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台灣夢與歷史感

中國精英腦子裡憧憬的是漢唐盛世,如果達不到漢唐,那麼康熙帝國也好;吃不到魚,至少也得吃到蝦。總而言之,雖然嘴巴裡說中國已經推翻帝制一百年,但是事實上今天能夠讓中國大多的權勢人物熱血沸騰的,還是朝代盛世的概念;人們期待的,還是漢武唐皇康熙乾隆等「爺」,而不是盧梭、洛克、華盛頓、林肯,也不是孫中山、甘地或曼德拉等「人」。

半個身子陷在中國政治傳統的台灣

台灣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的初級民主,但是在官制上及人民心態上,半個身子還陷在官民對立的傳統泥沼之中;「父母官」及「百姓」還是台灣日常用語的一部份。社會一遇到困難,台灣人經常一步退到位的緬懷起蔣經國的父母官形象,還有諸如孫運璿、李國鼎等具有官德的人物。或者,在遇上無能無感的總統時,乾脆直接向中國歷史借來皇帝來比擬,例如把馬英九比喻成崇禎帝或晉惠帝。這好像一人一票是不存在的,好像台灣還未走入世界,還確實是中國的一部份。

普遍用「帝格」及「官德」來評價政治、習慣用「為官」、「百姓」等概念自稱,顯示了台灣人還沒有足夠的常識用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概念來分析那些發生在周圍的事件。在這種知識程度及其語境之下,台灣社會很容易被中國的傳統思維打動。

例如,中國的朝廷官制必然腐敗,而朝廷反腐時必講官德,講官德必稱體恤百姓,或用台灣的語言來講,為官者必須對人民的痛苦有感。當下,中國正處在官員腐敗而朝廷大力反腐的階段,因此對官德的呼聲四起,中國高官在反腐時的用語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言確實令人動容,但是它打動的是一種在「官民結構」、「中央/地方結構」下的情緒,而不是一種自由民主法治環境下的情緒。但台灣也受到了這種語境的強烈影響。

踏進軌道如黑洞難脫離

事實上,這種官民之間的道德關係訴求,恰恰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致命傷;它越強,平民社會系統就越弱。台灣如果說有一點現代的成就,那就是相對於中國,台灣已經開始不完全依賴官員的道德。台灣若再被拉回官民關係以及朝代興衰的意識中,走的就是可悲的回頭路。

台灣夢與中國夢的分叉點,就落在這裡;這個岔路口上的路標,一邊指向「好帝好官好百姓」,另一邊指向「無帝無官靠法治」,台灣夢要看清路標,視線不要模糊了。

漢唐夢不是台灣的菜!台灣的政治亂象可以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來解釋,不必動用到朝代學;台灣總統的問題可以用心理學甚至精神病理學來說明,崇禎帝、晉惠帝就讓他們安息吧。

「歷史感立國」其實是危機,不是轉機

人不能切斷對歷史的知識,也必須堅持追求對歷史的知識,但是人類走到當下,為了能夠進一步發展,必須認清一件事,那就是人的「歷史感」已經成為人類相處的主要絆腳石。

歷史感,和歷史知識不是同一種東西。歷史知識的成立標準,是嚴格的學術論證流程,而歷史感可以說是歷史知識的逃兵,它不服從知識的規律,帶著部分槍械脫隊,肆意縱橫,甚至在思想的原野中奸殺擄掠。

儘管強烈的歷史感可以發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爆發力,使得它富國強兵。但以,一個長期依賴歷史感進行競爭的國家,事實上已經身處危境。其中的危險,可以分幾個層次來看。首先,統一所有人民的歷史感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人的本質是自由思想的動物,只能固窒一時,無法固窒永久;只要人的群體夠大,遲早會出現相衝突的歷史感,在「歷史感一元化」的文化氛圍內,這種衝突只能帶來鎮壓或者革命。我們的歷史知識中充滿了血淚斑斑的事例。大者例如,由希特勒挑起的納粹歷史感,帶來了數百、數千萬人的喪生;小者例如,中國國民黨退敗台灣後所秉持的一元化歷史感,終招致台灣本土的歷史感的挑戰而崩盤,雖然這場歷史感的衝突帶來了台灣的民主化,但是由於其底層動力是歷史感而不是人性的啟蒙,至今台灣還置於歷史感衝突的危境之中。

固化的歷史感無法應付變化的世界

依賴歷史感作生存競爭,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危險。那就是,歷史感的本質傾向於固化,而人類的未來傾向於變化;以固化之思想價值,在一個變化的環境中競爭,被淘汰的機率太大了。若我們尊重歷史知識,應該可以知道,人類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固化的歷史感能夠屹立不搖的,它們之中的絕大多數被徹底淘汰,僅存的或只是名義上的存在,如歐洲的皇室,或在式微過程中,如教廷體制。

人不能擺脫歷史,人有記憶能力,人的生存靠傳承,這是個事實。惟其如此,我們更得小心翼翼的對待歷史。歷史學者在建立歷史知識之時,固然困難重重,然而對歷史知識的最大攔路虎,卻正是人們的歷史感,尤其當歷史感的話語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之時。在固化的歷史感之下,歷史知識的挖掘只能朝向一條被允許的脈絡,久而久之,該歷史感就被自我證實了。

歷史感的自償機制

人具有理性的成份,而人之間的衝突化解靠理性,儘管過程也艱難,但是這點毋庸置疑。一種歷史感,無論開始時是多麼的理直氣壯,若任由其脫離歷史知識而奔馳,到頭來它就會威脅理性。如前所述,歷史感具有自我證實、自我實現的特性,日久天長之後,它不但能通過片面的歷史知識來鞏固自己,還能導致人們的行動方向一致化、焦點化,從而產生最新的「實證」,導致衝突事態升級。這很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的案例,例如某人相信別人不喜歡他的某種行為,他就有意無意的凸顯自己的那種行為,結果當然就會進一步證實別人確實不喜歡他。

今天的人類,正處於這種「歷史感的自償機制」的巨大威脅之下。地球資源不夠,區域、人種之間的分配不公,經濟的掠奪等等,固然對人類的和平交往是極大的障礙,然而最大的危險還是在於,當這些種種問題附身於某種強大的歷史感之時,或者說當歷史感收編了這些問題之時。顯著的案例就是當今伊斯蘭主義對世界的挑戰。部份西方學者如杭廷頓以「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來詮釋這場衝突,其實,冠以「文明」一詞有點美化人類這種動物的嫌疑,甚至也是一種西方的自我「文明歷史感」誤區的表現。

未來感,才是一個國家的出路

除了靠歷史感維繫自己的文化、國家、生活方式,人類還有其他的出路嗎?其實是有的,那就是基於歷史知識的未來感。與歷史感相較,未來感的核心差異就是,它基於演化的事實,它承認未來充滿了不可預知的變化。未來感啟自一種心理上的斷代,塵歸塵,土歸土,過去的歸歷史,未來的歸演化。演化論的核心之一是「物競天擇」,而依戀於歷史感的物種,在未來充滿變數的前提下,終究是競爭失敗的,生物界如此,人界亦如此。

當下的中國,正處在一個以歷史感立國的氛圍;強烈的歷史感,正在稀釋那好不容易才產生的一點未來感。儘管這種歷史感立國的策略有其社會現實基礎,然而如前所述,歷史感的自償機制特性,會使得未來的路途越走越窄。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個歷史感的國度,事實上,這說法只在漢朝以後有效。在先秦的思想中,以易經為代表,講究的是變化世界下的未來感,否則,「日日新,苟日新」、「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之言作何解?即使在民間,也有敬祖慎終之說;祖先,是用來敬的,不是用來追隨的,自己的未來是自己負責的。

過去30餘年,歷史感幫助了中國在世界立足,但只有未來感才能讓中國在世界創造;中國需要從歷史感立國,轉向以未來感立國,才能趕上人類文明的發展。

中國以及台灣,必須相互用未來感說服對方;任何基於歷史感而非未來感的說服方式,終歸是無效的。

為什麼只有「流浪狗」,沒有「流浪狼」?

這一輩子,有機會我就與狗為伍。不一定自己養,只要是狗,我的、人家的、街上翻垃圾的,我都親近,常常和陌生的狗說話卻完全忘了繩子另一端的陌生人,事後總感內疚,我怎麼沒跟人打個招呼啊。我甚至於覺得我懂狗語。全世界的人說幾千種語言,但是全世界的狗都說同一種語言;若說「國際化」、「地球一家」,狗比人更有資格號稱世界公民。

因此,我對狗的心情是有一些了解的。狗語雖然世界一家,但是,狗有狗格,千姿百態,有野性的狗,有溫柔的狗,有好強的狗,也有憂鬱的狗。在環境的壓迫之下,野性狗會故作溫柔,好強狗會被壓抑擺出「小男狗」、「小女狗」的姿態,但同樣的,溫柔的狗在壓力之下也會猛咬一口,憂鬱的狗也總有滔滔不絕狂吠的時候。

沒有「寵物」,就沒有「流浪狗」

什麼樣狗格的狗,都有可能成為流浪狗,這完全是人把狗當寵物的後果。如果不是先有「寵物」的概念,哪來的「流浪狗」概念?「流浪」就是「沒有家」,但是狗本來就有家啊,一隻公狗,一隻母狗,加上狗仔,本來就是一家狗啊。流浪狗不是生來就沒有家的,而是人把牠的家拆散當作寵物,牠才具備了做流浪狗的資格,牠也因此開始扭曲狗格,以討好人為職司。一旦被放逐,小狗沒了狗家,大狗已經失去捕鳥抓鼠的能力,只能翻垃圾桶,就被稱為「流浪狗」了。

為什麼沒有「流浪狼」?

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世界上有「流浪狗」,但卻沒有「流浪狼」或「流浪虎」?為什麼?那是因為,狼,虎,都拒絕做人的寵物。我自有家,誰稀罕你給我的家?我的覓食能力比你人還強,你憑什麼養我?別自大了。一隻狼,一頭虎,即使被群體逐出,孤身漫遊於荒野,也還是一隻驕傲的狼,驕傲的虎。即使受了重傷,牠也有自我療傷的能力,療傷不成,牠也會驕傲的孤獨死去,不會回去巴結群體。

這一篇,談的是台灣年輕人的處境。但是,我還是要先推薦一本一百一十年前小說,美國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 《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 因為那是一個狗的故事。

「巴克」的故事

主狗翁(不是主人翁)名叫「巴克」(Buck);當然這是牠的主人給牠取的名字,幾年後,牠就忘記了自己曾經被叫巴克,只有在做夢時,才恍惚閃過那溫暖壁爐和被叫巴克的那隻狗。這是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巴克從小衣食無缺,文明有禮,走在街上,人人稱牠好狗,主人提供吃與住,理所當然。一日,惡僕把牠賣了。

關在環境惡劣的狗籠,吃飯時間到了,沒飯來,吃飯時間又到了,還是沒飯來。終於,一盆餿水塞了進來。巴克嗅一嗅,不吃,一輩子沒吃過這麼臭的東西。

茸毛壯漢走進狗籠,給了巴克生平第一頓毒打,巴克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恐懼這件事。奄奄一息的巴克,接下來三天連餿水都等不到。然後,那盆餿水又塞進籠子,還是三天前那一盆,當然更餿了,巴克一聲未發,拐著腿上前,呼嚕呼嚕把盆子給舔得乾乾淨淨。

巴克成為工作犬,一開始備受其他惡犬欺負,文明的巴克逆來順受,但牠的肌肉日益強壯,直到有一天,他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要被欺負,於是下一次被霸凌之時,牠挑了一隻體型比牠大的狗,一口咬斷對方咽喉。從此,沒有狗敢再欺負巴克,茸毛壯漢也咧出笑容,這隻狗買對了。

在工作犬界,巴克出了名,狗就怕出名,巴克又被轉賣了數次,歷經了整個阿拉斯加最惡劣嚴苛的狗主的磨練。再壯,巴克也倒下了,一日早晨,牠無力再拉雪橇,主人一頓毒打,巴克腦海中閃過當年那溫暖的壁爐。這時,一個懂狗的男人,竟然願意買下巴克,帶回他的狗隊療養。

這個男人,沈默寡言,但是他把巴克當作一隻具有獨立狗格的狗對待。從來不打牠,也從來不誤牠的食。巴克打心底感激這個男人,把他當作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站,牠再也不要伺候其他人了,牠立下決心要對這新主人死忠。有一次,狗隊在一處懸涯邊上過夜,男人開玩笑的拿手往懸涯一指,說,巴克,跳下去。巴克沒有二念,起身就奔向懸涯,男人撲上前去抓住巴克後腿,把牠抱在懷裡,問說你在幹什麼呀。巴克不明白,為什麼主人改變了主意。

巴克完全忘記了溫暖壁爐旁的尊嚴日子,牠現在只知道生存,在荒野中和一個不把牠當狗的男人一起生存。一個夜裡,牠又聽到了已經聽過無數次的遠處狼嗥聲。然而這一次不同,牠覺得自己身體內有一種燒灼感,想要回應那種狼的嚎叫。巴克清了清喉嚨,努力的山寨那狼嗥。寡言的男人看了也不禁咧嘴笑了,他摸摸巴克的頭說,巴克,哪一天你想去了,你就去吧。

接下來的日子,巴克的膽子大了,在男人熟睡的時候,牠會溜出去,一點一點的靠近狼群。終於有一夜,在一個山坡的長草堆中,牠看到了十幾對閃爍的眼睛。眼睛們看到牠,集體轉身而去。巴克尾隨,誰知道這一尾隨就尾隨了一整夜,巴克跟著群狼在月光照耀的原野上奔馳,牠從來沒有如此像自己,渾身的細胞每一顆都像一部小發動機,每一根肌肉都扯直,巴克邊跑邊想,也許這才是我?

一夜奔馳,巴克累了,牠想家了,想那個男人了。疲憊的回到昨夜那個營地,但只剩燒爛的帳篷,還有瞪大眼睛不作回應的男人屍體。兩個還在收撿財物的印第安人看到巴克,說,看,還有隻狗,帶回去。但他們帶不走巴克,憤怒的巴克帶走了他們的生命,只花了兩口,就咬斷了兩個喉嚨。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當地的印第安部落開始流傳一件事:那隻帶頭的狼碰不得,牠永遠跑在狼群的最前頭,印第安人只要被牠碰到,沒有一個活著回來。那隻狼,已經完全忘記被遺棄的感覺,牠不知什麼叫流浪,不知道什麼叫恐懼,牠不需要被餵,牠靠實力覓食,牠已經忘掉了餿水的味道,牠吃的都是新鮮的。牠甚至忘記了,曾經被人叫巴克。

「脫狗入狼」:「狗生」的四階段

啊,現在可以開始談台灣年輕人的心理狀態了。巴克從衣食無缺,到必須打工掙餿水,到得到尊重後為人盡忠,到鍛鍊出獨立獵食技能,經歷了「狗生」的四個階段。進入荒野的大世界,是巴克能夠「脫狗入狼」的條件,否則,巴克的命運,始終還是小鎮中的小確幸,終其一生害怕流浪的寵物。

台灣的大世界荒野挑戰已經來臨了!是等著被賣掉之後碰運氣變成狼,還是現在就主動走向荒野,主動的變成自己定義的狼?總而言之,躺在溫暖壁爐旁等著被餵的日子已經不可能了。

這可不是鬼話,我17歲時讀了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徹夜難眠一週之後,奠定了我的人生打拚觀,若不是這本書,我至今可能還在喝餿水,還在抗議為什麼體制不懂得照顧我。

以「體制」為座標,你或許可以得到溫飽甚至美食,但你也可能因為不見容於體制而變成流浪狗。人生在世不過80年,做自己都還尚且不夠用了,還落到以體制為座標,坦白講,蠻傻的。幸好我沒有,不知你如何?

沒有政黨認同,才能愛台灣

無私的,才能叫愛。出於私心私利的,可以叫做關心,叫做喜歡,但是不能叫做愛。

如果同意這個對「愛」的定義,那麼,在今天台灣政黨的格調之下,只要你認同一個政黨,你就離開了「愛台灣」這個境界。當然,人也可以在語言上死纏爛打,無限擴大對「愛」的定義,把所有的私心私利行為都包含在「愛」之內,但那恰恰顯示了人的格調。

別用「愛台灣」掩蓋自私自利

公平地說,無私的愛,並不一定是公民社會的基礎。西方政治思想的要角,諸如盧梭、洛克、米勒、亞當史密斯,都沒敢把「無私」作為社會公義(Justice)的基礎,反而是把人人自私自利作為起點,而後研究如何在眾人之間建立妥協、制衡的機制。

欺騙、說謊、假公濟私等行為,之所以是惡行,乃是因為它抄小道破壞了公民社會賴以生存的制衡機制。當一個團體的文化主流就是這些惡行之時,這個團體就是公民社會的敵人。從這標準來看,台灣的主流政黨的主流文化,就是台灣尚待完成的公民社會的敵人。

更過份的是,主流政黨那種「隨時隨地、張口就來」的「愛台灣」語言。這種語言是一種幻術,它掩蓋了自私自利的那一面,把惡行合理化。它實際產生的作用,就是徹底破壞了一個公民社會需要的妥協、制衡機制。

台灣社會中,有許多愛台灣的人。他們在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對個人生活際遇,他們也都有抱怨甚至憎惡的對象,但對台灣,他們是無私的,搞不好他們連「愛台灣」這三個字都沒說出口過。

作為比較,我們可以取出一張白紙一支筆,把主流政黨中對台灣這塊土地及資源無私心的人物,一個一個寫在紙上,看看你能寫下幾個,他們是誰?

盯著紙上的結果,你可能會一驚,原來愛台灣這麼難。

除卻了政策,還有政黨嗎?

假設,你在這張紙上寫不出幾個人,那麼只有兩個結論:第一,「愛台灣」不能作為挑選政黨的指標;第二,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真心愛台灣的人,你就應該拒絕政黨認同這件事。

不認同「政黨」沒關係,你並不會失去你的政治權力,因為你可以認同「政策」。如前所述,即使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人,也可以在妥協和制衡的機制下,做出對台灣好的政策。我們要制止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在「愛」的大旗下,規避妥協和制衡,做出只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政策。

什麼是「政黨」?除卻了政策,還有政黨嗎?在公民國家的標準下,一個靠口號充當政策先贏得選舉,勝選後再食言的團體,只能稱為「幫派」,而不能稱為「政黨」。

作為台灣選民,我們應該丟開政黨認同,進入政策認同的境界。把「愛台灣」留給自己吧,愛是很私人的事,別玷污了它。

一天就改變你的史觀,然後花三天放下它

歷史學家有「史觀」,平常人有嗎?你我一般人,每天吃喝拉撒睡,擔心22K,擔心退休金拿不拿得到,擔心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力,擔心下一場選舉藍綠誰勝,憎惡這個那個政客,痛恨這個那個政策,這些市井小民的日常擔憂與情緒,和宏大敘事的「史觀」有關係嗎?我有「史觀」嗎?

你一定有史觀,而且那史觀就像一個盒子把你關在裡面,陰險的告訴你事情該怎麼做,問題該怎麼想;你若不小心,這個史觀盒子將限制你的一生,到50歲,到70歲,到你的家人看到你的棺材的那一天。這是壞消息,但是也有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作為一個人,你永遠有能力跳出那個盒子,從外向內看,看清楚了,可以自我挑選一個更大的盒子住進去,讓天地更廣闊。我們之中的少數人,竟然具有跳出盒子之後,就拒絕再住進任何盒子的能力和智慧,從此像莊子「逍遙遊」所描繪,大鵬展翅於天地之間,不再受限於一樹、一山、一水、一島、一陸。

也許,你就是那個少數人。我們來聊聊,今天主控台灣一般人的「史觀盒子」有哪些,然後再來看我們有沒有意願、能力跳脫它們。我不是歷史學家,以下僅僅是生活中的一般觀察,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但這裡的關鍵不在對錯,而在於培養一種跳脫盒子的習慣。事實上,倘若人們用「對錯」作為史觀討論的指標,本身就預設了盒子是不可破的,那也就談不上跳脫盒子了。

「本土原旨」史觀 vs. 「移民雜燴」史觀

台灣是一個「自古以來就XXXX」的國家,還是一個因為移民而不斷變遷的國家?如果傾向前者,那就是一種「類中國」的史觀,講究的是「正統」(在台灣叫「正港」),視非正統者為異類。如果傾向後者,那就是一種「類美國」的史觀,講究的是先雜燴後融合,願意來的就不是它類。

台灣的「主體性」,應該基於前者,還是後者?如果基於前者,「台灣人」的定義就應該是一連串條件的集合——只有在符合條件A、B、C、D……的檢驗下,才是正港。如果基於後者,定義就簡單多了——選擇台灣這個島嶼的成年人以及他/她們的撫養人,無論種族血緣和宗派,無所謂正港不正港。

事實上,台灣就是「雜燴」,或者叫做「大鍋菜」;各式各樣的原住民,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的混血,隔鄰大陸的、已經過數千年上百種族混血的「漢人」、日本人的混血,這麼多原料,一直到今天都還在融合過程中。這事實帶給了「本土原旨觀」一些困擾,「正港」的切割點應該放在哪呢?公元第幾年呢?

中日戰爭還在台灣打:日本二代史觀 vs. 中國二代史觀

荷、葡、西國和台灣的戰爭,老早就已結束。中國和日本的戰爭,歷史學家說已經在1945年結束。但若跳脫單一歷史事件,由史觀的尺度看,中日戰爭還有餘緒,而且還在台灣開打。

簡單的事實:日本擁有台灣將近50年,1945當時年齡在50歲以下的「台灣人」,國籍都是日本人,之前去中國都得拿日本證件申請簽證。中國的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基本的行政系統如戶政、警務、水電、生產管理,都還是由「日本日本人」帶領著「台灣日本人」執行。隨後的日本人遣返,究竟遣返了多少比例?遣返後又再回到台灣的有多少?滯留的有多少?浪人佔多少?混血家庭的數量有多少?至今仍是禁忌題目。

有人說,如果不是國民政府刻意打壓日本因素,這些疑問不會變成禁忌。我想,這是合理的陳述,但不是全部。試想,漢人與原住民的混血比例,一直到林媽利醫師幾年前基於DNA統計發佈的「閩客族群 85%有原住民血統」之前,都還是大多數閩客族群不知道的事情,甚至到今天都還是個忌諱話題。具有原住民血緣是一件完全與日本因素無關的事情,至今無法面對正視,只能歸因為台灣人自己的史觀怯懦。

沒有省籍矛盾;只有中日史觀矛盾

今日台灣的政治無解,許多人歸因於「省籍」矛盾。但是再往下深挖,「省籍」的概念還是一個以中國的省份為座標的概念,對於根本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人來說,何「省籍」矛盾之有?矛盾的根本,應該是坐落於「中日史觀認同矛盾」,也就是「中日戰爭」還在台灣打。或者更尖銳的說,就是「廣義的中國第二代和廣義的日本第二代還在台灣打」。舉凡藍綠割裂、國民黨的外來政權原罪說、支那人滾回去論調,其最深層的心理,只有史觀矛盾才能充分解釋。

令狐沖的困擾

在「中日史觀開打」這個主軸之外,台灣還存在一個副軸,那就是「擁美」和「反美」的史觀。擁美者相信,台灣的施政和生活方式應該美國化,而美國必然會保護台灣到底。反美者則相信,美國的價值和生活方式不足取,且美國對台灣僅僅存在戰略利益的關懷,最終必在中美利益交換之下「棄守」台灣。

讀過金庸「笑傲江湖」者看過來:令狐沖體內被意外灌入六股真氣,這六股氣在體內亂竄,令他精神難熬,時而虛脫,時而亢奮。台灣體內,正有六股真氣:擁日、反日,靠中、反中,擁美、反美。六股真氣亂竄之下,所有的對外政策、對內政策無一得以執行,有限的資源及預算,割裂成六個方向;台灣這個令狐沖,空有一身武功,卻徹底落入了迷茫、困惑、憤怒、憎恨,大多數時候處於精神失常狀態。

炎黃史觀 & 百姓史觀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先生曾謂,過去人所寫的「中國史」,其實都是「民族史」,但他在寫中國史的時候,都是在世界史的宏觀尺度下看所謂的中國。許先生的多本巨著,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尤其是那本「我者與它者」,道盡了所謂「中國人」其實只是人類的諸多種族在亞洲大陸的那一區塊下的逐步融合,所謂的「漢人」已經沒有種族的意義;在融合過程中反覆出現的「我意識」對「它意識」的鬥爭,不過是權力的、經濟的、社會的地盤鬥爭。小民不知,還真以為自己在參與一場具有崇高意義的使命。

誠哉斯言!一旦出現「我族vs.它族」的史觀,就是災難的開始。孫中山先生了解這點,因而主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而毛澤東為了奪權,主張中國分裂,倡議新疆和西藏應該獨立。當然,這是往事,得到權力後的中共就改變了「我」與「它」的定義,開始宣揚一統帝國下的民族和諧。然而,理念歸理念,現實歸現實,「漢人」的「我者」意識,根深蒂固的把新疆的維吾爾人以及藏區的藏人視為「它者」,導致了今天的水火不容境況。

對於台灣,早期的中共一向以為台灣的主文化是「漢文化」,再加上戰敗撤退到台灣的人士更是無可置疑的「漢人」,因此,早期對台政策的主軸一直是基於「炎黃史觀」——大家都是炎黃子孫。然而如同本文前述,台灣的漢人移民已經在兩三百年間與原住民基因融合,再加上隨後60年間與日本的基因融合,早已不認同「炎黃子孫」,更何況「炎黃子孫」本身就是一個經不起任何推敲的虛構概念。中共在察覺「炎黃史觀」的溫情喊話無效了之後,改弦易轍,換成了務實的「百姓史觀」。

台灣還很「老百姓」

在中國,共產黨員稱呼非黨員為「老百姓」。這是一種史觀的表現:掌權者非官即軍,其他三教九流一律為「百姓」。歷史上幾千年來的百姓,自我意識就是自己該被照顧,誰把我照顧好了我就說誰好。在這百姓史觀之下,歷來中國的統治者都明白,民可載舟亦可覆舟,而得到民心的要素有三: 1)我照顧你的食衣住行;2)我再給你發財機會;3)再讓你在有限領域內作土皇帝。這三點,就是掌權者給百姓的權利,而交換條件是,百姓放棄自我小領域之外的自由意志和權力。30年前,讓世界嘖嘖稱奇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真實內涵,就是這個交易公式。

經過了幾次打交道失敗的教訓,中共發現,台灣雖然在多黨制一人一票之下好像「民主」了,但事實上台灣人還是「很百姓」,政治口號只是奪權工具,實務上還是「誰把百姓照顧好了,百姓就說誰好」。換句話說,中共相信,同為「漢文化」,同為「我者」,台灣應該能接受實施於中國內陸的同一套「百姓三原則」。

若細細體會中共近三五年來的對台動作,其間無不循著「百姓史觀」在運作,並不嚴格區分藍綠。順者,就多照顧你一些,小順發小財,大順發大財;逆者,只要不跟鈔票過不去,還是讓你沾些好處。對位高權重者,如台面上下的政治人物,中共盡量不介入內鬥,不干預他們各自的「中央級土皇帝」地位;對位低權輕者,如地方農漁會幹部,則積極鞏固他們的「地方級土皇帝」地位。從實施的成果來看,台灣各界吃這一套的人還真不少,顯示了台灣人腦中具有「百姓史觀」者確實很多。

潛意識中的史觀,就是一張天羅地網。台灣為何擺脫不了種種中國式史觀的牽絆?說來非常弔詭,台灣越強調「本土原旨」史觀,就會越陷入中國史觀,這其中道理有點傷感情,但是不能不說:台灣根本就沒有「本土原生」的歷史,就像美國根本沒有「本土原生」一樣;台灣事實上就是「移民雜燴」,一切的「本土原旨」論述都是虛構的,不過是來自大漢文化的某種扭曲投射罷了,一種大漢文化下「我者」與「它者」的海島場演出。這真的很弔詭:台灣「去中國化」的方式很中國化;結果去除了表面,但骨子裡還很中國,例如上上下下都抵禦不了對岸的「百姓史觀」統戰策略。

放下史觀=立地成佛

以上論述了幾種存在台灣人腦中的史觀:本土原旨史觀,移民雜燴史觀,日本二代史觀,中國二代史觀,炎黃史觀,百姓史觀。先不論其優劣利弊,難道台灣人就只能在這幾種史觀中打轉,任其廝殺,然後力盡而棄?台灣陷在「史觀殺戮戰場」中,有沒有脫身之道?

當然有!那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史觀在人的腦中深不可測,但是再深,它還是在腦內,而不在腦外。只要是在腦中的東西,你我其實都有能力處理,那就是,「意識到它、說出它、然後學著放下它」。這過程,有點像電腦系統的整理,任何開機時自動?動的軟體,只要找到它、備份它,不讓它自動?動,只在需要時造訪它。

困在史觀盒子裡的人,其實就是宿命論者:一旦被歷史說服,未來也就是那麼回事了。宿命論,就像是一台沒有前視窗只有邊窗和後視鏡的車子,開著這樣一台車子上路,即使不撞車,也絕對開不快。而正常的車子,前視窗開闊,供駕駛人奔馳,後視鏡小小一塊,僅供變換車道時瞄一眼。台灣,要開哪一種車子?

人生在世80年,其中真正用來決定自己命運的,也不超過50年;這是上帝贈送的基本點數,用完就沒了。作為一個人,我們是要被史觀綁架一生,還是要放下它,直接以一個「人」的天良、理性、感性來實現自己生命的意義?

台灣與近代世界遭遇才400年,就世界近代文明史而言還是個少年,照理不應該出現根深蒂固的史觀,然而,現在存在人們腦中的史觀卻很頑固;就像早老症的患者,才20歲卻已經滿臉皺紋。台灣最好放下史觀,不管是哪一種,因為哪一種都是被強加的。年紀還輕的台灣,最好把主體性直接建立在「人的價值」上,從人的本質來勾勒台灣,展現移民國度的氣魄,而不要把主體性建立在任何史觀上。

花三天時間,放下你的史觀,從此用一個移民國度的精神來拓展台灣的未來性,如何?

(本文曾刊於:聯合報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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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幸福自己救

台灣人擔心自己過度依賴中國,不止經濟,還有政治、文化、社會。在大企業的生存方向不斷朝著中國傾斜的當下,無力的小民採取的辦法是「推開中國」,他們想把中國拒之於門外。

烏克蘭獨立了24年,但在地緣上和文化上,它推不開俄國。烏克蘭土地為台灣17倍,人口為台灣兩倍,歐洲三大穀倉之一,金屬礦產極為豐富,軍事科技強大。以其土地、人口、資源,它尚且推不開俄國,以台灣的條件,又如何能推開中國?

台灣現在的「拒中」,其實是個「殺敵五千、自損一萬」的辦法。中國已經是世界的一部份,對世界開放,就不可能剔除中國因素;眼下的台灣就像一個堅持吃純素的出家人:只要菜裡沾了一點油腥,整盤菜就推開不吃。一套「葷腥不忌」的中國論述,當然不是台灣之福,但是台灣至少需要一套「奶蛋素」式的中國論述。如果連「奶蛋素」都不能接受,那麼世界上就沒有台灣可吃之菜了。

台灣必須走上「自主幸福」

中國是推不開的,認了吧。但推不開,不見得就一定要溶進去。台灣若想保持長久的自主性,策略絕不在推開中國,而在接納世界:打開大門,讓世界走進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他也會來,那就讓他來吧。

對台灣前途的真正威脅,不在中國進來,而在台灣根本不歡迎世界進來;多數的台灣人只想安安靜靜的在島上過小日子,不想應付世界走進來後的紛紛擾擾。非常弔詭的,台灣人不歡迎世界的入侵,最終會導致不得不接受中國的入侵;換個方式說這道理:接受世界的「入侵」,就是防止中國入侵的最佳辦法。

把話說到底,以台灣的地理、人口、國民素質的條件,根本不可能承載一個「從此公主王子過著幸福快樂小日子」的自足國度;上世紀70-90年代的經濟幸福,多半來自美國的眷顧以及中國的閉鎖,那只是上天給的紅包,現在紅包已經被收回,但台灣人還舊情綿綿的期盼天天可以過年。

「被動幸福」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台灣接下來若還想幸福,只能走「自主幸福」,那就是把有限的資源,包括土地、人力、人才、產業、金融、資訊、文化,和世界有機的結合起來,而不僅僅是貿易掛帥。

「自主幸福」是對心理、人格、行為習慣的大挑戰,其嚴峻程度不亞於常年領薪水者突然被迫創業。台灣400年來的殖民、類殖民生存經驗,其實就是「自主幸福能力」的最大障礙。而今創傷猶在,用「說NO」來抗拒世界走進來,確實情有可原。但是,無限期的懼怕任何外來世界的「入侵」,只會有兩個結果:本土機構邪惡的將有限資源吃乾抹盡,以及中國成為最後剩下的唯一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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