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妙的，台灣人的自覺，在李光耀逝世的那一天，出現了轉折。台灣人喜歡拿新加坡和自己比。十幾年前，有人說新加坡是「鼻屎大小的地方」，新加坡人看了之後，好笑多於氣憤。最近幾年，台灣媒體則問：新加坡能，為什麼台灣不能？新加坡政府則私下抱怨，台灣每次換執政黨、換市長、換立委的時候，都要安排一大堆人到新加坡「考察」，但20年來都考察同樣的東西，也從未見台灣學到過什麼。
就這樣，台灣人對新加坡的評價，在20年不斷的內鬥情境之下起起伏伏，時而消遣它，時而佩服它，似乎台灣一直不知道新加坡究竟是誰，台灣自己又是誰。然而，當高齡91歲的李光耀先生逝世的那一天，當世界所有主流新聞媒體都誇讚李光耀為曠世政治家的同時，台灣的青壯世代發出的聲音卻是「寧要馬英九、不要李光耀」，其潛台詞就是寧可在敗壞的經濟下享有批評馬英九的政治自由，也不要李光耀帶領的繁榮昌盛下的政治不自由。
新加坡最高峰只有三百英尺
五十年來，李光耀精神可以總結為一句話：做最好的（Be the Best）；今天你所看到的新加坡，就是他心目中的「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他在萬難之下取得政權之後，新加坡小學生學的第一首兒歌是：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Til your good is better. And your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永不休息的求好。一直到你的好變成更好，你的更好變成最好）。
至於對政治自由、思想自由，李光耀曾用一段話總結： 「Poetry is a luxury we cannot afford. What is important for pupils is not literature, but a philosophy of life.」（作詩是一種我們負擔不起的奢侈品。對（新加坡）學生重要的不是文學，而是生活哲學）。
台灣不是新加坡；台灣的資源餘裕，好過新加坡太多了，好到了台灣不必天天「好，更好，最好」，好到了台灣可以20年不與時俱進而依然年輕人有小確幸，好到了內部惡鬥20年還有能力花一百億競選總統。45年前我在新加坡讀書時，中學地理課本說「新加坡農產品有白菜、菠菜，全國鐵路長達20英里，全國最高峰300英呎」。當李光耀要求部長拿出經濟策略時，部長的結論是「新加坡毫無天然資源，只有暴曬的太陽」；李光耀震怒，拍著桌子說，「有陽光還不夠嗎」？結果，新加坡的第一個經濟計畫就以旅遊觀光為策略核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台灣已經證明了自己不是一個能夠接受鐵腕的國度，同時也已經證明了，在沒有鐵腕之下，台灣的社會無法達到「好，更好，最好」的凝聚力。我們必須承認，台灣在「好」這把尺上，已經離別人越來越遠了。乾脆直白的說，台灣在作「最好」（The Best）這件事上，已經沒有展望了，能夠保持「好」（Good）,奮力追趕「更好」（Better），就已經萬幸了。
首創比最好更適合台灣
但這不完全是個壞消息，世界上除了追求The Best，還有一種追求叫做 The First (首創)，例如全世界都在追求的諾貝爾獎，頒獎的標準就是The First，而從來不是The Best。因此我們才看到許多獲獎者的論文寫於30、40年前，因為它突破了桎梏。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全民直接選舉總統的國家，台灣是亞洲第一個青年佔領立法院而帶來世代翻轉的國家，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啟動原住民權益的國家（雖然在新移民政策上很落後）。台灣人現在正為自己的經濟沒落而氣餒，但是，除了思考如何讓台灣經濟邁入更好之外，台灣年輕一代更應該思考的是：台灣還有哪些方面能夠成為「亞洲首創」甚至「世界首創」？
其實很多。例如，政治上，台灣可以成為亞洲華人圈內第一個打破中國金字塔式的執政體系的國度；選舉上台灣可以成為亞洲第一個實施電子投票的國家；文化上台灣可以成為世界上對性別最包容的國家；國家定位上，台灣可以成為第一個不以1648年以來的「主權概念」（Sovereignty）為座標的「後主權時代的無印良國」；世界事務上，台灣可以擺脫美國的「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中日的民族主義，轉而投向歐洲的世界主義，爭取作為歐盟的第一個亞洲觀察員。
台灣不能像新加坡那樣求「最好」，那麼讓我們來追求「首創」，加上經濟上的更好，然後我們就知道我們是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