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一千億美元的身家，你的最大挑戰就是理財。但如果你是一個十三億人口專制國家的最高領導，你的最大挑戰在理權。
理財的目標是增值，底線是不貶值；理權也一樣。然而在增值與貶值的策略上，理權和理財卻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當財富巨大時，風險分散是不可違背的策略，如果把一千億美元全部放在單一品種的資產，如黃金、石油或單一的貨幣、公司股票，長期下來輸面將大於贏面。但在理權這件事上，分散權力不但不會帶來穩定，而且可能帶來敗落。
有人會說，分權加上權力制衡，不是最穩定的結構嗎？這不是民主的精義嗎？不錯，但我們這兒談的是專制體制，而非民主體制。民主體制帶來的穩定性是以百年計，而專制方至多只能看到十幾二十年。
專制理權攸關身家性命
理財的道理，專家比比皆是，就不班門弄斧了。倒是「理權」這件事，台灣在世界上，只能算是中小型國家，權力也已經相對分散，沒機會見識赤裸裸的專制大國理權技能，在這兒與大家分享一二。了解專制大國在理權這件事上所面對的環境壓力，對台灣人民非常重要，缺少了這份理解，往往導致台灣社會拿自己對「權力」的經驗，來判斷彼岸現象的含義，而造成嚴重的誤判。
人的身體是非常脆弱的，即使彪形大漢，一塊石頭、一顆子彈也能要了他的命。因此核心權力者，需要重重的保護，這包括貼身衛戌、陸面武力及防空，這在美國、日本、中國、俄國都一樣；不同的是，前兩國靠的是制度，後兩國靠的是親信。另外，前者在民主制度下，不必擔心武裝政變，後者在專制制度下，必須時時提防。
國家再大，其核心權力集團其實不需要太多人，以美國聯邦政府為例，白宮內的真正決策人士也不會超過二、三十人，有時甚至五、六人而已（例如尼克森時代）。然而，此核心集團需要大量的周邊政治力量的支持，在美國就是國會及州長，在中國就是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員及解放軍七大軍區司令，其他單位都不過是聽命行事的手腳或橡皮圖章罷了。
民主制度下沒有「最高領導」，再大的人物都是受到制度制衡的；但在專制制度下的最高領導，只要有三股以上擁有武裝力量的政敵同時發難，核心權力者就岌岌可危。這也就是為什麼，當自擁百萬武警力量的周永康和策動成都軍區的薄熙來，加上部份政治局成員、政壇老人開始結成一氣的時候，核心集團必須予以痛擊瓦解的原因。很少世人知道，促發當年六四血腥鎮壓的原因，學運固然是引爆點，但是背後的武裝政變壓力，也是親信衛戌部隊進城護主並掃蕩的要因。
權力集中，需要門面理由；古今中外，沒有一個集權者自認是為了權力本身。在中國，門面理由很多，慣用的是黨的團結、民族主義、打擊腐敗等等。中國的「理權」還在進行，台灣得避免成為門面理由，變成彼岸「理權」手法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