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必須知道「台灣是誰的」?

(作者按:『台灣是誰的』 (2011 台北八旗出版社)之德文版(Wem Geh?rt Taiwan,West-Deutscher Universitats 出版社)於德國上市,應德國「台灣之友」協會邀請,於四月下旬到德國做三場專題演講,分別舉辦於法蘭克福,柏林,杜塞道夫,分別由黑森邦/台灣之友協會主席、黑森邦議員Mr. Ismail Tipi,基督教民主黨梅克爾政府、聯邦議員 Frau Shaffer主持。)

演講全文

今天我的演講主題是『歐洲必須知道「台灣是誰的」』。

『台灣是誰的』這本書的中文版於2011年出版,德文版則於2014年在德國出版。由於書的內容涵蓋的題材非常多,我感覺在今天短短的時間內,介紹這本書內的價值觀和精神,比起介紹一些細節來得重要。因此,這篇報告將集中於價值觀和精神,還有它們和歐洲的關係。

我在台灣出生,但我不是一個典型的台灣人。我生命中的40%,在台灣渡過,另外60%在台灣以外的地方渡過,其中5年在新加坡,12年在美國,20年在中國大陸。

因此,我很習慣用世界的觀點來看台灣,但是,我發現多數的台灣人習慣只用台灣自己的經驗看台灣,這是台灣的「自我沈醉」; 除了自我沈醉,很不幸的,台灣人也沈溺在中國的強大的「氣場」之中,幾乎每一個層面,包括「我是誰」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以中國為座標。

非常弔詭的,即使今天贊成台灣獨立的台灣人,也都是以中國為座標,這很像早期的婦女運動,一切的抗爭都是以男人為座標,一切的理論都是以掙脫男人的威權為出發點,而很少從作為一個「人」的角度來看自己。

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症狀就是,台灣人把大量的精力花費在爭取「被承認的國家身份」(Statehood)這件事上,或者「主權」(Sovereignty)上。在今天的台灣,你只要在媒體上提到「國家身份」或「主權」這兩個名詞,保證你會激起一場熱絡的辯論,甚至激烈到互相叫罵。

但是如同上面所提到,所有的辯論和叫罵,都擺脫不了「以中國為座標」的詛咒。在今天的台灣,你幾乎聽不到「以亞洲為座標」的觀點,更不用說「以世界為座標」的討論。

這就是我寫「台灣是誰的」這一本書的初衷 - 提醒台灣讀者,世界是很大的,台灣和中國不是世界的全部,遠遠不是。不論是「和中國統一」的觀點,或者是「從中國獨立」的觀點,都是一種「舊世界」的觀點,台灣如果能夠擺脫這種舊觀念,其實就可以走入一個新世界, 前景豁然開朗。

雖然在國際政治上,自從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國際」上承認台灣的國家身份(statehood)的國家(state)只有20幾個小國,但是過去40年來台灣已經為自己爭取到了非常不錯的「非(被承認)國家的世界地位」(non-state world status),例如,台灣的經濟在全球排名第17位,台灣的護照得到了135個國家的免簽地位,全球排名第25。即使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不能容忍台灣在世界上享有這種事實上的(de facto) 「非(被承認)國家地位」。而台灣自己,竟然也不太珍惜這種事實上的地位, 而一直糾纏在「統、獨」二分法(dichotomy)上,把大量寶貴的政治動能耗費在這無解的「中國結」上。

今天我在德國演講,德國是歐盟的主要推動者,因而我想從歐洲的角度來談一談「台灣是誰的」這個問題,以及把這問題探討清楚之後對於歐洲的意義。

我不認為在今天所謂的「國際政治」框架下,台灣能夠得到它應該得到的命運,我也不相信台灣能夠通過國際政治的角力而實現它的潛能。台灣必須走出一條突破當前「國際格局」、卻又對人類有利的出路。

某個意義上來講,你可以說我是一個當今國際秩序的批判者,或許很多人會說我天真,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一個以權力(Power)為基礎的國際系統,還能夠支撐地球上人類的活動多久。我承認,權力是維持任何一種秩序的必要條件,但它絕對不是充份條件。在全球性的世代交替之下,世界的格局,包括歐洲的格局,不可能再僅僅依賴「硬權力」(hard power),而多半還得靠著「軟實力」(soft power)或「巧實力」(smart power)。在新格局下,台灣可以以一種新型態的方式而存在,並在世界上扮演一種嶄新的角色。

或者,換一種方式來形容一個未來的台灣:一個「後主權時代」(Post- Sovereignty), 或者「後西伐利亞時代」(Post- Westphalian)的「後主權世界國家」(non-state , post sovereignty world country)。我們都知道,「主權」(Sovereignty)的概念凝聚於1648年的歐洲西伐利亞會議,地點就在今天德國的奧布納布律克(Obsnabr?ck) 和明斯特(M?nster)。雖然主權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看起來還像是主流,但是它已經經歷了將近400年,我們不敢想像,下一個世紀的世界秩序依然以「主權」為唯一的座標;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根本問題,諸如地球暖化、金融危機、宗教衝突、種族衝突,甚至於今天正在發生的「伊斯蘭國」(ISIS)、地中海難民潮,都不是現在的「西伐利亞秩序」(Westphalian Order)所能解決的。而且事實上,歐盟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對「西伐利亞秩序」的檢討。

台灣雖然在亞洲,但是它和許許多多小國家一樣,都是二次大戰以來的「西伐利亞秩序」的受害者。但是,台灣和其他受害小國之間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那就是,台灣和中國的弔詭性關係,可能使台灣在自我努力之下,在亞洲創造第一個「非西伐利亞」的新型態兩岸關係。這件事倘若發生,乃是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的。

雖然,在當前的氣氛下,中國不會同意、甚至完全沒有能力去意識到這個方向、這種可能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也正在進行一場建國60年以來從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中國也正在尋找它的文明出路。除了最近的100年,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根植於「西伐利亞思維」的國度,它對世界的傳統價值思維是「天下思維」。中國今天強烈的「西伐利亞思維」和「民族主義思維」,其實是在接觸西方的不愉快經驗之後才產生的。

不論如何,中國已經變成了今天的中國,一個令人害怕的中國,一個世人不知道它下一步要幹什麼的中國。中國的作為必然會改變世界,但是請注意,台灣的存在有機會改變中國。這並不是講台灣可以教育中國,而是說台灣社會的經驗,不管是好的那一面還是壞的那一面,都可以成為中國的一面鏡子,而這個「鏡子」的角色全世界只有台灣可以扮演。在台灣這面鏡子的對比提醒之下,當中國有一天意識到自己必須走出「被逼出來的民族主義」,而重新由「天下觀」來看世界以及自己在天下的角色之時,它除了台灣,其實是沒有什麼其他參考座標的。那時,聯繫台灣海峽兩岸的就不再是西伐利亞式的「統、獨二分法」,而是某種「天下關係」。

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心中非常明白,民族主義是一種功能性的選擇,它固然可以使中國崛起,但是它不可能是中國長久站立世界的基礎。不管是基於歷史理由、現實理由,還是文化感情的理由,中國遲早會重續某種「天下觀」的舊緣,哪怕只是一點點。當那機遇發生時,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最好明快的掌握住那時機,協助中國以一種更優雅的姿態融入世界,而不是像現在的那種姿態。

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歐洲責無旁貸。而台灣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有一個獨特的角色。一種「後主權」或「非主權」(a-sovereignty)的台灣海峽關係,那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下一波,將是一個促進器。

讓我做個總結:表面上,台灣這個距離中國才100英里的島國,在亞洲區域內、在世界上已經被中國的氣場壓抑成為了一個「亞洲第一村」,但是倘若再給台灣20年的時間,台灣可以變成整個中文世界內的政治文化的嚮導,因為中華文化的傳統優點和缺點,正在台灣與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南太平洋文化產生火花,而這正是中國在這個世紀融入世界之時所急需的多元參考座標。

從「非政治」的層面來看,台灣,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以來,來自基因突變的第一個新品種,這件事是有世界意義的。

從「非政治」的層面來看,台灣,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以來,來自基因突變的第一個新品種,這件事是有世界意義的,我們不能讓它葬送在西伐利亞的主權戰場之下。已經創立歐盟的歐洲人,應該對這點特別有體會。在這個意義下,「台灣是誰的」這個問題,其答案應該是,台灣是世界的!

(後記:Ismail Tipi州議員於演講後評語:歐洲各國都應該注意演講中的「後主權思維」,因為那有助於歐洲應對當前的「伊斯蘭國」(ISIS)現象。 聯邦議員Shaffer 則評論,歐盟確實應該更加關注台灣在世界上的地位)。

(本文曾刊於: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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