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遊客、移民或生意人的「文化橫切片」，也算是一種難得的經驗。

前人（如林語堂、魯迅）和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負面評價，羅列下來恐怕一張 A4紙都不夠用。單單本書中所論及的，就至少有：集體而無團隊，謙恭而無自省，自負自卑互為表?，見風轉舵，投機取巧，見利忘義，相互拆台，明哲保身，口是心非，缺乏公德， 偷 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明哲保身，冷血無情，熱衷 內 鬥，欺軟怕硬，人格分裂，崇洋媚外，貪生怕死，無幽默感，名利薰心，幸災樂禍，奴性十足 ，撒謊成性，弄虛作假，死不認錯……

但若只准我用一個概念來囊括這所有的現象，我會選用「難民心態」。這還得由1985年說起，那時我由美國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在深圳的羅湖關口，一邊是要出來的人群，一邊是要進去的人群，感覺好像有幾萬個人頭在鑽動。先開閘的，是出來的那一邊。閘門一開，瞬間千軍萬馬衝了過來，每個人好像不搶先就會死。被那陣仗驚到，天真年輕的我當時想：中國真如西方宣傳中的奴役國家，這是一個從奴役世界奔向自由世界的場面。半小時後，我所站在的這一邊，閘門也開了，同樣的，千軍萬馬如後有追兵般的，從自由的香港往大陸衝。跌跌撞撞中，我瞬間明白了，難民心態，是中國人民的「天然成份」；桌上菜不夠要搶，桌上擺滿了菜也要搶。或換個方式說，中國人是被「嚇大的」，代代相傳，不知要等到哪一代才有個人和國家的安全感。

這裡，我想向所有讀者提出一個邏輯挑戰，如果中國的國民性如此之糟，那麼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這個問題，我想可以稱之為「十三億人的難民性格與實施民主之間的矛盾」。

然後，我想向台灣讀者提出一個挑戰，在閱讀本書中每一項「中國人毛病」的時候，想一想在台灣人、台灣社會身上，有沒有一絲絲類似的病原？台灣社會的「中國病」，真的百分之百痊癒了嗎？否則為什麼中國人見識過台灣之後，除了說出「台灣最美風景線是人」這結論，同時還玩笑的說「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

中國人變壞，始自大一統

作者在書中最犀利的觀察之一，我認為是他看到了「中國人變壞，始自大一統」，具體表徵就是「修築長城，焚書坑儒，指鹿為馬」，從此「劣根性道統，千年一以貫之，環環相扣的內在永久循環」。這點，和我個人的看法一致：中國的「大一統長城文化」容易孕育出專制，而相對的，歐洲的「獨立城堡文化」容易孕育出自由民主。

比較可惜的是，作者 在描繪中國人的種種負面現象之餘，沒有進一步的在「先天民族性使然」和「共產黨執政使然」之間做出解析，例如，十年文革的經驗，究竟對當下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和扭曲？用一種比較有趣的方式來問這問題，那就是：如果魯迅筆下的阿 Q，落入了十年文革，他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或者，如果沒有十年文革，中國的平民百姓還會是作者所描繪的「中國人」嗎？

再例如，在文革 1976年結束之後，中國人曾經有過一段徹底反省自身制度的期間，大約也是十年光景，然而最終還是以1989年的天安門慘劇為定調的分水嶺，從此中國踏入為期二十多年的「全民逐利謀權」時代。這一段「權錢復興、貪腐崛起」時期的經驗，又對當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什麼樣的形塑？

有著不太一樣歷史經驗的台灣，面對隔鄰十三億人個性中的負面成份，究竟應該抱著隔岸觀火看熱鬧的態度，還是抱著以鏡為鑑的態度？我想，這兩種態度之間的選擇，應該就是決定未來台灣與中國關係的一個要素。

本文選自《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前衛出版）序。

（本文曾刊於：風傳媒等）

蔡英文赴美溝通，進行選前「面試」，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動怒，說出了「她首先要能過得了十三億中國人民的考試」一句話。這不是中國官員第一次說這樣的話，但過去都是對台灣說，這次是對美國說。

電影「超人」中，美女露易絲從高樓墜落，超人飛起，半空中一把將她抱入懷中並說：別擔心，我撐住你了。露易絲往下一看，驚恐的說：你撐住我了，但是誰撐住你呢？（You’ve got me, but who’s got you?）這是整部「超人」電影中最幽默、最膾炙人口的一個橋段。

北京超人在國際上孤立台灣，並試圖一把抱住台灣說：別擔心，我擁有你，台灣應該反問的是：你擁有我，但誰擁有你呢？這是一個最敏感的問題，也是北京當局避之唯恐不及的問題，然而崔天凱大使卻不打自招，洩漏了這個國家機密：擁有中國的，是十三億中國人。唯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談得上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台灣的總統參選人必須通過十三億人的考試。

兩岸關係理論基礎異常幼稚

邏輯推論之下，崔大使應該邀請蔡英文（以及所有其他總統參選人）到中國大陸公開演講，接受十三億人的考試。考試總得打分數，但怎麼打？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十三億人公投唄。哎呀，不能再往下推論了，再分析下去，就得追問既然中國是中國人的，那麼領導班子要不要接受十三億人的考試呀？和蔡英文、洪秀柱、朱立倫、施明德、宋楚瑜、柯P一起參加公開考試好不好呀？

當前兩岸關係的理論基礎，非常的幼稚。雙邊一群七老八十的人，團團圍繞著早已不見容於世界潮流的種族主義、血緣主義、民族主義、霸權主義打轉，五、六十歲的實權者也衝不破上一代的傳統和既得權位的藩籬。兩岸關係，需要的是一套顛覆性的理論，才能致使中國邁進未來百年的世界，但在理論創新的勇氣上，套用一句名人的話，「（舉目望去）竟無一人是男兒」。

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對兩岸關係的態度，不管是鬆是緊，是兇是善，都脫離不了一個圈圈：領地主權下的大漢民族主義。其實，這套僵化的理論，不但不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核心思維，甚至不是共產黨創黨時的價值。歷史中國的主流文化是天下思維：只要你不挑戰我的大哥地位，你我就同是天下的一部份，互不擁有，有事商量著辦。歷史上的「統一」，從來就不是一種「擁有」的概念，包括大清帝國，對蒙、藏的態度都是如此。早期的共產黨，更進一步贊成讓蒙古、西藏、新疆脫離中國，毛澤東本人就公開宣揚過這種天下理念。

在未來世界中，中國本身與其周邊國家必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老大哥的地位也是指日可待。然而，這個大圈子內的和諧，絕非僵化的「領地主權大漢民族主義」架構所可達成。中國，需要一批男子漢來翻新某種合乎人類文明進程的「天下思維」指導思想。男子漢們，你們在嗎？

（本文曾刊於：今周刊）

（作者按：『台灣是誰的』 （2011 台北八旗出版社）之德文版（Wem Geh?rt Taiwan，West-Deutscher Universitats 出版社）於德國上市，應德國「台灣之友」協會邀請，於四月下旬到德國做三場專題演講，分別舉辦於法蘭克福，柏林，杜塞道夫，分別由黑森邦／台灣之友協會主席、黑森邦議員Mr. Ismail Tipi，基督教民主黨梅克爾政府、聯邦議員 Frau Shaffer主持。）

演講全文

今天我的演講主題是『歐洲必須知道「台灣是誰的」』。

『台灣是誰的』這本書的中文版於2011年出版，德文版則於2014年在德國出版。由於書的內容涵蓋的題材非常多，我感覺在今天短短的時間內，介紹這本書內的價值觀和精神，比起介紹一些細節來得重要。因此，這篇報告將集中於價值觀和精神，還有它們和歐洲的關係。

我在台灣出生，但我不是一個典型的台灣人。我生命中的40%，在台灣渡過，另外60％在台灣以外的地方渡過，其中5年在新加坡，12年在美國，20年在中國大陸。

因此，我很習慣用世界的觀點來看台灣，但是，我發現多數的台灣人習慣只用台灣自己的經驗看台灣，這是台灣的「自我沈醉」; 除了自我沈醉，很不幸的，台灣人也沈溺在中國的強大的「氣場」之中，幾乎每一個層面，包括「我是誰」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以中國為座標。

非常弔詭的，即使今天贊成台灣獨立的台灣人，也都是以中國為座標，這很像早期的婦女運動,一切的抗爭都是以男人為座標，一切的理論都是以掙脫男人的威權為出發點，而很少從作為一個「人」的角度來看自己。

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症狀就是，台灣人把大量的精力花費在爭取「被承認的國家身份」（Statehood）這件事上，或者「主權」（Sovereignty）上。在今天的台灣，你只要在媒體上提到「國家身份」或「主權」這兩個名詞，保證你會激起一場熱絡的辯論，甚至激烈到互相叫罵。

但是如同上面所提到，所有的辯論和叫罵，都擺脫不了「以中國為座標」的詛咒。在今天的台灣，你幾乎聽不到「以亞洲為座標」的觀點，更不用說「以世界為座標」的討論。

這就是我寫「台灣是誰的」這一本書的初衷 － 提醒台灣讀者，世界是很大的，台灣和中國不是世界的全部，遠遠不是。不論是「和中國統一」的觀點，或者是「從中國獨立」的觀點，都是一種「舊世界」的觀點，台灣如果能夠擺脫這種舊觀念，其實就可以走入一個新世界, 前景豁然開朗。

雖然在國際政治上，自從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國際」上承認台灣的國家身份（statehood）的國家（state）只有20幾個小國，但是過去40年來台灣已經為自己爭取到了非常不錯的「非（被承認）國家的世界地位」（non-state world status），例如，台灣的經濟在全球排名第17位，台灣的護照得到了135個國家的免簽地位，全球排名第25。即使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不能容忍台灣在世界上享有這種事實上的（de facto） 「非（被承認）國家地位」。而台灣自己，竟然也不太珍惜這種事實上的地位, 而一直糾纏在「統、獨」二分法（dichotomy）上，把大量寶貴的政治動能耗費在這無解的「中國結」上。

今天我在德國演講，德國是歐盟的主要推動者，因而我想從歐洲的角度來談一談「台灣是誰的」這個問題，以及把這問題探討清楚之後對於歐洲的意義。

我不認為在今天所謂的「國際政治」框架下，台灣能夠得到它應該得到的命運，我也不相信台灣能夠通過國際政治的角力而實現它的潛能。台灣必須走出一條突破當前「國際格局」、卻又對人類有利的出路。

某個意義上來講，你可以說我是一個當今國際秩序的批判者，或許很多人會說我天真，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一個以權力（Power）為基礎的國際系統，還能夠支撐地球上人類的活動多久。我承認，權力是維持任何一種秩序的必要條件，但它絕對不是充份條件。在全球性的世代交替之下，世界的格局，包括歐洲的格局，不可能再僅僅依賴「硬權力」（hard power），而多半還得靠著「軟實力」（soft power）或「巧實力」（smart power）。在新格局下，台灣可以以一種新型態的方式而存在，並在世界上扮演一種嶄新的角色。

或者，換一種方式來形容一個未來的台灣：一個「後主權時代」（Post- Sovereignty）, 或者「後西伐利亞時代」（Post- Westphalian）的「後主權世界國家」（non-state , post sovereignty world country）。我們都知道，「主權」（Sovereignty）的概念凝聚於1648年的歐洲西伐利亞會議，地點就在今天德國的奧布納布律克（Obsnabr?ck） 和明斯特（M?nster）。雖然主權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看起來還像是主流，但是它已經經歷了將近400年，我們不敢想像，下一個世紀的世界秩序依然以「主權」為唯一的座標；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根本問題，諸如地球暖化、金融危機、宗教衝突、種族衝突，甚至於今天正在發生的「伊斯蘭國」（ISIS）、地中海難民潮，都不是現在的「西伐利亞秩序」（Westphalian Order）所能解決的。而且事實上，歐盟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對「西伐利亞秩序」的檢討。

台灣雖然在亞洲，但是它和許許多多小國家一樣，都是二次大戰以來的「西伐利亞秩序」的受害者。但是，台灣和其他受害小國之間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那就是，台灣和中國的弔詭性關係，可能使台灣在自我努力之下，在亞洲創造第一個「非西伐利亞」的新型態兩岸關係。這件事倘若發生，乃是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的。

雖然，在當前的氣氛下，中國不會同意、甚至完全沒有能力去意識到這個方向、這種可能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也正在進行一場建國60年以來從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中國也正在尋找它的文明出路。除了最近的100年，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根植於「西伐利亞思維」的國度，它對世界的傳統價值思維是「天下思維」。中國今天強烈的「西伐利亞思維」和「民族主義思維」，其實是在接觸西方的不愉快經驗之後才產生的。

不論如何，中國已經變成了今天的中國，一個令人害怕的中國，一個世人不知道它下一步要幹什麼的中國。中國的作為必然會改變世界，但是請注意，台灣的存在有機會改變中國。這並不是講台灣可以教育中國，而是說台灣社會的經驗，不管是好的那一面還是壞的那一面，都可以成為中國的一面鏡子，而這個「鏡子」的角色全世界只有台灣可以扮演。在台灣這面鏡子的對比提醒之下，當中國有一天意識到自己必須走出「被逼出來的民族主義」，而重新由「天下觀」來看世界以及自己在天下的角色之時，它除了台灣，其實是沒有什麼其他參考座標的。那時，聯繫台灣海峽兩岸的就不再是西伐利亞式的「統、獨二分法」，而是某種「天下關係」。

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心中非常明白，民族主義是一種功能性的選擇，它固然可以使中國崛起，但是它不可能是中國長久站立世界的基礎。不管是基於歷史理由、現實理由，還是文化感情的理由，中國遲早會重續某種「天下觀」的舊緣，哪怕只是一點點。當那機遇發生時，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最好明快的掌握住那時機，協助中國以一種更優雅的姿態融入世界，而不是像現在的那種姿態。

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歐洲責無旁貸。而台灣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有一個獨特的角色。一種「後主權」或「非主權」（a-sovereignty）的台灣海峽關係，那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下一波，將是一個促進器。

讓我做個總結：表面上，台灣這個距離中國才100英里的島國，在亞洲區域內、在世界上已經被中國的氣場壓抑成為了一個「亞洲第一村」，但是倘若再給台灣20年的時間，台灣可以變成整個中文世界內的政治文化的嚮導，因為中華文化的傳統優點和缺點，正在台灣與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南太平洋文化產生火花，而這正是中國在這個世紀融入世界之時所急需的多元參考座標。

從「非政治」的層面來看，台灣，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以來，來自基因突變的第一個新品種，這件事是有世界意義的。

從「非政治」的層面來看，台灣，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以來，來自基因突變的第一個新品種，這件事是有世界意義的，我們不能讓它葬送在西伐利亞的主權戰場之下。已經創立歐盟的歐洲人，應該對這點特別有體會。在這個意義下，「台灣是誰的」這個問題，其答案應該是，台灣是世界的！

（後記：Ismail Tipi州議員於演講後評語：歐洲各國都應該注意演講中的「後主權思維」，因為那有助於歐洲應對當前的「伊斯蘭國」（ISIS）現象。 聯邦議員Shaffer 則評論，歐盟確實應該更加關注台灣在世界上的地位）。

（本文曾刊於：今周刊）

歷史學家有「史觀」，平常人有嗎？你我一般人，每天吃喝拉撒睡，擔心22K，擔心退休金拿不拿得到，擔心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力，擔心下一場選舉藍綠誰勝，憎惡這個那個政客，痛恨這個那個政策，這些市井小民的日常擔憂與情緒，和宏大敘事的「史觀」有關係嗎？我有「史觀」嗎？

你一定有史觀，而且那史觀就像一個盒子把你關在裡面，陰險的告訴你事情該怎麼做，問題該怎麼想；你若不小心，這個史觀盒子將限制你的一生，到50歲，到70歲，到你的家人看到你的棺材的那一天。這是壞消息，但是也有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作為一個人，你永遠有能力跳出那個盒子，從外向內看，看清楚了，可以自我挑選一個更大的盒子住進去，讓天地更廣闊。我們之中的少數人，竟然具有跳出盒子之後，就拒絕再住進任何盒子的能力和智慧，從此像莊子「逍遙遊」所描繪，大鵬展翅於天地之間，不再受限於一樹、一山、一水、一島、一陸。

也許，你就是那個少數人。我們來聊聊，今天主控台灣一般人的「史觀盒子」有哪些，然後再來看我們有沒有意願、能力跳脫它們。我不是歷史學家，以下僅僅是生活中的一般觀察，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但這裡的關鍵不在對錯，而在於培養一種跳脫盒子的習慣。事實上，倘若人們用「對錯」作為史觀討論的指標，本身就預設了盒子是不可破的，那也就談不上跳脫盒子了。

「本土原旨」史觀 vs. 「移民雜燴」史觀

台灣是一個「自古以來就XXXX」的國家，還是一個因為移民而不斷變遷的國家？如果傾向前者，那就是一種「類中國」的史觀，講究的是「正統」（在台灣叫「正港」），視非正統者為異類。如果傾向後者，那就是一種「類美國」的史觀，講究的是先雜燴後融合，願意來的就不是它類。

台灣的「主體性」，應該基於前者，還是後者？如果基於前者，「台灣人」的定義就應該是一連串條件的集合——只有在符合條件A、B、C、D……的檢驗下，才是正港。如果基於後者，定義就簡單多了——選擇台灣這個島嶼的成年人以及他／她們的撫養人，無論種族血緣和宗派，無所謂正港不正港。

事實上，台灣就是「雜燴」，或者叫做「大鍋菜」；各式各樣的原住民，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的混血，隔鄰大陸的、已經過數千年上百種族混血的「漢人」、日本人的混血，這麼多原料，一直到今天都還在融合過程中。這事實帶給了「本土原旨觀」一些困擾，「正港」的切割點應該放在哪呢？公元第幾年呢？

中日戰爭還在台灣打：日本二代史觀 vs. 中國二代史觀

荷、葡、西國和台灣的戰爭，老早就已結束。中國和日本的戰爭，歷史學家說已經在1945年結束。但若跳脫單一歷史事件，由史觀的尺度看，中日戰爭還有餘緒，而且還在台灣開打。

簡單的事實：日本擁有台灣將近50年，1945當時年齡在50歲以下的「台灣人」，國籍都是日本人，之前去中國都得拿日本證件申請簽證。中國的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基本的行政系統如戶政、警務、水電、生產管理，都還是由「日本日本人」帶領著「台灣日本人」執行。隨後的日本人遣返，究竟遣返了多少比例？遣返後又再回到台灣的有多少？滯留的有多少？浪人佔多少？混血家庭的數量有多少？至今仍是禁忌題目。

有人說，如果不是國民政府刻意打壓日本因素，這些疑問不會變成禁忌。我想，這是合理的陳述，但不是全部。試想，漢人與原住民的混血比例，一直到林媽利醫師幾年前基於DNA統計發佈的「閩客族群 85％有原住民血統」之前，都還是大多數閩客族群不知道的事情，甚至到今天都還是個忌諱話題。具有原住民血緣是一件完全與日本因素無關的事情，至今無法面對正視，只能歸因為台灣人自己的史觀怯懦。

沒有省籍矛盾；只有中日史觀矛盾

今日台灣的政治無解，許多人歸因於「省籍」矛盾。但是再往下深挖，「省籍」的概念還是一個以中國的省份為座標的概念，對於根本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人來說，何「省籍」矛盾之有？矛盾的根本，應該是坐落於「中日史觀認同矛盾」，也就是「中日戰爭」還在台灣打。或者更尖銳的說，就是「廣義的中國第二代和廣義的日本第二代還在台灣打」。舉凡藍綠割裂、國民黨的外來政權原罪說、支那人滾回去論調，其最深層的心理，只有史觀矛盾才能充分解釋。

令狐沖的困擾

在「中日史觀開打」這個主軸之外，台灣還存在一個副軸，那就是「擁美」和「反美」的史觀。擁美者相信，台灣的施政和生活方式應該美國化，而美國必然會保護台灣到底。反美者則相信，美國的價值和生活方式不足取，且美國對台灣僅僅存在戰略利益的關懷，最終必在中美利益交換之下「棄守」台灣。

讀過金庸「笑傲江湖」者看過來：令狐沖體內被意外灌入六股真氣，這六股氣在體內亂竄，令他精神難熬，時而虛脫，時而亢奮。台灣體內，正有六股真氣：擁日、反日，靠中、反中，擁美、反美。六股真氣亂竄之下，所有的對外政策、對內政策無一得以執行，有限的資源及預算，割裂成六個方向；台灣這個令狐沖，空有一身武功，卻徹底落入了迷茫、困惑、憤怒、憎恨，大多數時候處於精神失常狀態。

炎黃史觀 & 百姓史觀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先生曾謂，過去人所寫的「中國史」，其實都是「民族史」，但他在寫中國史的時候，都是在世界史的宏觀尺度下看所謂的中國。許先生的多本巨著，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尤其是那本「我者與它者」，道盡了所謂「中國人」其實只是人類的諸多種族在亞洲大陸的那一區塊下的逐步融合，所謂的「漢人」已經沒有種族的意義；在融合過程中反覆出現的「我意識」對「它意識」的鬥爭，不過是權力的、經濟的、社會的地盤鬥爭。小民不知，還真以為自己在參與一場具有崇高意義的使命。

誠哉斯言！一旦出現「我族vs.它族」的史觀，就是災難的開始。孫中山先生了解這點，因而主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而毛澤東為了奪權，主張中國分裂，倡議新疆和西藏應該獨立。當然，這是往事，得到權力後的中共就改變了「我」與「它」的定義，開始宣揚一統帝國下的民族和諧。然而，理念歸理念，現實歸現實，「漢人」的「我者」意識，根深蒂固的把新疆的維吾爾人以及藏區的藏人視為「它者」，導致了今天的水火不容境況。

對於台灣，早期的中共一向以為台灣的主文化是「漢文化」，再加上戰敗撤退到台灣的人士更是無可置疑的「漢人」，因此，早期對台政策的主軸一直是基於「炎黃史觀」——大家都是炎黃子孫。然而如同本文前述，台灣的漢人移民已經在兩三百年間與原住民基因融合，再加上隨後60年間與日本的基因融合，早已不認同「炎黃子孫」，更何況「炎黃子孫」本身就是一個經不起任何推敲的虛構概念。中共在察覺「炎黃史觀」的溫情喊話無效了之後，改弦易轍，換成了務實的「百姓史觀」。

台灣還很「老百姓」

在中國，共產黨員稱呼非黨員為「老百姓」。這是一種史觀的表現：掌權者非官即軍，其他三教九流一律為「百姓」。歷史上幾千年來的百姓，自我意識就是自己該被照顧，誰把我照顧好了我就說誰好。在這百姓史觀之下，歷來中國的統治者都明白，民可載舟亦可覆舟，而得到民心的要素有三： 1）我照顧你的食衣住行；2）我再給你發財機會；3）再讓你在有限領域內作土皇帝。這三點，就是掌權者給百姓的權利，而交換條件是，百姓放棄自我小領域之外的自由意志和權力。30年前，讓世界嘖嘖稱奇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真實內涵，就是這個交易公式。

經過了幾次打交道失敗的教訓，中共發現，台灣雖然在多黨制一人一票之下好像「民主」了，但事實上台灣人還是「很百姓」，政治口號只是奪權工具，實務上還是「誰把百姓照顧好了，百姓就說誰好」。換句話說，中共相信，同為「漢文化」，同為「我者」，台灣應該能接受實施於中國內陸的同一套「百姓三原則」。

若細細體會中共近三五年來的對台動作，其間無不循著「百姓史觀」在運作，並不嚴格區分藍綠。順者，就多照顧你一些，小順發小財，大順發大財；逆者，只要不跟鈔票過不去，還是讓你沾些好處。對位高權重者，如台面上下的政治人物，中共盡量不介入內鬥，不干預他們各自的「中央級土皇帝」地位；對位低權輕者，如地方農漁會幹部，則積極鞏固他們的「地方級土皇帝」地位。從實施的成果來看，台灣各界吃這一套的人還真不少，顯示了台灣人腦中具有「百姓史觀」者確實很多。

潛意識中的史觀，就是一張天羅地網。台灣為何擺脫不了種種中國式史觀的牽絆？說來非常弔詭，台灣越強調「本土原旨」史觀，就會越陷入中國史觀，這其中道理有點傷感情，但是不能不說：台灣根本就沒有「本土原生」的歷史，就像美國根本沒有「本土原生」一樣；台灣事實上就是「移民雜燴」，一切的「本土原旨」論述都是虛構的，不過是來自大漢文化的某種扭曲投射罷了，一種大漢文化下「我者」與「它者」的海島場演出。這真的很弔詭：台灣「去中國化」的方式很中國化；結果去除了表面，但骨子裡還很中國，例如上上下下都抵禦不了對岸的「百姓史觀」統戰策略。

放下史觀＝立地成佛

以上論述了幾種存在台灣人腦中的史觀：本土原旨史觀，移民雜燴史觀，日本二代史觀，中國二代史觀，炎黃史觀，百姓史觀。先不論其優劣利弊，難道台灣人就只能在這幾種史觀中打轉，任其廝殺，然後力盡而棄？台灣陷在「史觀殺戮戰場」中，有沒有脫身之道？

當然有！那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史觀在人的腦中深不可測，但是再深，它還是在腦內，而不在腦外。只要是在腦中的東西，你我其實都有能力處理，那就是，「意識到它、說出它、然後學著放下它」。這過程，有點像電腦系統的整理，任何開機時自動?動的軟體，只要找到它、備份它，不讓它自動?動，只在需要時造訪它。

困在史觀盒子裡的人，其實就是宿命論者：一旦被歷史說服，未來也就是那麼回事了。宿命論，就像是一台沒有前視窗只有邊窗和後視鏡的車子，開著這樣一台車子上路，即使不撞車，也絕對開不快。而正常的車子，前視窗開闊，供駕駛人奔馳，後視鏡小小一塊，僅供變換車道時瞄一眼。台灣，要開哪一種車子？

人生在世80年，其中真正用來決定自己命運的，也不超過50年；這是上帝贈送的基本點數，用完就沒了。作為一個人，我們是要被史觀綁架一生，還是要放下它，直接以一個「人」的天良、理性、感性來實現自己生命的意義？

台灣與近代世界遭遇才400年，就世界近代文明史而言還是個少年，照理不應該出現根深蒂固的史觀，然而，現在存在人們腦中的史觀卻很頑固；就像早老症的患者，才20歲卻已經滿臉皺紋。台灣最好放下史觀，不管是哪一種，因為哪一種都是被強加的。年紀還輕的台灣，最好把主體性直接建立在「人的價值」上，從人的本質來勾勒台灣，展現移民國度的氣魄，而不要把主體性建立在任何史觀上。

花三天時間，放下你的史觀，從此用一個移民國度的精神來拓展台灣的未來性，如何？

（本文曾刊於：聯合報鳴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