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常識告訴我們，人體發燒到38度半，乃人體自身免疫系統在發揮作用，此時強制退燒，反而是不健康的。但若發燒到了39度，最好請醫生看看。到了40度，看醫生就有點晚了；42度，進了加護病房可能都無力回天了。
台灣已發燒多時，我想這是沒有人會否認的。關鍵問題是：當前到了幾度？是不是還在38度半的健康範圍內？若已超過，燒源在哪？病人自己肯不肯被用藥？
這是一件需要群醫會診的事，但社會病不是生理病，科學依據難尋。社會發燒原因可能是多端的，然而不脫政治、經濟、生活壓力、文化性格幾個方面。此處提出一個觀察，但先聲明，這只是一個角度，其他還有很多角度。
內憂的解方操之在己
每次的選舉都是發燒期，個人連續觀察後的結論是：2018年已經燒到了40度，若病人再不意識到自己必須就醫，2020年就會到42度。高燒的原因分為兩類：外患及內憂；外患問題的解決操之在人，但內憂的解方卻是操之在己，賴不到別人。
內憂症候群的臨床症狀複雜，權力惡鬥的、經濟無力的、世代衝突的、價值觀對立的等等，但容我開一張綜合診斷書，只有十二個字：「認同高於民主、分配先於創富」。
「認同高於民主」可以翻譯為：「自由誠可貴，民主價更高，但為認同故，二者皆可拋」。也就是說，社會如果達不到最嚴苛的認同共識，一切的自由和民主都是次要的。用通識的語言說，這就是「基本教義派」的最後堡壘。
「分配先於創富」可翻譯為兩種價值命題；其一：「如果分配機制中存在任何不合公義之處，那麼社會創造財富又有什麼意義呢」？其二更激烈的是：「只要對我不公平，那麼其他人也別想致富」。
「分配先於創富」，固然有其道德意涵，然而可以明確的是，受到這個價值觀綁架的社會是一定富不起來的。主張如此價值者，若不至少讓步到「創富與分配一樣重要」的觀念層次上，地小人多無資源的孤島台灣，經濟是絕對起不來的。如果認為「樂天知命的均貧」優於「貧富不均下的打拼」，那也是台灣自己的選擇。
台灣發燒若想降至健康的38度半，至少得先治內憂，但當下的顯學是：一切屬於內憂的病因都賴到外患，再這樣患者就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