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充斥刁商，主因乃政府手上把持的資源太大太多（如銀行、土地、官控企業），商人若不刁，事業就做不大，因而政商勾結成為常態。勾結成為常態，小民就民粹，社會一民粹，政客為了下屆選票，就跡近無賴的一竿子反商。再這樣下去，內商出逃、外商不來，台灣終將變成一個只剩下選民和執政黨的國家，關在一個叫做台灣的島嶼村落內，自己跟自己玩政治。中國東北人有句俗話，生動的預測了台灣經濟的未來，這句話叫做「大餅包手指，自己吃自己」。
舉兩個實況為例。一是大型建設的BOT（商界出資建設並經營，若干年後交還政府，例如當年的高鐵，今日的大巨蛋），另一個是近來的地價稅暴增。
台灣政府和商家都在打帶跑
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獎頒給了兩位研究「契約理論」的學者，主要因為他們對「不完整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狀態下的分析和機制建構。簡單說，就是世界上沒有一份契約可以預測到契約期間內所有的變數和風險，但是大型、長時間的經濟合作和社會建設又必須進行，那麼什麼樣的機制可以達到最大成功率？
台灣政府及商家，對「不完整契約」的通性既不研究也不關注，兩邊都抱著「打帶跑、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原始心態進行BOT。越纏越繞，越繞越纏，後果就是全民買單。例如，由於所謂的「五大弊案」，台北市幾乎所有公私合建的項目均已停擺，原因有二：1）沒有企業再敢和政府合作新項目 2）已在進行的案子，沒有一個公務單位敢承擔任何責任，審批手續遙遙無期。
稅務政策，也屬於政府和納稅人之間的一種「不完整契約」，因為經濟環境和財政需求時時在變化。台灣地價稅長期偏低，將其提高，本屬理所當然，然而一夕暴增而無配套的緩衝機制或動機機制，有違稅務契約下的信用原則，其後患成本將遠遠大於政府落袋的稅收。
商界的吃政府習慣，加上政客的跡近無賴，激發了選民的民粹，在媒體節目的推波助瀾下，即使國際上「不完整契約」的實務經驗再多，對台灣也無用，我們眼看著台灣的建設逐日停擺，只剩下「政治正確」的蚊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