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共業;翻轉台灣

不管喜歡不喜歡,318青運是一場世代翻轉。儘管在過程中出現過種種不同的訴求,其主調卻明確而響亮:新世代不想再容忍老世代把持台灣了!不是哪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不管哪一個人,而是所有的人!

還沒看明白這一點的人,趕緊看明白。你也許認為自己很關懷新世代,但你依然可能被劃入阻擋翻轉的類別內;你也許已經決定為新世代讓出某些權力或權利,但你可能會被視為不退讓。台灣已經正式進入世代移交,不管新世代夠不夠成熟,老世代最好以最快的速度,冷靜清點一下自己手中的權力和福利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因為世代翻轉的強烈動力會一波一波接著來。這多半不能怪新世代,因為長期以來老世代能拖就拖,不願正視台灣的問題。常年不放水,水要決堤,能怪水嗎?

最重要的,老世代要理解到,世代翻轉不是「那幾個頭頭」的事情;世代的力量是沒有頭頭的。好像海浪,擋住了「那幾個浪頭」,就能擋住海浪嗎?

世代翻轉的主體,就是 - 整個世代。

為什麼是「翻轉」而不是「過渡」?

若僅用一個字來概括過去兩三年的台灣社會,「悶」應該很合適。但若只看過去8個月,這個字就變成了「怒」。把時間再拉近,近到一個月前,隱隱約約的,「懼」字就浮出了。上至政治人物、豪商巨賈、媒體人士,中至學校老師、文化藝人,下至普通父母、青年學生,或許說不上來在害怕什麼,但都已經感到「事情拖不下去了」。

一個2300萬人的國家,負面情緒急轉直下,由「悶」轉「怒」再轉「懼」,不過花了短短兩三年時間!記憶中,希臘和西班牙都沒有這麼快。而當年的台灣由「衝」、「勇」、「爽」、「變」等等前瞻性氣氛轉變到「悶」的狀態,過程中應該也用了至少20年的時間。台灣怎麼了?台灣人怎麼了?

由線性的緩慢滑坡,到懸崖式的直線墜落,絕不能簡單的歸咎於所謂的藍綠惡鬥,國民黨沒這本事,民進黨也沒這本事。台灣是一個由2300萬人組合的國家,教育普及程度已趨世界頂端,兩個都只有十萬死忠黨員的政黨,弄不出那麼大的事。兩黨的支持者都說對方是台灣一切問題的禍首,但是這就好像說,立法院內那200個學生是318青年運動的「禍首」一樣的昧於真相。區區200人佔領立法院,「動員」不了隨之出現的50萬人,同樣的,僅僅兩造20萬人之間的惡鬥,也激發不出2300萬人的「懼」。

2300萬人集體由「衝」、「勇」邁入「悶」、「怒」、「懼」,除了政客的愚昧惡鬥這因素,一定也有其體制上、文化上的共業,也一定有世界潮流、世界環境的因素。台灣社會如果無法重新拾起整體思維的能力,而一貫的讓眼下的破碎情緒宰制台灣人的自我認識,台灣就不會有真正浴火重生的機會。

盤點台灣,準備移交

因此,「自己的台灣自己救」這口號,如果是喊真的,第一步就是要「盤點台灣」- 盤點台灣人的價值觀、盤點台灣的體制、盤點台灣的財務、盤點台灣政治人物的行為、盤點台灣人的知識結構,最重要的,盤點台灣人的世界觀。台灣正面臨世代交替,目前掌握權力的政界、學界、媒體界「大人」們,如果再將一坨問題,不加盤點的移交給新世代,講難聽一點,就是一種「賴賬」的行為,一種擺明了要把問題賴給下一代的行為。

系統性的盤點台灣,是一件群策群力的工作,既不簡單也不容易,因為它會連續的觸及很多人的利益和感情,但與此同時,進行這件工作的土壤也已經成熟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包括那些利益及感情會被牽涉到的人群,「事情已經拖不下去了」。

台灣社會內部問題,若列出一張盤點表,一張A4紙恐怕都不夠用。舉其大者,如政治上的惡鬥、憲政體制中的權責脫序缺陷、核四問題、多元家庭、是否廢死、財政破產、房價負擔、22K、產業失敗、12年國教⋯⋯這些壓力貌似紛雜,但其實在底層都有一些台灣共業。新世代若不了解這些共業的本質,就會很容易的把問題簡單化、偏頗化,而落入老世代的同樣謬誤,那就等於平白浪費了一次徹底改造台灣的機會,使得翻轉再度成為空轉。以下是這些共業中的六大項。

老齡化的台灣

人口的數量及結構的變遷,才是國家命運的真正推手或殺手。30年前,台灣的人口不過才1800萬,對於實用土地面積才12,000平方公里的台灣(總面積36,000平方公里,但山脈佔2/3),可以說是恰恰好。隨後的人口暴增,乃經濟起飛下勞動力需要,以及富裕後的壽命延長兩相激盪的結果。而今,2300萬的人口對台灣的天然資源而言,事實上已經是超負荷,造成了國土環境的巨大壓力。然而,政府還需要不斷鼓勵生子,那是因為在結構上,老中青幼的比例已經失衡。

鼓勵生育的政策,無論成不成功,都救不了台灣的人口問題。如果不成功,養老的巨大社會壓力以及稅收基礎的嚴重侵蝕,將使台灣陷入困境;如果成功,人口總數的繼續增加將進一步使得台灣島內的資源超載惡化。總的來說,過去的勞動力人口「紅利」,其實只是一張預支的「債務卡」,遲早得還。台灣的選擇只有兩項:父債子還,還是父債父還。

高端人才斷層;低端人力過剩

這是一個銅板的兩面。長期以來,台灣昧於自己地理上只是一個小島的事實,走上依靠「低階勞動力密集」成長的單行道,輕忽了「高階腦動力密集」才是小島生存之道的真理。當年,台灣充斥著低端的技職學校和商專,著實填補了勞動力的缺口,但是隨著逐步富裕,台灣並未沿著「經濟附加價值」的原理將勞動力升級為腦動力,主動放棄了例如德國、日本的高端技術腦動力教育路線,而是走上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人人就讀制式大學的路線。

20年下來,台灣的大學密度執世界牛耳,大批缺乏專業謀生能力的大學文憑生開始湧入社會,這批青年面對的是來自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專業生競爭。與此同時,被嚴重攤薄的大學教育資源,也無能照顧那些原本具有高天賦的大學生,導致拔尖者逐水草而居。這是一個典型的惡性循環:腦動力欠缺導致產業更新困難,高不成低不就的勞動力過剩,導致工資不振,工資低落導致腦動力外流。

20年累積的問題,即使神仙來了,也至少得要10年才能扳回。因此,即使台灣從明天就開始改變教育培訓政策,未來10年間,人才同時欠缺與過剩、薪資低落的現象將是一個現實。有志者或會把這現實當作人生的挑戰、吃苦當吃補,但是大量欠缺謀生技能、感覺前途無望的青年,只能把熱情和精力在「公平正義」的理念下,投身於種種社會運動。整個台灣社會,對於未來至少10年,都得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面臨破產的政府財政

台灣各級政府的帳面負債加上隱藏性的負債,在舉債額度40%的紅線下,已經瀕臨破產,拖不過5年;如果再計入國營企事業的部份,甚至折騰不了5年。有關細節,學界和媒體界都已有詳論,此處不再贅述。

雖然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都有財政危機,台灣政府和學界中的某些人也拿著「美國日本也一樣」的說辭來安慰自己和人民,但是,台灣的問題有一個不一樣。那就是,台灣有一個「帝國型」的中央/地方財稅體制。它與美國的聯邦財稅體制和日本改革後的地方財稅自治體系大大不一樣。

台灣的帝國型體制源自中國大陸,這是一個「一條鞭」體制,為的是一體統治1000萬平方公里的帝國;這件枷鎖式的大衣,後來被披到了只有3.6萬平方公里的台灣身上。然而另一方面,台灣在美國的影響之下,實現了貫穿全國的一人一票制度。沒有人意識到,帝國型的中央/地方統治體制,加上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就是一帖對國家經營管理的毒藥,形成了常年的「中央以財政指揮地方,地方以選票箝制中央」的舉世無雙拔河機制。台灣的政治惡鬥和所謂的「民粹」現象,也多與這結構有關。

老百姓VS公民

在這種怪異的連體嬰結構下,台灣人陷入了兩難:究竟自己是帝國下的「老百姓」,還是民主下的「公民」?如果是公民,那麼就應該自治而不能「吃政府」,相配套的應該是一個小政府。如果是「老百姓」,那麼就可以凡事被政府照顧,相配套的應該是一個大政府。結果是,精明的台灣人民魚與熊掌都要,公民及老百姓的身份一個都不放棄,端看何時何事對自己有利,時而拿美國的價值觀要求政府少管,又時而拿中國的價值觀要求政府照顧。蠟燭兩頭燒,台灣政府的財政,不論哪個政黨當政,都難以支撐。發生在2012-14年間的社會抗爭大事,許多都與這樣一種體制及文化上的背景有關。

道德解決不了經濟問題

或許是因為繼承了儒家的泛道德文化,台灣社會遇到經濟困境時,經常祭出道德,其實那不過是道士畫符。當水電必須漲價時,台灣的總統會教導人民少沖幾次馬桶、少開幾次冰箱;當物價上漲時,政府的勸導是衣服多穿幾年、菜揀便宜的吃。

以房地產稅種為例,取名為「奢侈」稅,就是一種道德傾向的命名方式,若從經濟學的價值觀來論,這個稅種應該命名為「地產資源浪費稅」。道理如下。

如果一個有錢人,因為有錢而想享受,買了三處地產視心情輪流住,既買了家具也使用了水電,他固然在進行一種比其他人奢侈的消費,但是那還是消費,屬於經濟的正向行為。但是如果他只是為了囤房,兩處地產為空屋,那就等於把金錢長期凍結在已不具備消費流轉作用的鋼筋水泥上,削弱了金錢在經濟體系內的流轉效應,那麼他就是在進行浪費。

因此,一個人有幾套房子,和一個人有幾套空屋,是兩種不同的經濟情況;前者也可以課稅,但名目應該是「持有稅」,後者則可以重重課稅,但名目應該是「浪費稅」。這兩種稅都不應該是道德懲罰,而是單純的從經濟附加價值的角度來讓一個人知道,他的行為方式是有社會的經濟代價的。

台灣民間,也經常以道德眼光看經濟問題。例如,對「有錢」這件事施加道德壓力,要求有錢人把錢「吐出來」,渾然忘記了如何把有錢人的錢導往正向的經濟活動以增進整體社會好處。再如,台灣有許多真正需要政府、社會關懷的弱勢族群,近年來受到了社會團體的關注,這是台灣與世界主流價值接軌的好事。然而隨著「為弱勢抱不平」成為顯學之後,「弱勢」開始變成一種「身份」,這就不得不說是泛道德的濫觴。當弱勢變成一種身份之後,任何「相對剝奪感」下的較弱一方,都必然站在道理這一邊。這樣一來,社會對抗就沒完沒了了。

政府與民間相互比賽「誰比較道德」,導致台灣幾乎所有的經濟大政策都陷入自我矛盾、自我抵消的狀態。以開徵證所稅為例,忘了台灣需要外資,忘了台灣的外資引入不但遠遠落後香港、新加坡、南韓,而且已經掉至全球倒數第二名,僅僅高於北韓。

若是「真講道德」,那也就罷了。但是台灣式的道德,經常是利益的偽裝,沒有中心價值,而是隨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移轉。身處在現代經濟環境中,「君子不言利」的虛偽文化,造成了各方「言必稱道德、靜靜吃三碗公」的惡行。在這方面,台灣還很中國。

台灣論述及中國論述兩缺

這其實是一體的兩面,沒有台灣論述,也就不會產生合理的中國論述,而缺少合理的中國論述,孤立形成的台灣論述也就沒有可行性。多年以來,這兩種論述在台灣都處於游離的狀態,遑論一套宏大的系統性論述。

經濟上以及文化上,台灣都必須讓世界走進台灣,然而在缺少一套合理的中國論述的情況下,台灣已經陷入一種情緒的困境:只要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台灣就不對世界開放。在這點上,眼下的台灣就像一個堅持吃純素的居士:只要菜裡沾了一點油腥,整盤菜就推開不吃。一套「葷腥不忌」的中國論述,當然不是台灣之福,但是台灣至少需要一套「奶蛋素」式的中國論述。如果連「奶蛋素」都不能接受,那麼世界上就沒有台灣可吃之菜了。

一個宏大的論述,必須至少是區域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其中可包含的元素例如:1. 沒有兩岸安全問題,只有亞洲區域安全問題;2. 沒有兩岸主權問題,只有亞洲新秩序問題;3.中國還在演變,十年後的「中國夢」,肯定和今天的「中國夢」不一樣;台灣的獨立發展對中國的進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換句話說,台灣是未來中國的幹細胞,不容破壞。

以上六項現實,都屬於台灣共業的一部份。這是不分政黨、不分社會階層都得真實面對的。否則,當下的世代翻轉,不是翻回老路,就是翻轉進入進一步的解體。台灣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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