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正義女神」，標準相貌是一手高舉著一座天平，雙眼矇著一塊布。正義女神在秤量正義時，看不見對方，她不知道被審判的是誰。
中國文明中的包公，標準相貌是端坐椅中，不但雙眼炯炯有神，明察秋毫，額頭上還有一個第三隻眼。包公在面對正義的判斷時，不需要外在客觀的天平，靠著雙眼就能內在自由心證，必要時還有（只有他自己看得見的）第三隻天眼透視人心。
很明顯的，正義女神對事不對人，不管是誰，都必須得到程序的公平；換句話說，程序的公平，才是正義的保障。
同樣明顯的，包公講究的是因人判事，不管是什麼事，都必須先看穿人心；換句話說，只要看穿了人心，客觀程序並不重要。
西方正義女神對事不對人
表現在政治上，則是「法治」和「德治」的差別；法治講究程序正義，德治講究道德良心。法治的極端例子，或可用美國的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為典型，全社會的人都覺得辛普森就是殺妻人，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他就是殺妻人，但是僅僅因為關鍵證據在採樣過程中出現了程序的瑕疵，辛普森無罪釋放。
德治的極端例子，或可用伊朗成文法內的「妻子外遇處以亂石極刑」為典範；妻子若被懷疑發生外遇，法官僅憑證詞就可判決，由村民鄰居以亂石將其擊斃。這種輕忽程序正義、以道德殺人的判決，在伊朗及某些國家時有所聞。
談了這些，主要還是為了談台灣。台灣是個傾向法治的社會，還是個傾向德治的社會？台灣的法官，不管是恐龍型還是激進型，我們希望他／她是正義女神還是包公？
其實問題可以問得更尖銳：台灣希望自己是個西方式的「公民社會」，還是個中國式的「百姓社會」？公民，就是一個有選擇權利，但同時也對自己的選擇負起後果責任的人。百姓，則是一個沒有選擇權利，但可要求官府以道德良心照顧自己一切的人。
公民期盼的典範是正義女神；因為，當他自己做的選擇正確卻得不到約定的回報之時、當他自己做的選擇錯誤而必須負起後果責任之時，他都希望有一把「對事不對人」的天平。百姓期盼的典範則是包公，因為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因而希望官府對待他的方式符合道德良心
當下的台灣社會，似乎在期盼包公能把正義女神娶回家，希望他們倆生下一個「二合一」的神奇寶寶，讓台灣人既能享受公民的選擇權，又能不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享受官府對百姓的完全照顧。
台灣已經接受西方價值洗禮多年，卻仍抵擋不住包公的誘惑，魚與熊掌想兼得，但最好做出抉擇，因為「公民百姓社會」是不存在的；一個政府，也不可能又是「公民政府」，又是「百姓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