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台灣是誰的』 （2011 台北八旗出版社）之德文版（Wem Geh?rt Taiwan，West-Deutscher Universitats 出版社）於德國上市，應德國「台灣之友」協會邀請，於四月下旬到德國做三場專題演講，分別舉辦於法蘭克福，柏林，杜塞道夫，分別由黑森邦／台灣之友協會主席、黑森邦議員Mr. Ismail Tipi，基督教民主黨梅克爾政府、聯邦議員 Frau Shaffer主持。）
演講全文
今天我的演講主題是『歐洲必須知道「台灣是誰的」』。
『台灣是誰的』這本書的中文版於2011年出版，德文版則於2014年在德國出版。由於書的內容涵蓋的題材非常多，我感覺在今天短短的時間內，介紹這本書內的價值觀和精神，比起介紹一些細節來得重要。因此，這篇報告將集中於價值觀和精神，還有它們和歐洲的關係。
我在台灣出生，但我不是一個典型的台灣人。我生命中的40%，在台灣渡過，另外60％在台灣以外的地方渡過，其中5年在新加坡，12年在美國，20年在中國大陸。
因此，我很習慣用世界的觀點來看台灣，但是，我發現多數的台灣人習慣只用台灣自己的經驗看台灣，這是台灣的「自我沈醉」; 除了自我沈醉，很不幸的，台灣人也沈溺在中國的強大的「氣場」之中，幾乎每一個層面，包括「我是誰」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以中國為座標。
非常弔詭的，即使今天贊成台灣獨立的台灣人，也都是以中國為座標，這很像早期的婦女運動,一切的抗爭都是以男人為座標，一切的理論都是以掙脫男人的威權為出發點，而很少從作為一個「人」的角度來看自己。
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症狀就是，台灣人把大量的精力花費在爭取「被承認的國家身份」（Statehood）這件事上，或者「主權」（Sovereignty）上。在今天的台灣，你只要在媒體上提到「國家身份」或「主權」這兩個名詞，保證你會激起一場熱絡的辯論，甚至激烈到互相叫罵。
但是如同上面所提到，所有的辯論和叫罵，都擺脫不了「以中國為座標」的詛咒。在今天的台灣，你幾乎聽不到「以亞洲為座標」的觀點，更不用說「以世界為座標」的討論。
這就是我寫「台灣是誰的」這一本書的初衷 － 提醒台灣讀者，世界是很大的，台灣和中國不是世界的全部，遠遠不是。不論是「和中國統一」的觀點，或者是「從中國獨立」的觀點，都是一種「舊世界」的觀點，台灣如果能夠擺脫這種舊觀念，其實就可以走入一個新世界, 前景豁然開朗。
雖然在國際政治上，自從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國際」上承認台灣的國家身份（statehood）的國家（state）只有20幾個小國，但是過去40年來台灣已經為自己爭取到了非常不錯的「非（被承認）國家的世界地位」（non-state world status），例如，台灣的經濟在全球排名第17位，台灣的護照得到了135個國家的免簽地位，全球排名第25。即使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不能容忍台灣在世界上享有這種事實上的（de facto） 「非（被承認）國家地位」。而台灣自己，竟然也不太珍惜這種事實上的地位, 而一直糾纏在「統、獨」二分法（dichotomy）上，把大量寶貴的政治動能耗費在這無解的「中國結」上。
今天我在德國演講，德國是歐盟的主要推動者，因而我想從歐洲的角度來談一談「台灣是誰的」這個問題，以及把這問題探討清楚之後對於歐洲的意義。
我不認為在今天所謂的「國際政治」框架下，台灣能夠得到它應該得到的命運，我也不相信台灣能夠通過國際政治的角力而實現它的潛能。台灣必須走出一條突破當前「國際格局」、卻又對人類有利的出路。
某個意義上來講，你可以說我是一個當今國際秩序的批判者，或許很多人會說我天真，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一個以權力（Power）為基礎的國際系統，還能夠支撐地球上人類的活動多久。我承認，權力是維持任何一種秩序的必要條件，但它絕對不是充份條件。在全球性的世代交替之下，世界的格局，包括歐洲的格局，不可能再僅僅依賴「硬權力」（hard power），而多半還得靠著「軟實力」（soft power）或「巧實力」（smart power）。在新格局下，台灣可以以一種新型態的方式而存在，並在世界上扮演一種嶄新的角色。
或者，換一種方式來形容一個未來的台灣：一個「後主權時代」（Post- Sovereignty）, 或者「後西伐利亞時代」（Post- Westphalian）的「後主權世界國家」（non-state , post sovereignty world country）。我們都知道，「主權」（Sovereignty）的概念凝聚於1648年的歐洲西伐利亞會議，地點就在今天德國的奧布納布律克（Obsnabr?ck） 和明斯特（M?nster）。雖然主權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看起來還像是主流，但是它已經經歷了將近400年，我們不敢想像，下一個世紀的世界秩序依然以「主權」為唯一的座標；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根本問題，諸如地球暖化、金融危機、宗教衝突、種族衝突，甚至於今天正在發生的「伊斯蘭國」（ISIS）、地中海難民潮，都不是現在的「西伐利亞秩序」（Westphalian Order）所能解決的。而且事實上，歐盟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對「西伐利亞秩序」的檢討。
台灣雖然在亞洲，但是它和許許多多小國家一樣，都是二次大戰以來的「西伐利亞秩序」的受害者。但是，台灣和其他受害小國之間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那就是，台灣和中國的弔詭性關係，可能使台灣在自我努力之下，在亞洲創造第一個「非西伐利亞」的新型態兩岸關係。這件事倘若發生，乃是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的。
雖然，在當前的氣氛下，中國不會同意、甚至完全沒有能力去意識到這個方向、這種可能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也正在進行一場建國60年以來從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中國也正在尋找它的文明出路。除了最近的100年，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根植於「西伐利亞思維」的國度，它對世界的傳統價值思維是「天下思維」。中國今天強烈的「西伐利亞思維」和「民族主義思維」，其實是在接觸西方的不愉快經驗之後才產生的。
不論如何，中國已經變成了今天的中國，一個令人害怕的中國，一個世人不知道它下一步要幹什麼的中國。中國的作為必然會改變世界，但是請注意，台灣的存在有機會改變中國。這並不是講台灣可以教育中國，而是說台灣社會的經驗，不管是好的那一面還是壞的那一面，都可以成為中國的一面鏡子，而這個「鏡子」的角色全世界只有台灣可以扮演。在台灣這面鏡子的對比提醒之下，當中國有一天意識到自己必須走出「被逼出來的民族主義」，而重新由「天下觀」來看世界以及自己在天下的角色之時，它除了台灣，其實是沒有什麼其他參考座標的。那時，聯繫台灣海峽兩岸的就不再是西伐利亞式的「統、獨二分法」，而是某種「天下關係」。
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心中非常明白，民族主義是一種功能性的選擇，它固然可以使中國崛起，但是它不可能是中國長久站立世界的基礎。不管是基於歷史理由、現實理由，還是文化感情的理由，中國遲早會重續某種「天下觀」的舊緣，哪怕只是一點點。當那機遇發生時，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最好明快的掌握住那時機，協助中國以一種更優雅的姿態融入世界，而不是像現在的那種姿態。
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歐洲責無旁貸。而台灣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有一個獨特的角色。一種「後主權」或「非主權」（a-sovereignty）的台灣海峽關係，那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下一波，將是一個促進器。
讓我做個總結：表面上，台灣這個距離中國才100英里的島國，在亞洲區域內、在世界上已經被中國的氣場壓抑成為了一個「亞洲第一村」，但是倘若再給台灣20年的時間，台灣可以變成整個中文世界內的政治文化的嚮導，因為中華文化的傳統優點和缺點，正在台灣與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南太平洋文化產生火花，而這正是中國在這個世紀融入世界之時所急需的多元參考座標。
從「非政治」的層面來看，台灣，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以來，來自基因突變的第一個新品種，這件事是有世界意義的。
從「非政治」的層面來看，台灣，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以來，來自基因突變的第一個新品種，這件事是有世界意義的，我們不能讓它葬送在西伐利亞的主權戰場之下。已經創立歐盟的歐洲人，應該對這點特別有體會。在這個意義下，「台灣是誰的」這個問題，其答案應該是，台灣是世界的！
（後記：Ismail Tipi州議員於演講後評語：歐洲各國都應該注意演講中的「後主權思維」，因為那有助於歐洲應對當前的「伊斯蘭國」（ISIS）現象。 聯邦議員Shaffer 則評論，歐盟確實應該更加關注台灣在世界上的地位）。
（本文曾刊於：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