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早上十點左右
日期：2015年10月間，非假日
地點：淡水捷運站前 場所：星巴克咖啡三樓
人物：5名青年，大哥二十來歲，四個學員二十上下
裝備：藍白拖、七分褲、手機
我意外上了一門課
三樓只有兩桌客人，一桌他們，一桌我。大哥在講課，聲音還不小，講到重點時比手勢，學員不時發問。內容太有趣了，我側身望著捷運車站，啜飲我的涼咖啡，足足聽了一個小時；他們明知我的存在，但是無視於我，絲毫沒有鬼祟隱藏的意思。
那一小時，我上了一堂完整的電話詐騙課綱。只能說是課綱，因為現實生活中情況千變萬化，能把別人的錢騙到自己的口袋，話術沒有千套也得有百套。學長大哥條理清楚的將各種原理娓娓道來，學弟發問時，他多以「你笨吶，你不會說⋯⋯」應答。
這五位小兄弟和我，那一刻都不知道，橫跨南海、中南半島、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小國肯亞，首都奈羅比的同一時刻，一群也穿著藍白拖或球鞋的學長，已經因為疑似做了小學弟即將從事的行業而關在黑監獄中。回想起來，隔桌授課、聽課的這五人，怎麼也不像留洋鍍過金的老手，課程中所模擬的詐騙劇本也都是針對台灣人。或許再過一兩年的鍛鍊，他們的經驗就足以騙倒台灣的政要高官或資深學者，或至少社會底層的老太太，但是，要騙倒一聽你口音就不對的海峽對岸老農婦、退休工人，那火候肯定是不行的；何況，那還得遠赴數千公里外的非洲，在一個國民所得只有台灣十七分之一、居民操著英語和基史瓦希里族語的悶熱場所。
中國公安全球大搜捕
此次肯亞事件在台灣炸開之後，隨即馬來西亞和印尼也傳出類似台灣青年涉案事件。對警務稍有了解的人應該可看出，肯亞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國公安的一場全球抓捕計畫，這全球計畫應該已經進行了五、六年，只是網子越收越緊，這從2011年台灣在「兩岸合作打擊電話欺詐」行動下從柬埔寨引渡122名台籍嫌犯回台一事就可證明。
既然是已經合作了五、六年的事，為什麼中國公安這次不援例辦理？因為台灣縱容電話詐騙犯，使得中共難以向自己的百姓交代？因為要給小英總統在就職演說前一個下馬威？大家可以盡量猜測、推理，不過在事態完全明朗之前，我們也不妨藉著台灣社會的各種反應中來了解一下我們自己。這裡挑幾個角度來看問題。
「樸素鄉民」的後座力
首先，在非政治的層次，台灣的「報應道德觀」和「事實法治觀」之間的落差還很大。前者的主流反應是：台灣不關，讓大陸去關，讓他們死在大陸；這是「惡有惡報、一命償一命」的樸素鄉民價值觀；在這價值觀下，世界上本來就應該有包公，即使不喜歡中國，讓中國的公安充當一次包公也好，就像本村的惡棍本村管不了，隔壁村將其抓去痛毆一頓也算是替自己出一口氣。
高級人士所談的「侵犯主權（管轄權）」，樸素鄉民覺得在懲治壞人這件事上是可以先擺在一邊的。奇妙的是，對包公式辦案的崇敬，本質上是一種對威權秩序的緬懷，而同一批樸素鄉民，在台灣選舉投票的傾向上很可能是絕對反威權的。這不能不說是台灣社會文化內一個未解的矛盾，將來還會在許許多多其他事上投射出來。嗅覺敏感的政場人物，一定可體會這兒在講什麼：在台灣，「惡事」如果和「惡人」捆綁在一起，那就是催票的最大動力，但是倘若有一天原先被歸類於「好人」的人身上被發現「惡事」，那麼樸素鄉民就不會反對包公來主持公道，不管那「包公」的角色是誰扮演的，是跨黨派還是跨境的。
如果是「公民」
肯亞事件下的第二類反應，可稱為「事實法治觀」，那就是只問事實、法律正當流程、檢討法治缺失；相對於「樸素鄉民」，這類人士可稱為「公民」。然而，公民所了解的道理太過高深，超出了一般樸素鄉民的程度。在肯亞事件中，至少有以下幾個層次是作為台灣公民需要考慮的：國內治安的層次、跨境法律的層次、中共藉事以立威國際的層次。
在國內治安的層次考慮下，電話詐騙犯，即使只是二十來歲、會喊「爸救我」的楚楚可憐青年，是否可因為台灣習慣稱二十來歲青年為「孩子」的媽寶文化，就讓他們只服刑六個月然後再到淡水捷運站做講師？那麼那些被騙畢生積蓄的受害人情何以堪？縱然法條具備累犯可「一案一判」至30年，我們什麼時候看過這樣的判決案例？如果被害人因此家破人亡，犯案青年的罪孽比起身家數百億的大老闆犯下未至人死的案件，二者之間的輕重如何比判？
跨境法律層次的考慮下，肯亞方偵訊過程的事實弄清楚了沒有？中方呈現了什麼證據給肯亞方？因為無邦交而政府難以出面，那麼民間法人或當事人家屬可不可以聘請當地或國際律師弄清楚？這部份事實不清楚，辯論「屬地主義」、「屬人主義」、「遣送地點」、「犯罪行為地」、「犯罪結果地」等等法理是得不到結論的，也無從判斷中方究竟是有理還是在給台灣下馬威。嘴皮不要錢，但調查事實，需要肩膀需要錢，台灣誰有肩膀，誰敢出這費用？
在「中共藉事以立威國際」這層次的考慮下，中方為何隨後同意馬來西亞案中的二十人遣送台灣？台灣政府如何在無人敢承擔責任以及「反民粹」的情緒下，不惜對國際自我打臉，一入境就放人做鳥獸散？是否應該至少做筆錄（不一定是犯罪偵訊筆錄，而也可以是證人筆錄，作為日後與馬方、中方打交道的依據）？
誰說青年沒有創業勇氣、不懂得打破現狀？
從整起事件經過（可能推至兩年前）來看，這群二十來歲的涉嫌青年（有人估算全球有6000人），之所以能夠連鎖化、組織化，國際化，仰仗的不僅僅是詐騙平民的收穫，而也包括了詐騙了台灣政府及法律的成功經驗，最關鍵的，利用了立法院內的藍綠反中、不反中、親中的裝模作樣，鑽法律縫隙詐騙了立法委員諸公諸婆。誰說台灣的年輕世代沒有國際化的能力，沒有突破政治現狀的能力？要羞辱立法院，除了佔領一途，還有好多可開拓的創意呢 ：－）
這個6000人的台灣青年隊伍，已經國際化了，他們大多是有參加「創業」勇氣的青年，然而，他們為什麼走上費力打造「欺詐」這個產業鏈，而不是打造其他服務產業鏈？這就得順帶談談台灣青年世代的處境和出路問題了。如「侏羅紀公園」電影中所說，「生命是會自己找出路的」，你給22K，我就到澳洲屠場宰牛拿40K（了不起犧牲幾根手指或一隻手臂），到肯亞拿26K加獎金抽成。這種「生命找出路」的方式，倒也不能僅僅歸罪於經濟不振，台灣的教育制度及家庭文化、家長水平也得負起主要責任。是什麼使得一個人活到二十來歲就已深信「錢最重要」、「容易賺的錢最美」呢？志向、志氣、羞恥感，已經在許多青年身上找不到，該怪誰呢？但話又說回來，在許多成年人身上找不到的東西，又如何能期待在青年身上找到呢？
話說遠了，遠得有如肯亞到淡水之間的距離。如果有一天，你在某處咖啡館經歷到我在文首描述的場景，你也不要意外，其中的那位授課學長，搞不好剛從馬來西亞回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