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幾個月，「轉型正義」將會是台灣的顯學，不但媒體界會不斷使用這個詞，可能連高中生都能朗朗上口，其社會意義不可小覷。因而，弄清楚它的意涵，乃當務之急。
「轉型正義」，由「Transitional Justice」（以下簡稱TJ）翻譯而來。值得提出的問題是，為何原文沒被翻譯為「轉型司法」？例如，美國的Department of Justice 為何就被翻譯為「司法部」，而非「正義部」？
「Justice」的概念至少有兩個層次，一個是道德層次的，一個是司法層次的；前者訴諸人性中的是非感，後者訴諸法律中的正當程序性。台灣的翻譯習慣，經常兩者不分，因而思路混淆，雞同鴨講，最終不是用程序壓倒是非，就是道德踐踏程序。
「轉型正義」還是「轉型司法」？
我們來看看ICTJ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這個國際組織對TJ這個詞的用法。它的定義是：「通過國家的一組司法以及非司法性的規矩，重新審視過往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事件。此些可用的司法和規矩，包含刑事起訴、真相調查委員會、糾正方案，以及各種的機構改造」。
明白的，ICTJ 乃圍繞著「司法」以及「規矩」這兩個核心概念來定義TJ，因此，對於TJ的翻譯，應該以「轉型司法」更為恰當。
為什麼咬文嚼字？因為漢字裡「正義」這個詞，屬於道德範疇，例如我們可以指責某人或某種作為「不違法但有違正義原則」，顯示在漢字語境中，「司法」（或「法律」）和「正義」是不能等同的。再用通俗語言為例，一個仗義的人不見得守法，而一個守法的人也不一定仗義。
ICTJ幫助了許許多多的國家進行過轉型司法，它把自己的價值定義在三個層次：司法（Justice）、真相（Truth）、尊嚴（Dignity）。前兩者很容易了解，第三點非常耐人尋思。尊嚴，誰的尊嚴？調查真相、糾正錯誤，這是為了還被害者以尊嚴，然在司法原則下，對嫌疑犯只能做無罪推定，一直要等到司法（或專案審議庭）判定其有罪，才能執其刑，這也是人權的一部份。
道德感、是非感，確實是司法的基礎；一個不容許用道德感、是非感挑戰法律的社會，就屬於集權社會，例如今天的中國。然而，只有在被導引進入正當程序之後，道德感和是非感才算進入Justice 的範疇。必須辨明這分際，我們才能理解為何 Justice 這個字，在某些語境脈絡下被翻譯成「司法」，而在另個層次的語境脈絡下被翻譯成「正義」。
倘若不辨明這分際，當年中共以「國民黨」、「右派」、「地主」、「黑五類」為名進行無規無矩的田間、街頭人民公審，媒體上的鬥臭鬥垮，也都可以隨意安上「正義」之名了。
歷史時間點的標準
在ICTJ組織的三個價值定義 － 司法（Justice）、真相（Truth）、尊嚴（Dignity）之下，台灣社會還面臨另外一個共識標準上的挑戰：不管是用 Justice的司法含義還是道德含義，這項工作的歷史截止期要訂在歷史長河中的哪一點？是回溯到中國大陸漢人遷徙來台的那一時間點，還是回溯到甲午戰爭後台灣歸屬日本的那個時間點，或者是二戰後中國敗部的國民黨政府來台的那個時間點？這三個時間點期間，都曾發生ICTJ所定義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事件」。
從人道、人權的原則看，在這三個時間點的選擇上，原住民亦可堅持TJ（「轉型正義」或「轉型司法」），先期台灣漢住民可以，後期來台的人群可以，甚至那些滯留台灣、隱名埋姓的日本人都可以。
公民社會乃生死關口
在國際間孤立無援的狀況下，台灣做得成、做不成公民社會，才是台灣的生死所在，而公民社會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在道德感、是非感與司法正義之間的拿捏，具有價值標準的共識。標準低，也可以，總還有進步的空間，但雙重標準是沒有進步空間的。
台灣現在來到十字路口，一邊的路標寫著「習慣在被統治、起義抗爭兩極之間搖擺不定的百姓社會」，另一條路的路標寫著「脫離百姓意識，進入公民社會」；前者是屬於中國風格的，後者則是台灣主體性的出路。奇妙的是，這兩條路不管走哪一條，都可以用一人一票作為推進器。一人一票是把刀，可以用作手術刀也可用作屠宰刀；手術，需要流程和規矩才能治病，而屠宰，亂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