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超級女聲」說起
5年前也就是2009年，我初步形成了「網上一事一投票、零售式民主」的概念並發表，當時正值中國網民利用網路及手機瘋狂圍剿官場的腐敗。在此之前，中國網民經歷了一場史前未有、甚至全球未有的網上投票風雲，那就是湖南衛視在2004年啟動的「超級女聲」民間歌手選秀賽；只要喜愛唱歌的女性，不分唱法、不計年齡、不論外型、不問地域，均可免費報名參加，然後全中國民眾通過手機投票，每場每個手機號碼可以投15票。這場全球未有的電子投票盛宴，在2005年度總共吸引了將近兩億支手機號參與，年度總投票數約30億次。今天台灣習慣使用的名詞，如「海選」、「PK 」(Player Killing) ，就出自這場電子投票盛宴。
當時還沒有Big Data （大數據）的概念，但是在這場充滿混亂、拉票、買票行為的逐級電子投票過程下，每一位最終出線的「超女」，都是過去名不見經傳的實力派歌手，在大數海選之下，沒有人能夠通過「權貴」、「關係」、「人情」、「買票」而勝出。隨後，被嚇壞的中共當局，禁止超女活動採用平民大眾電子投票，而強迫活動方改回傳統的「代議制」評選，也就是由極少數的「代議士（評委）」來做決定。
雖然短暫、雖然發生在娛樂界，但是我個人把這場經驗歸類於「世界級的實驗」，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即使過程混亂、投票者充滿了非理性，但只要參選門檻降低、時間夠長、投票次數夠多（也就是「海量」），最終的勝出者一定是實力派。
換句話說，每名投票者都有自己的好惡，嫌這個嫌那個，也都有自己的「意志」，認為這個人或那個人才是「對的」，但在大數據經過大浪淘沙之後，最終還是實力者勝出。
傳統式投票的內在缺陷
讓我們把問題拉回到政治上的選舉。政治選舉的真正目的，究竟是為了「讓人民表達意志」，還是「選賢與能」？這是個大問題，因為在許多時空背景下，人民表達意志的結果並不一定能選出賢與能。在「政黨代議制」下，選民經常只能在幾個爛蘋果中挑選一個比較不爛的，因而投票行為淪落成為「出一口氣、發洩情緒」的工具。
如果選舉是為了「選賢與能」，那麼定時定點、一天定案的傳統投票制度，豈不是為各種「撇步」開了大門，諸如選前洗腦、樁腳買票、政黨配票？
傳統定時定點選舉是一種「批發式」、四年趕集一次、買了就難以退換貨的制度，而海量大數據的投票是一種「零售式」、容許退換貨、賣家難以一日搞定就穩坐江山的制度。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傳統的定時定點選舉制度下，包括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台灣就更不用說了），最終都會陷入「民粹」，也就是代議士在「定期穩坐江山」的制度傲慢下怠惰敗壞，人民為了「出一口惡氣」，就在「趕集投票」的那一天，發揮自己的「意志」。而在趕集投票的那一日之前，人民只能杯葛政事，導致諸事不行。如此，一直惡性循環。「民粹」，其實是傳統選制下的必然，大數法則下的電子投票，才能避免或減緩民粹。
民主制度，必須由「批發式」轉向「零售式」
人類的社會制度及行為習慣不斷在演化，其背後的最大推動力量就是技術。數百年來，從電力、動力車、電話、網路一直到你天天在滑的手機，無不日日在改變你的習慣和看問題的方式。過去，技術的突破可能以數十年為一代，現在已經縮減至3-5年為一代。
在技術的催化下，我們不敢想像30年之後，今天的「投票行為」還保持不動；30年後的投票者回望今天，就會像我們回望100年前的「趕集者」一樣，那種落後的行為怎麼可以忍受？30年後，票還是一定要投的，但就像飯菜雖然是一定要吃的，但是不用再坐牛車去趕集。
今天的汽車、飛機、捷運，比起100前的牛車，其意義絕不僅止於「快」，如果只把他們當作「更快的交通工具」，那麼就等於褻瀆了科技。這些工具對文明的最大意義，來自「人群更容易匯合」，也就是人腦得以用過去不可能的方式匯合，而激盪出過去不可能達到的「眾人智慧」。
同樣的，讓我們來想想，投票行為在投票技術突破之後，將帶來什麼樣的眾人智慧的匯合？
討論至此，就得談談人類的「理性」以及「情緒」。我們都希望別人的投票行為是「理性」的，但是歷史早就在在證明，人的理性是可以被操弄的，而且還很容易操弄。在定時定點的「一日定案、上了賊船就得坐四年」的傳統選舉制度下，最吃香的人物就是操弄選民理性的高手，或者說是以情緒代替理性的高手。
「零售式民主」，就是技術突破之後的「民主2.0」。它的最終原理就是：人的理性和情緒是起伏的，但人的理性和情緒都得被尊重，因而必須採用一種可以帶來「均衡」（equalization）的機制。在投票這件事上，均衡性來自「海量」及「多次」，或者套用時髦的名詞來說，大數原則。換句話說，電子投票可以被設計成為一種均衡理性與情緒的機制，採用電子平台的多次性、延緩性，在大數原則下選出賢者與能者。例如，選總統可以用一年的時間選，選立委可以用四年的時間選；罷免、創制、複決都可類推。
電子投票的精義所在，並不在於它更快、更省錢，也不在於它可以解決不在籍投票的問題；它不是現在投票制度的改良版，而是人類民主的下一個升級版。
「零售式電子投票」的可行性
一切對電子投票的質疑，都來自一個誤解：把電子投票當成一個「替代品」，因而用傳統投票制度的標準來衡量電子投票。在這種思路之下，什麼問題都來了，諸如：電子做票會不會發生，個人政治隱私如何保護，如何避免買票、如何使偏鄉居民和不會用電子設備的老人得到公平投票的機會⋯⋯等等等等。
然而即使在「替代」概念下，世界許多國家已經在嘗試電子投票。舉一些例子。早在1960年代，美國就開始實驗電子投票，1964年的美國大選，就有七個郡縣開始採用。荷蘭一度大規模的採用電子投票，後來因爭議而停辦。英國、瑞士、危瑞內拉、加拿大、法國一直到現在，都用局部的電子投票來處理政黨初選或地方事務。
1996年，在50個選區實驗電子投票之後，巴西的「選舉正義部」全面實施電子投票，2000年，每一個巴西選民都已取得電子投票的認證資格，2010的總統大選中，全巴西有1.35億選民選擇用電子方式投票，選舉結果在截止後75分鐘就宣布。
2004年，印度宣布採用電子投票，全國設置了100萬個電子投票點，總共3.85億選民採用。
至今為止，實施電子投票最成功的是北歐小國、歐盟成員的愛沙尼亞（Estonia），在這個面積45,227平方公里（比台灣大一點）、15個行政區、人口130萬、國民平均收入20,571美元（與台灣相當）的國度，所有的地方及國會選舉，都已經在網上進行，進度在歐盟中首屈一指。歐盟政治學者認為，愛沙尼亞的成功，不在於它的小國寡民，而是在於該國有身分證制度，加上晶片後，電子投票就得以實施(台灣的身份證是否也該加晶片了)。目前，愛沙尼亞採取雙軌制度，也就是提供一段「電子投票期」，然後在截止日時，不會用電子投票的人或來不及的人，可以到傳統的投票所投票。
技術上的可行不可行，事實說了算。看來絕大多數不敢進入電子投票或只敢戰戰兢兢局部推動的國家，根本問題都在：人家沒有身份證或戶籍制度，而不是技術上不可行。行為模式和價值觀上的窒礙，只要我們保持心態上的開放，考察一下其他國家的實施經驗，對社會廣而告之，還是可以逐步克服的；要相信，人是學習的動物，只要有充份的示範和實驗，連猩猩都會接受新事物。
台灣該成為世界「民主2.0」的領頭羊
小小的愛沙尼亞，大大的印度，現在已經是地球上電子投票的領頭羊，雖然成就非凡，但那還只是基因有缺陷的領頭羊。真正能夠突破世界政治文明的電子投票，應該是前文所描述的「均衡理性與情緒」的「逐級、分時、多次性的大數投票法則」。我希望它首先發生在台灣。最後，我還是要強調一個過去反覆勸說的觀點：進入真正的「民主2.0」，才是台灣主體性的最佳護身符，比起千萬槍砲百萬雄獅都更能保護台灣；其中道理很簡單，在民主2.0成為制度之後，誰吞台灣誰就會自己拉肚子，這道理你懂得的。
因而，於公（促進世界民主）於私（破除選舉惡習、保護小小台灣），台灣都應該將大數法則下的「零售式民主」列入國策，一石二鳥，摸蛤兼洗褲，如此好康，奈何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