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後，台灣可能會變成一個「新三權分立」的社會：政治權力、媒體權力、社運權力三種權力相互制衡的社會。如果這個判斷是對的，今天導致許多「大人們」不安的青年社會運動，最終將被證明為台灣不可缺的一環。
當然這樣說有一點玩弄原始的「三權分立」概念；在原始的西方民主制度下，「三權」指的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它們各自獨立而又相互制衡。台灣人喜歡認為台灣已經民主化了，但事實上，台灣一直到今天，距離英美民主的三權分立核心價值境界還差得很遠，而且搞不好會越來越遠。
台灣在突破黨禁約30年來的實操經驗，應該說已經證明了，那套西方土壤自然長出來的三權分立系統，橘逾淮則杍，在台灣的土壤上長不大。大中華政治文化下的「執政者通吃」的誘惑力量實在太強大了，大到了在台灣不管哪個黨當政，都無法甚至無心守住行政、立法、司法的分際。「執政者通吃」的形態下，執政方自然進入「官」的心態，而整個社會自然也就擺脫不了「官民對立」的宿命。
政制；媒體；社運各分立
因此，面對台灣的實情，企求英美式的「三權分立」，說得好聽一點是事倍而功半，說得現實一點是緣木求魚。現實的來看問題，台灣不管哪個政黨當政，我們最好假設那個政黨就是一個把行政、立法、司法「一鍋煮」的利益集團，想要他們主動自發的謹守分際，那是與虎謀皮。換句話說，在任何特定的時刻，都只能把「政治權力」當作一方，而不能期望它內部產生西方三權分立的機制。
這裡大問題就來了。如果不論哪個政黨當政都無法出現英美境界的三權分立，那麼整個台灣的權力制衡機制何在？
這就要提出另外一套「新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了；在「新三權分立」下，整個政治，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只是同質的一方，獨立的媒體是一方，而社會運動是一方。事實上，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說法，因為台灣現在已經是這樣了，差的只是人們認出它、接受它然後把它進一步鞏固和機制化，進而利用這新三權分立來使台灣進步。
這樣說，完全沒有貶低台灣的「民主」（Democracy）的意思，反而是在說，Democracy的最終內涵是權力的制衡，至於這個制衡是來自英美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獨立，還是來自「台式」的政治、媒體、社運獨立，頂多只有效果和效率上的差別，而沒有精神上的差別。
在這意義之下，台灣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的青年公民運動，特別的俱有時代性。種種運動團體，雖然目的不同，但是放在一起看，卻結結實實的形成了制衡那「一團政治」的權力。今天發生在香港的「佔中運動」，意義也在此：即使沒有真正直選，至少社運力量會形成一股真正制衡日後政治的一方權力。
是的，台式新三權，會帶來效率不彰、運作混亂的結果，但是在台灣的文化下，它可能是制衡「執政者通吃」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