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式思考（Critical Thinking）是最基本的思考訓練，但在台灣連大學都很少開出這門課，更不用說依循「課綱」的高中、國中了。而在開放國家，小學教育中就已經開始獎勵學生判斷他人和自己想問題的方式了。台灣的教育，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形式上的開放，但是在「課綱＋制式考試」的鐵箍之下，基本上脫離不開馴化式教育這本質：知識範圍的馴化、行為方式的馴化、價值傾向的馴化。
學校像馬戲團
台灣的一般父母和教育部，不要看他們成天把「開放學習」、「活潑學習」掛在口中，內心潛意識深處還是把學生當成一個個需要補充知識的無知者、一群「獸性」必須被馴化的受教者，而不是具有判斷思考潛力的自主者。
說得狠一點，在教育部的「領導」（其實是分配資源的權力）下，台灣多數學校的整體氣氛像是一個馬戲團，賦予老師的責任比較像是馴獸師：給予制式固定的技能，馴化學生的行為和價值。這使得內心不服教育部規範的校長或老師很痛苦，而內心不服學校和老師的學生也很痛苦。
台灣的教育體制，就是判斷式思考能力的天敵，每年數千億元的預算，就在少數人制定的「課綱」和隨之而來的「制式考試」之下，變成了判斷式思考能力的殺手。後果就是台灣青年的判斷式思考能力薄弱，也難怪當他們起身抗議體制或課綱時，經常陷入雞同鴨講、張飛打岳飛的境況。
判斷式思考的本質與作用
判斷式思考能力之所以重要，因為缺少了它，人的行為動作，就會直接和情緒或「相信」（Belief）掛鉤。我們都知道，從街頭兩個人打架，到國家戰爭，經常是因為雙方所相信的不同，或一時情緒的高漲。而判斷式思考能力，就是一道防火牆，能夠讓人冷靜下來，從而找到真正的解決方向。
判斷式思考這功夫，可以針對別人，也可針對自己，但不管針對誰，其基本要素就是講理。講理是一種技能，但更為根本的是一種心理狀態；自己在想問題或說話時，是否把講理當作一種標準來要求自己，只有本人最清楚。因而，技巧可以訓練，但是心理狀態只能自己要求自己。
講理，技巧上很容易，但在心理狀態上非常不容易。因為，一個真正講理的人，心理上是有納入任何不同觀點（看事情的角度）的準備。你如果天生就排斥某種信念、某種價值、某種行為方式，那就很難說你是一個真正講理的人；你至少得有耐心聽完別人觀點的自制力，才能稱得上是講理。否則，即使你為自己的觀點提供了證據上、邏輯上的完美呈現，你也不過就是一位雄辯家罷了。
說到底，判斷式思考就是一種不斷詰問的過程，不但詰問對方，也得詰問自己。兩者只要缺少一個，就不符合「判斷式」的標準。台灣的教育氛圍之所以是「馴化式」，正是因為只要求學生詰問自己，而不鼓勵學生詰問他人，尤其當那個「他人」是老師或長者。
課綱微調事件本質
在「課綱微調」學生抗爭這件事上，若用判斷式思考能力作為評論基礎，我們只能站在學生這一方。這並不代表學生對課綱內容的「看法」或「信念」一定是對的，而是因為教育部表現不出任何判斷式思考的能力，從而根本無能理解事件的本質。
教育部完全看不出來，這其實是一場青年學生對馴化式、馬戲團式教育體制的世代翻轉，即使它不在反課綱微調這件事上反應出來，也遲早會在其他事上反應出來。若不變革體制，昨天是大學生反你，今天是高中生反你，明天就會是國中生反你，而反你的表面理由可以有千百種。
高中年紀，其實已經具備判斷式思考的天賦，他們今天用你認為「無理」的方式反你，主要原因就是你過去不但不教，而且還用體制不斷打擊他們的判斷式思考能力。如同前文所述，沒有了判斷式思考能力這道防火牆，人們（尤其是青年）的行為動作只能直接和情緒和「相信」對接。
課綱抗爭只是一個例子，過去三年中發生的所有青年運動，包括佔領立法院，全部都有一個共同因子：學生們對馴化式教育內心深處已經煩（恨）透了，只要出現引信，行為上就按耐不住。
台灣急需判斷式思考的課程，但是教育部官員和多數老師們，可能得先上這門課。（多囉嗦一句：在教育部服務的人，也被社會俗稱為「官員」，自己不覺得有點怪怪的嗎？「教育部官員」這個詞，有點像「留著辮子的現代人」或「21世紀纏足法」，前後概念兜不攏；既然是「官」，直覺上就是一群思考能力不需要被檢驗的上位者，那怎能期待他鼓勵設立Critical Thinking的課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