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的大選，支撐民進黨空前大勝的樑柱，並不是那些空洞的治國大綱，而其實靠的是「國民黨紅利」，也就是累積了多年的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雖然在策略上，民進黨把「國民黨」和「中國」畫上等號，但是如果民進黨人相信選民對中國的情緒也是2016大勝的主要因素之一，那恐怕是一個天大的誤會，而這誤會將在接下來的兩場選舉，2018及2020，讓民進黨付出代價。
民進黨必須意識到，「國民黨紅利」已經快要被用盡了，等到公教年金改革完成、國民黨非法黨產追溯行動碰觸到情理法的極限的時候，還想靠「國民黨紅利」競選的人，恐怕會被譏為「以鞭屍換選票」的無效動作。到時，所有的參選人，不論黨派，都得將真材實料放在陽光下供選民檢驗。
其實，以上所說的情況已經開始顯現了。完全與「國民黨因素」沾不到邊的「一例一休」還是「彈性兩休」問題，徹底的暴露了民進黨執政團隊和台灣的經濟現實脫節，且不明白台灣各行各業的勞工心態及生活難處。如果在這項徹底被所有資方和幾乎所有勞方拒絕的政策上，民進黨可以表現的如此不接地氣，那麼人們如何去相信民進黨有能力去處理那些難度、複雜度更高的政策呢？例如如何挽救台灣經濟這樣的難題呢？
2016的「國民黨紅利」
政府以及蔡英文總統本人的民調急速滑落，正是因為選民已經開始用事實檢驗真理，不再接受任何「假大空」的宣言和計畫。有人說，在公教年金改革即將通過之時，蔡政府的民調迅速拉拔了8%。但，即令為真，那也是殘留的「國民黨紅利」所致，僅能當作個案，不會成為通案。
我們知道，蔡總統在台灣內政領域的輕重緩急上，有她的看法、理想和抱負；她先啃最硬的骨頭，這點人們應該給她認可。此外，在啃硬骨頭時，她說了好幾次的「內閣不會溝通」確是事實，然而，她無法凝聚一群更具整合力、執行力的幫手，這也是事實。這是一個領導力和領導氣質的問題，那是賴不了別人的。作為最高領導，川普如此，習近平如此，普丁如此，當然蔡英文總統也同樣脫離不了這個必須自我提升、自我克服的挑戰。
民進黨已經邁入執政困難期，依照它的「選戰第一」的慣例和習氣，料想它會使盡吃奶力氣，試圖找出新的「國民黨紅利」，或盡力延長當下還在進行中的紅利取款動作。但是，即使殘留的「國民黨紅利」能夠在2018選戰中起到某些作用，可以肯定的是，2020大選時也不會再有了，反而搞不好，國民黨或其他獨立參選人還有「民進黨紅利」可資運用呢。
2020的「中國因素」
2016決定勝敗的是「國民黨因素」，而不是「中國因素」；但是，「國民黨紅利」即將被用盡，真正的「中國因素」，將在2020大選中出現，所有的參選人，不分黨派，都將站在同一水平面來面對它。
請讀者不要用老式的反應來理解這兒所稱的「中國因素」。老式的反應是，看到「中國」兩字，就想到「兩岸」之間的關係，什麼「九二共識」啦，文攻武嚇啦，統戰滲透啦。這種台灣式的老反應，正是中國希望看到的、積極創造的。事實上，台灣在中共執政者眼中，老早就脫離了「兩岸」的狹隘框架，而已經是東亞區域、南海區域大棋局下動態考慮的一部份。但是，他們希望台灣社會還只把自己理解為「兩岸關係」的一方，因為，讓台灣人民的眼光變狹隘，操弄起來比較方便。
台灣社會一定要開始培養一種能力，那就是永遠從中美、中俄、中日、中朝、中國和東協、甚至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總體衡量之下來定位台灣，並以此詮釋所謂的「中國因素」。唯有從高度、廣度、深度著手，台灣才不會對中國的「對台動作」做出膝蓋式的反應，才不會那麼容易的被收納到「兩岸」概念的牢籠中，而玩起剪刀石頭布的低級遊戲。
從現在到2020，隨著中美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中國內部政局鬥爭、中國金融和經濟的動盪，中共會對台灣做出一連串的密集動作，可以是文攻武嚇，也可以是懷柔善處。倘若台灣社會在老概念下隨之起舞，而影響了自己2020的投票傾向，那將是中計。
蔡英文政府當前的民調下滑，既與國民黨因素無關，也與中國因素無關，而是台灣選民在追究「我到底買到了什麼牛肉」，某個意義上顯示了選民的成熟。希望這種成熟能夠一直持續，2020時，以「有料沒料」、領導力、執行力作為投票標準，不要被「中國因素」左右甚至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