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白來講，從台灣政府及其附屬單位的開會習慣來看，台灣就是一個決策力薄弱、做事沒有效率的國家。即使當下重手推行的「轉型正義」、「司法改革」成功了，如果不用同樣的強度來全面進行一場「會議改革」，台灣也可能落至世界上最正義、最清廉但是最沒有效率的國家。何況，在台灣政府的開會方式和效率沒改善之前，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政治經濟改革的希望。
許多人應該對以下描述的場景不陌生：諾大可坐幾十個人的會議室，產官學的一時俊彥濟濟一堂，對一個巨大的空泛概念做交流討論，幾套框架完整、面面俱到的PPT 簡報之後，評論者客客氣氣，報告者謝謝指教。散會。
這樣的會議形式只有在討論學術時有價值；各研究者或研究單位提出自己的見解，互相腦力激盪。但是，如果是政府政策會議或施政會議，這樣的會議就是一個國家的致命傷。為什麼是致命傷？因為治國求的不是發散式的漫想，一個都不能少的討論，而是收斂式的決策。
領導力關鍵在決策
政府在施政方向上，匯總眾人的智慧很重要；但是，在制定政策時，取捨是關鍵。開會這種活動，從它的組織功能定位來講，就是要做決策；一個無能往決策逼近的聚會，不能稱作會議。而什麼叫做「決策」？決策就是做減法－捨棄什麼、聚焦什麼。在這定義下，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想想，在過去半年、一年之間，你參加過的「會」，有多少是往決策方向逼近的「會議」？
台灣落入「會議誤國」的現況，有三個互為因果的要素：領導力不足，學者治國，官僚倫理。因為領導力不足，導致各級政務單位陷入本位主義；因為學者的思維習慣本來就傾向於發散而不是收斂，因而在政策上貪多不厭、好做加法；因為官僚體系的僵化，反正在官階的倫理下「有功無賞、打破要賠」，事務官多說多錯，開會最好閉口不言。
行政體系如此，再加上一個習慣與各方勢力利益勾結的立法體系，對施政方向以及具體政策指指點點、說三道四，一個國家的施政怎可能正常化？
台灣的會議文化不改，只能有兩種結果：萬事議而不決，或者，會議變成走過場、國家大政小圈子秘決。如此，台灣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